1979年，已是68岁高龄的开国中将廖汉生重返湖南老家，受到了当地政府和人民的热情款待。午餐时，官员们提议前往餐馆，廖汉生却坚持拜访一位名叫廖春莲的农妇，这一决定让在场的官员们不解。廖汉生缓缓开口：“她是我的亲生女儿。”官员们更加困惑，廖汉生的女儿为何会在乡下生活？这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故事？
要说起这事儿，咱得从廖汉生他老爸廖兰湘说起。廖兰湘是一名学识渊博的书生，对乡里的不公和压迫深恶痛绝，终于在贺龙的招揽下加入了革命的行列。在革命队伍中，廖兰湘以其卓越的才能，不论是起草策略性文件，招募兵力，还是宣扬革命理念，无不表现出色。
有一日，廖兰湘向贺龙申请短暂离开，他需要回到故乡为弟弟安排婚事。贺龙闻言，半是关心半是玩笑地询问：“急匆匆的，难道家中有何重大之事？”廖兰湘坦承，这次回家是为了给他的次子安排婚事。
贺龙突发奇想，笑着提议为廖汉生也找个媒婚，“汉生的弟弟都要娶妻了，我们是不是也该为汉生找个伴呢？”虽然听起来似乎带着玩笑的成分，贺龙确实动了心思，为廖汉生介绍了肖艮艮是他二姐的女儿。
贺龙对廖汉生这位年轻人十分赏识，这种好感源自于他对廖汉生潜力的认可。这也是为什么一听到关于定亲的话题，他便立刻想到为廖汉生介绍对象。
在那个混乱的时代，土匪四起，军阀割据，普通百姓见到骑马的士兵便惊恐关闭大门，生怕遭到掳掠。当贺龙和他的部队经过廖汉生的村庄时，村民们异常镇静。这支队伍的举止端庄，对村民礼貌有加，所以令村民的围观和支持。
当时廖汉生还没满十岁，对于这壮观的队伍充满了好奇。他跟随大人们一起走近，目睹了这支队伍的风采。就在这时他的目光与一名长着一字胡的壮年军官相遇。其他孩子见状已纷纷逃散，但廖汉生却站立不动，目不转睛地盯着那军官。
那名军官正是贺龙。见小孩子毫不畏惧，他忍不住走上前去，询问：“小家伙，你是哪家的孩子？这么大的胆子，见到我来，也不逃跑？”廖汉生挺胸回答：“我是廖家的。”进一步的询问下，廖汉生骄傲地告诉对方，他的父亲是廖兰湘。
这番交流让贺龙对小廖汉生刮目相看，深深记住了这个小男孩的勇气和坦诚。于是当机会来临时，贺龙积极撮合，让还不满十岁的廖汉生与肖艮艮定了亲，两个家庭因此结下了不解之缘。
不幸的是，廖兰湘在廖汉生十岁那年病逝，使得原本的家庭陷入困境。贺龙在得知这一消息后，不光提供了经济援助，还引导他投身教育。由于贺龙的资助，廖汉生得以在桑植县的一所知名小学继续他的学业，这是一个新的开始。几年后贺龙再次伸出援手，帮助他进入常德省立第二师范学校附属小学五年级，这对他的学术和思想成长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
在师范学校的日子里，廖汉生学业成绩优异，而且深受新思潮的影响，他首次接触到了共产主义的理念。毕业后他回到家乡，迅速联合几位同窗发起了农民运动，试图改变当地农民的苦难生活。正当他准备大力推广这一运动时，国内政治风云突变，蒋介石的反革命政变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轨迹，他和许多志同道合的同志受到了迫害。
贺龙此时公开声明脱离国民党，坚定地加入了共产党。作为贺龙的亲近盟友，廖汉生也自然成为了反动势力的目标。在无法安居的情况下，他决定离开家乡，寻求庇护。他找到了贺龙的两位姐姐，两人都是游击队的成员，拥有武器和战斗经验。廖汉生加入她们的队伍，开始了抗争生涯，用武器保卫信仰和同志。
1928年，经过一段艰苦的游击战争生涯，贺龙再次回到家乡并告诉廖汉生，他已经完全投身于共产党的事业，虽然南昌起义失败了，但共产党的斗争精神依然顽强。受到这番话的鼓舞，廖汉生坚定了终生追随贺龙的决心。在贺龙的号召下，他们迅速召集起一支3000人的队伍，准备对抗国民党的围剿。
面对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军队，他们很快陷入苦战。贺龙决定将战略转为游击战，指派他的两位姐姐带领队伍在家乡周边进行游击作战，而他自己则继续在更广阔的战场上展开斗争。廖汉生原本想随贺龙一同行动，但贺龙考虑到他的年轻和未来的潜力，坚决不允许他冒险。在贺龙离开后，敌人开始针对贺家进行报复。贺戊被迫带领家人寻找避难所，最终选择了廖汉生的家作为暂时的庇护地。
根据当地的传统习俗，未婚男女是不允许单独见面的，但在战争的特殊环境下，廖汉生和已订婚的肖艮艮必须频繁接触，共同策划和参与抗敌活动。面对这种情况，两家的长辈决定不再拘泥于传统，而是让他们尽快举行婚礼，正式结为夫妻。
新婚数周，他们所在的游击队遭到敌军的激烈攻击，部队实力不敌，被迫撤退至深山之中，利用复杂的地形与敌军周旋。
在这种连绵不断的逃亡与反击中，肖艮艮发现自己怀孕了。在这种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怀孕本是喜事，但考虑到安全与健康，肖艮艮不得不返回桑植县的樵子湾，而廖汉生则留在游击队继续抗战。
1928年，贺龙再度回到湘鄂西，廖汉生与同志们终于得以从山中走出，与贺龙的主力部队汇合。随后，贺龙带领部队成功攻占了桑植县城。
在一次短暂的休整期间，廖汉生得以返回家中，见到了他的妻子和他们的一对子女，内心泛起了难以言说的喜悦。好景不长，敌军迅速发起了反扑，贺龙为了保存力量，决定撤退。在撤退过程中，廖汉生与部队失散，被迫带着家人藏身于一位老乡家中。
1933年，贺龙率红军转战至湘鄂边，廖汉生与贺民英领导的游击队才得以从深山中走出，与贺龙的部队汇合。此时红军正准备攻占桑植县，廖汉生借此机会短暂回家与家人团聚。
然而桑植县被攻占后不久，敌军发起了猛烈的反扑。贺龙无奈下令撤退，恰逢廖汉生抵达部队，贺龙紧急嘱咐他：“桑植现在危险，快带着你的家人先撤到鹤峰去。
廖汉生急忙返回，将妻儿及母亲安全转移到鹤峰。在那里他与贺民英等人发动当地民众，组建赤卫队，虽然生活稍显平静，但这段安宁并未持久。叛徒的出卖导致敌军突袭，一场突如其来的袭击在夜晚发起，廖汉生被迫紧急应战，大喊着让屋内的家人撤离，他拿起武器冲出房屋，为家人提供掩护。
敌人占据了有利地形，使得游击队的局势非常不利。尽管如此，游击队依旧奋力抵抗，最终虽然击退了敌人，但代价惨重，贺龙的两位姐姐在战斗中牺牲，肖艮艮和儿子也被敌人掳走。
面对如此惨痛的损失，廖汉生含泪与战友一同埋葬了烈士，随后他带领剩余的队员赶往贺龙的主力红军驻地。他向贺龙汇报了这一切，贺龙沉默良久，最后问道：“她们都牺牲了，你还有决心继续战斗吗？
廖汉生坚定地回答：“为了她们，我必须继续战斗！”
贺龙鼓励他：“好，那就再次集结人手，重建游击队，与敌人斗争到底。”
廖汉生返回了家乡，召集了周围村庄的赤卫队员，继续与敌军作战。不久他被编入红七师二十一团，并被任命为红三军军部书记员。在贺龙等人的推荐下，廖汉生加入了共产党。
到了1934年，廖汉生听到了一个好消息：他的母亲设法筹集了资金，成功赎回了肖艮艮和孩子。经过申请贺龙同意了他的短暂回家。回到家中，廖汉生与肖艮艮及孩子团聚。
短暂的家庭团聚后，第二天一早，廖汉生便急匆匆地返回军部，继续参与南征北战的艰苦斗争。由于敌军的连续围剿，他一直无法再回家探望家人。直到红军即将开始历史性的长征，他才从战友口中得知，他的小儿子不幸夭折，家中只剩下母亲、妻子和女儿相依为命。
面对即将到来的长征，廖汉生心中万分挣扎，渴望回家再见一面，但重大的军事任务让他无法离开。最后在长征前夕，肖艮艮得知消息，带着孩子赶来为廖汉生送行。那一别，竟成了长久的分离，直到许多年后都未能再相见。
廖汉生离开后，肖艮艮和孩子们为了逃避敌人的追捕，不得不频繁搬迁，生活在不断的流离失所中。在这种困苦的生活环境下，本就体弱的儿子承受了太多，终因疾病折磨而夭折。
当消息传到廖汉生耳中，他整晚辗转反侧，难以入眠。自孩子出生以来，他一直忙于革命工作，没能尽到父亲的职责，孩子的离世让他心如刀绞，痛苦不已。
一年后红军终于抵达陕北，战事暂时平缓。这时廖汉生开始筹划将妻女接至陕北共同生活，期待着能够稍微弥补过去的遗憾。就在这一切准备就绪之时，一个消息传来，他的妻子和女儿在老家被杀害。
这一消息让廖汉生震惊至极，心中挣扎与不甘，廖汉生苦苦寻求真相。直到1942年，贺龙回到延安，肖艮艮的弟弟肖庆云也跟着回来。肖庆云直接告诉廖汉生：“姐姐被敌人杀害了！”从肖庆云这里得知这个消息，廖汉生后悔当初没有把妻子带出来一起走。
廖汉生之后好长一段时间都没法缓过劲来。贺龙看在眼里也挺难受，于是就跟他夫人薛明商量，打算给廖汉生再介绍一门亲事，帮他找点幸福。贺龙和薛明挑来挑去，最后看中了杨尚昆的妹妹白林。白林原名杨白琳，因为不想靠她那几个出名的哥哥的名气，所以她改了个名字叫白林。
白林这个女同志挺有主见的，她仔细观察了廖汉生一阵子，觉得他还挺合适的。结果两人就在1943年结婚了。
转折发生在1949年，当全国解放的消息传遍大江南北时，一个真相也随之揭晓。肖艮艮并没有死亡；在廖汉生参加长征期间，她被敌人俘虏，虽然敌人曾威胁要处决这位“贺匪”的外甥女，但由于贺龙的威慑力，他们始终未敢下手，而是最终将她秘密地卖到外地，迫使她与他人结婚。
婚后三天，两人便各自返回工作岗位，为了革命事业，这种牺牲个人生活的情况在当时并不少见。即便偶尔能在同一个地方，夫妻二人也鲜有机会朝夕相处，一切都必须以革命工作为重。
解放后，肖艮艮得知了贺龙在四川担任高官的消息，这让她激动不已，怀着对家人深深的思念，她通过间接的联系方式给贺龙写了一封信。贺龙接到信后，非常激动，立刻指示手下：“快把她接到延安来，我要亲自见她。
贺龙还特意联系了廖汉生，告诉他这个好消息。廖汉生听后，感到难以置信，既喜悦又感到心酸。不久肖艮艮真的来到了贺龙身边。在多年未见的外甥女面前，贺龙喜极而泣。
肖艮艮迫切地询问贺龙：“汉生在哪里？我想见他。”贺龙迅速安排了一切，派出警卫将肖艮艮送往青海，与廖汉生团聚。15年的分离，当两人在青海西宁再次相见时，虽然心中有太多话想说，但最终只能以简短的问候代替心中的千言万语。
面对廖汉生和他的新家庭，肖艮艮感到一种难以言说的复杂情绪，但在看到廖汉生时，她的心情也是复杂的激动。告别时，肖艮艮紧握着廖汉生的手，深情地说：“能再见到你，我就已经很欣慰了，你不必为我担心。
之后，肖艮艮默默地返回了她的家乡，直到1960年代中期她去世。廖汉生得知这一消息后，泪水止不住地流下，他对肖艮艮的离去感到无比的愧疚和哀伤。
1979年6月，利用一次难得的休假机会，廖汉生带着白林返回了他的故乡。他们来到了肖艮艮的墓前，廖汉生在墓前驻足良久，似乎在回忆过往两人共同度过的点点滴滴。随后他默默地离开了墓地，前往了当地一户农家小憩。这户人家的主人，是廖汉生从未谋面的女儿廖春莲。
肖艮艮去世前曾将女儿的居住信息告知廖汉生，而廖春莲也从母亲那里了解到了关于父亲的一些信息。但廖春莲对父亲廖汉生的长期缺席和晚年的突然出现心存芥蒂。
当廖汉生公开向在场的人介绍廖春莲是他的女儿时，春莲却指着自己的公爹说：“这是我的爸爸！”廖汉生虽然笑着重复她的话，但内心深处无疑感到了刺痛。
1984年11月27日，廖汉生再次回到故乡。他参观完肖艮艮的墓地后，又来到了女儿家中。这次，廖春莲看到他时，亲切地称呼他为“爸爸”。廖汉生听到这个称呼，心中的欢喜溢于言表。饭桌上他频频给女儿夹菜，希望她多吃些。
离别前，廖汉生紧紧拉着女儿的手，叮嘱她：“女儿，一定要安心农村建设，不要向国家伸手，不要给政府添麻烦。”廖春莲听后点头答应，同时也关心地嘱咐父亲：“爸爸，您也要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
不久后，当廖汉生得知桑植县人民政府打算将廖春莲安排进城工作时，他立刻写信给家乡政府，请求让她留在农村：“......就让她在农村吧。”
之后有一次，廖春莲去北京看望父亲，恰好碰上杨尚昆也来拜访。廖汉生特意介绍春莲说：“这是我的农民女儿。”杨尚昆看着春莲，亲切地点头表示赞许。
廖汉生的家庭悲剧，其实是他参加革命所付出的代价之一。他不是唯一一个经历这种痛苦的人，在红军里，有很多人的家都因为革命而支离破碎，甚至失去了家人。这些战士们都知道加入革命可能会遭遇这样的结果，但他们还是义无反顾地加入了，因为他们想解放那些被压迫的人们。这种无私奉献的精神，是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尊敬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