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3月13日（阴历二月十六），大雨滂沱。惊蛰已经过去了七天了，随着一道道闪电自苍穹刺入大地，第一声春雷炸响在泾县赤坑山的上空，山谷中传来一阵阵闷哼。闪电照亮山林的一瞬间，也照亮了赤坑山主峰下的一个山洞口，那里坐着项英副军长的“忠实”守卫者——副官刘厚总，只是此时他“守卫”的已经是项英的遗体了。而杀人者正是这个副官刘厚总，同时被他杀害的还有新四军副参谋长周子昆和他的警卫员黄诚。

在电闪雷鸣的掩护下，刘厚总于3月14日凌晨1点40分，对着三人连开数枪，在确认项英他们均被打死后，他坐在洞口，安静地抽着从项英身上搜出来的全禄牌香烟。让我们把时间拉回到1月25日，项英、周子昆带领突围出来以及沿途收容的十几人，住在田坑里的烧炭棚子里，顽军108师的一个连队前来搜山。项英他们赶紧冒着风雪向濂坑方向转移，地面上积雪很厚，为了不留下脚印，项英要求大家沿着河沟走，这可是他在长期的游击战中积累的摆脱敌人追踪的经验。当他们走过一条无名小溪时，周子昆不小心踩到溪底光滑的鹅卵石，一个趔趄，跌进溪水里。天寒地冻，浑身是水的周子昆冻得直哆嗦。

警卫员赶紧到附近的村庄找到一个草棚子，生起一堆火。周子昆脱下湿漉漉的衣服，换上警卫员递过来的替换外衣。随手把自己沉甸甸的棉坎肩交给了刘厚总。刘厚总感到奇怪，棉坎肩就吸了点水，怎么会这么重。他坐在火堆旁，边烘烤棉坎肩,边不断地用手摸着、捏着。是金条！他摸出来了。原来，在突围之前，新四军供给处把所存经费分发给军部工作人员，作为突围时紧急情况下使用。经费分为三种：一种是法币，一种是银元，一种是金条。银元发给机关人员，每人二十五元至六十元不等，刘厚总就按标准分到了三十元。军首长就分得多得多，但银元太重，一般是法币和金条。他琢磨着，项英身上的经费，比周子昆的恐怕还要多。

一个念头在刘厚总心头一闪而过，但他又很快用力地眨了一下眼睛，试图掐灭那个念头，但已经晚了，它已经像一颗毒草在刘厚总的内心深处滋长蔓延……3月初，他们终于冲出了敌人的包围圈，并联系上了军部参谋刘奎，这样他们的队伍就有二十来人了。3月11日，在刘奎的带领下，他们来到濂坑，住在中共地下党员姜其贵家中，在那里他们总算吃了一顿“美餐”——煮熟了的玉米饭。第二天一大早，为了躲避敌人，在姜其贵的带领下，他们上了山。那山极为陡峭，半山腰有一个小山洞——蜜蜂洞。

洞里仅能容纳四人，其他人只好住在山下的山坳里。当晚住在洞里的四个人是项英、周子昆、副官刘厚总和警卫员黄诚。他们计划第二天派人去找旌泾太县委书记，联系过江的事，因为上级要求他们尽快过江。当天夜里，项英和周子昆还下了一会儿用石子做的土棋。10点多，他们陆续睡去，由内到外的顺序是刘厚总、项英、周子昆和黄诚。大雨从黄昏开始下起，一夜都没停过。刘厚总压根就没有睡，等他们三人陆续睡着后，他慢慢坐起身。在闪电的映衬下，他看到洞口的黄诚面向洞壁蜷缩而卧，项英和周子昆共盖一条毯子，半蜷着身子，抵足而眠，睡得很沉稳。

这些天，他想了很多很多，那个念头一直在折磨着他，他的内心在痛苦地挣扎。但，过江的日期越来越近，他的决心也越来越坚定。他觉得今晚是时候下手了，因为到了江北就没有机会了！据说人在自杀之前，会有一个鬼魂在耳边不停地规劝：“死了好！死了好！”此时，刘厚总的耳边仿佛也有这样一个魔鬼的声音：“快动手！快动手！快动手！”他把手不自觉地放到了崭新二十响上手柄上，这支枪是他通过项英用命令的方式从警卫连一排长那里抢来的，在突围中他多次立功也多亏了这支枪。

忽然又是一声炸雷，他一个机灵，他理解这雷声是对他催促，不能再等了！他拔出了手枪，对着面前的目标，扣动了扳机。“叭！叭！叭！叭！”洞中的枪声在雷雨声的掩盖下显得异常沉闷。枪声过后，项英、周子昆当场牺牲，但是黄诚只是胳膊受了伤，反而被枪声惊醒，他挣扎着想去摸枪，被刘厚总发现又补了一枪，这一枪打在后颈上，他昏死了过去。刘厚总以为他肯定活不了，但他却侥幸活了下来。40年后，他详细回忆了那一晚的场景，不然这将会成为一桩悬案。

为什么一个跟了自己多年的副官随从，会向自己打来了黑枪。仅仅是因为他贪财吗，还是他原本就是个大坏蛋！我看这些都不尽然。如果，他仅仅是为了贪财，那他在突围途中就可以杀死项英，然后去上官云相那里去领项英高达5000银元人头费，而不是一路上靠着那把二十响对项英舍命相救。认为他仅仅是贪财就过于简单化了。如果，他原本就是个大坏蛋，那他在南方艰难的三年游击战争中为什么没有变节叛变，当时的湘赣边区省委书记陈洪时、湘赣军区司令员孔荷宠、军区参谋长龚楚等大领导都坚持不下来投敌了，而他仅是手下只有几十人的游击队长，却在血雨腥风中坚持下来了。

他的这种从极左到极右、从忠诚到背叛的剧变，应该有着深刻的人性逻辑。下面我们就来一起探究一下，他叛变的真正内心逻辑。我认为至少可以分析出三个方面的原因。其一、对革命悲观失望。刘厚总在大革命那会儿，是家乡的农运骨干分子。大革命失败后就上山打游击，担任“湖南赤色游击队第三大队”的大队长。红军长征后，他打了三年的游击。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带的游击队剩下五十余人，被编入新四军特务营四连。他自己也于1938年到延安抗大学习，次年又转到新四军教导总队学习，后被分配到新四军军部副官处任副官，级别大致是副营级。从他的经历可以看出，他的革命生涯除了在38年以后两年的学习和大约一年在新四军工作之外，其他都是处于游击状态，也就是长期远离党组织的监管。在担任游击队大队长期间，搞独断专行，一人说了算，政委换了一个又一个。

尽管后来进行了两年的集中学习思想改造，但是“个人主义”“流寇主义”“盲动主义”思想并未完全根除。皖南事变后，他跟着项英，眼看着近万人的部队被敌人打散、俘虏、歼灭，堂堂的新四军军部仅一个多月时间就沦落到只剩下十几个人，最少时只有他和项英两人在大山里四处躲藏。在远有日军，近有顽军，眼前又缺吃少穿，时刻担惊受怕的心理压力下，他的革命意志发生了动摇，对革命的前途开始悲观失望。

其二、对前途充满迷茫。1941年3月初，项英他们在突围途中，曾在地下党的联络下，接到过中共旌泾太县委的口头信，大意是在新四军军部过江之后，江北会重新指定人或派人来领导皖南的游记战争。这就意味着经历了皖南剧变，有可能项英到达江北后，指挥权会受到限制。这对项英是一个打击，对刘厚总同样也是打击。这次皖南新四军被国民党顽军围困的前前后后，刘厚总一直都跟着项英，他目睹了项英在这一过程中失误决策的全部。如果，到了江北项英失去了权力，那他作为项英的副官也同样会受到牵连。于是，他想到远走高飞回到老家耒阳，但转念一想不行，那里还是国民党的天下，他回去，轻则坐牢，重则人头落地。

其三、对金钱贪婪渴望。对他来说，革命前途渺茫，家乡又不能回。那么，就还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到一个遥远的，无人知道的地方享清福去。但，这就需要钱。烤火的那天，他估计了一下，项英和周子昆身上合起来，黄金应该有几十两，而法币可能有两万元。这是一个非常可观非常诱人的数目。要知道，那时的团营级干部每月津贴费才三元钱，还经常发不出来。有了这样的念头，他就边行军边进行着激烈的思想斗争，那棵毒草逐渐在全身蔓延，最终完全占据了他的大脑。在那个雷电交加的雨夜，他动手了。

“回报”当然是丰厚的，二万四千六百元法币，赤金八两五钱，金壳表一支，钢壳表一只，怀表一块，大烟土一块（周子昆治胃病当药用的），手枪三支（项英的勃朗宁手枪是斯大林送的）。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刘厚总的叛变，对前途迷茫是动因，对革命悲观是根本，而对钱财贪婪却是诱因。杀人后，刘厚总又在洞口坐了三个多小时，等天放亮时才离开。第二天一早，警卫员夏冬青要赶到蜜蜂洞去照顾首长，却被眼前的景象吓傻了。他转身往回跑，边跑边喊：“不好了，项、周首长出事了。”谢忠良（参谋处第二科科长）和刘奎等人匆忙爬上蜜蜂洞，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

三人都躺在血泊中一动不动，项英、周子昆已经牺牲，所幸黄诚还有心跳。大家七手八脚地把项英、周子昆连同他们的毛毯，埋藏在离洞口约100米处的一处石坝里，用石头盖住。埋时大家在说，项军长穿的是布鞋，周副参谋长穿的是皮鞋，这个特征大家要记得。黄诚被刘奎送到老乡家养伤，伤愈后，一直留在皖南，随同刘奎坚持游击战争，直至全国解放。80年代初，任江西百货公司宜春分公司副总经理的黄诚，写信给人民大学党史专家胡华说出了当时的真相。1952年8月14日，华东军区政治部出面，由当年参加掩埋项英、周子昆遗体的军部参谋、时任皖南军区副参谋长刘奎带领，找到了烈士的遗体，运抵南京。1955年6月18日下午，在南京军区总医院礼堂，举行了项英、袁国平、周子昆三烈士遗骸入殓仪式。6月19日上午，将三烈士安葬在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当地人尊称“三将军”墓。

至于刘厚总后来的结局，很多史学家都认为没有定论。但我在查阅资料时，有了一些新的发现，目前比较权威的说法有两种：一种是，根据《史林新叶》2008年第6期《项英被害详情披露》记述。刘厚总下山后，被旌德县县长李协坤出巡乡镇时发现并抓获。审讯时，刘厚总起先说自己叫李正华，是第三战区特务密查员。可因拿不出证件，口供又前后矛盾，最后被迫承认了自己的身份，并说自己杀了项英，要求办自首手续，要论功行赏。县长一听极为重视，于4月28日，派旌德县特种工作行动队队长陈思新等人，跟着他一起返回蜜蜂洞去找项英等人的尸证。由于项英和周子昆早已被刘奎他们掩埋，自然找不到。

同去的国民党顽军说他撒谎，要杀了他，吓得他趁乱逃走。后来刘厚总又在太平县被抓，他供认杀死了项英、周子昆，抢得大量国币和黄金，但这些钱财被地方官员抄走。因没有办法辨别他供词的真伪，太平县县长将他交给国民党皖南行署关押。又于1943年冬将他押往重庆，关入渣滓洞第6号牢房。据说，刘厚总在监狱里负责管理图书，白天可在狱中天井走动，夜里则被锁入牢房之中。

直到1948年才将他释放，给了他一笔钱，打发他回原籍。但当时人民解放军已大有渡江之势，他感觉家乡也不安全，就滞留在重庆。1949年11月，解放军逼近重庆。在兵荒马乱中，刘厚总企图逃命，但在与他人抢登卡车时被人捅了一刀。正好被驾车路过的白公馆看守所长陆景清看到，带他上车，走了一程，看他救治无望，就又把他扔下，自顾逃跑了。这样，刘厚总便死于兵荒马乱之中……另一种是，据《军队保卫工作》2005年第50期《杀害著名共产党人凶手落网记》记述。刘厚总被送到重庆后，曾任军统第三情报组中校副组长。后因违规，被关入牢房。1949年春，徐恩曾接管特务组织，他觉得刘厚总这样的人继续关押下去没有什么用处，便下令释放，让他回湖南老家去。后来，刘厚总在江西九江一盐铺当了伙计。

1949年5月，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九江处于前线，难以安身。于是，刘厚总就去江西新余县的一湖南老乡开的兴记盐铺当了管账先生。1952年7月的一天，刚从部队下来的新余县公安局副局长黄宜蕃，在对城西兴记盐铺进行户口核查时，发现管账先生好面熟，经反复盘问，发现账房先生并不是本地人，且回答问话前后矛盾，这引起黄宜蕃的高度警惕。黄宜蕃觉得此人像自己当年在新四军里给周子昆副参谋长当警卫员时，常常见面的项英副军长的副官刘厚总。所幸事过多年，而黄宜蕃那时又仅仅是个警卫员，刘厚总并未认出他。反复核实确认后，1952年7月28日，黄宜蕃带人逮捕了刘厚总。陈毅闻悉当年杀害项英、周子昆的凶手落网后，指示公安政法部门尽快结案，处决这个罪大恶极的叛徒。

1952年8月初，刘厚总在南昌被处决。以上的两种史料叙述都很简略。但综合来看，在刘厚总在叛变后基本情况是一致的，尽管国民党认为没有证据能证明他杀了项英等人，但他有向国民党投诚的举动，于是就被送到了重庆，之后还坐了一段时间牢，在重庆解放前被释放。分歧在于，是解放前死在了重庆，还是解放后被枪决于南昌。我认为，后一种可能性较大。当然也可能是刘厚总被陆景清扔在路边后并没有死，最终还是流落到江西，然后被黄宜蕃发现、逮捕、枪决。尽管时间上有一些不相吻合，但是对于这样一个小人物，谁还去记录那么详细呢？实际上，解放后我国对没有能够逃出大陆，潜伏在人民内部的特务和叛徒进行了多次拉网式清查，他不可能逃得掉。不管怎样，这个叛徒最终肯定是没得善终，这也算给项英和周子昆的在天之灵一个告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