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军抓到的日军俘虏共1800余人，这里面包含印缅战区作战的远征军和驻印军抓的俘虏，以及抗战初期八路军、新四军抓到后转交的部分。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抓到了多少日军俘虏呢？根据《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役战斗总览》的详细统计：1937年9月-1938年6月，俘虏124人；1938年6月-1941年5月，俘虏1771人；1941年6月-1942年5月，俘虏 442人；1942年6月-1943年5月， 俘虏428人；1943年6月-1944年5月， 俘虏519人；1944年5月-1945年5月，俘虏773人；1945年6月-1945年10月11日，俘虏2156人。计算下来，敌后战场我军俘虏日军6213名(另有746名日军投诚)，合计6959名。从上面的统计就能看出，抗战时想要活捉日军是很难的，尤其是抗战初期。八路军首战平型关，消灭了一千余日军，但是没能抓到一个俘虏，此后120师、129师也频频出击，激战雁门关，夜袭阳明堡，却也未能抓到日军俘虏。
1937年11月的广阳伏击战，捷报传来，八路军首俘日军，而且是115师343旅参谋长陈士渠一夺长枪，二夺军刀，亲手抓了俘虏。上篇文说到，新四军的首战是由鄂东北独立团（与红28军没啥关系）改编的九团二营打的蒋家河口伏击战，我军充分利用地利，机枪步枪急袭，汽艇上的日军被动挨打，几无还手之力。这一仗击毙日军二十余名or 十余名，我军无一伤亡。战斗干脆利落，以致于担架队、卫生队本准备抢救伤员，还没行动战斗就结束了。
此战过后不久，1938年6月16日，皖中舒城、桐城间的大、小关伏击战，新四军第一次抓到日军俘虏。这次战斗部队的番号也是二营，但是是第八团二营。我军以伤7亡2（其中牺牲一位排长）的代价，“击毙日军10人，俘1人，缴获三八枪4支和一些弹药背包。”（2营6连指导员胡炜《打击日军的第一次战斗》），至于毙伤23名之说，估计是战时宣传需要。这一仗也是八团抗日首战。
大、小关战斗发生地这个八团，新四军成立时有1500余人，是人数最多的一个团。但是，全团没有一挺机枪，一半的人员手里拿的是大刀长矛，穿的服装有军装、有长袍、有布衣短衫，五花八门。人员构成上，不到一半是红军游击队员，一大半是改编过来的土匪。因而，虽然是新四军成立之初最大的一个团，但是从人员到装备来说，可以说是战斗力最弱的一个团队。但是在抗日烽火中，八团越打越强，成为我军的主力团。解放战争时，八团的番号为华野七纵58团。大王庄战斗，中野王近山指挥的六纵遇到了难啃的骨头，58团增援，歼灭十八军老虎团两个营，迫近黄维指挥部。
1949年整编，番号为25军74师220团。抗美援朝时，随师转隶24军。1952年12月，24军接替15军防务，220团防守的阵地是西方山391高地，这个高地就是邱少云牺牲的那个高地。关于那个高地的战斗，可参看之前的文章：邱少云牺牲换来胜利的意义，美65团撤编，美军：中国人开始进攻了回国后，24军驻守京郊，后220团随师改隶66军。70师转为卫戍区警三师后，74师又转隶24军，改番号70师，220团改番号208团。老八团的传奇不仅仅于此。八团东进后，留下了200人组建了新四军第八团竹沟留守处，中共豫南特委，河南省委，中共中央中原局先后驻扎于此，竹沟被称为“华中小延安”。
一年多的时间，从竹沟这个地方走出来两支部队，东进南下，后发展壮大为新四军第四师、新四军第五师。整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的，除红二十八军1500人外，还有鄂东北红军独立团300余人，还有鄂豫边红军游击队1500余人。鄂东北红军独立团与红28军虽是由平级的两个党组织各自领导，但由于血缘较近，特别是由于高敬亭的原因（吞了），许多人误以为红28军有1800余人。鄂豫边红军游击队与红28军之间，这两支红军相互没有统属关系，战斗区域不同，停战谈判不同，集中地点也不同。长期以来，相关著述对鄂豫边红军表述不多，很多人都以为整个新四军第四支队都是由高敬亭领导的红军整编而来，实则谬矣。
周骏鸣新四军老八团是由中共鄂豫边省委领导的鄂豫边红军游击队整编而成。八团的成军，首任团长周骏鸣功莫大焉！“义马星”的从军路周骏鸣（1902—2003），原名周卯中，河南省确山县人，享年101岁。周骏鸣出生于2月，家庭是石滚河乡焦老庄村一户家境比较殷实的农家，算是一个小地主家庭。算命先生说他是大富大贵之命，占了四个卯字，即卯年卯月卯日生，小名卯中。7岁时，周骏鸣被家人送入私塾启蒙。然而，他对于私塾先生教授的《三字经》、《百家姓》等等不感兴趣，对于每天摇头晃脑地诵读“之乎者也”感觉是在受罪。他最喜欢的是与小伙伴们比力气，比摔跤，由于身体比其他的同龄人强壮（成年后身高接近1米9），总是屡屡获胜。现在看来，他就属于一位调皮捣蛋的学生。
17岁那一年，他跟母亲进确山县城，在火车站，看到了铁路警察，觉得很威风，心想：要是能当警察该多好哇！之后，周骏鸣多次离家出走，家里人好不容易把他找回来，都以为他犯了“义马星”。依照那时的迷信说法：犯了“义马星”，就不能在家里，只得在外面四处乱跑。无奈之下，父亲只好托人找关系，让他到上海豫军系统靳云鄂师当兵。在军阀部队里，他升到了团副。但对那些军官和士兵尽干些吹牛拍马、欺压百姓的事，周骏鸣看不惯。他悄然离开上海，辗转回到河南，投入冯玉祥的部队，当了营长，参加了“北伐”，参加了中原大战。1930年，冯玉祥在中原大战中败北。10月18日，退到黄河以北的原反蒋军第2方面军第5路总指挥孙连仲通电投蒋。蒋介石将投降的部分西北军部队编为第二十六路军，孙连仲任总指挥，下辖25师、27师、骑兵第4师。对于投蒋的军官，蒋的手笔很大，营长送三百元，团长送一千元，旅长送三千元。
1931年初，二十六路军进入江西，蒋介石又送了一笔钱。随后，二十六路军参加对中央苏区的第二、三次围剿。在红军机动灵活战术的打击下，二十六路军屡吃败仗，损失了约一个旅的兵力。二十六路军的官兵出身于北方，不服南方水土，军中疾病流行，死亡日有发生。加之红军的政治攻势，军心日渐不稳。适逢孙连仲（兼25师师长）因病去南京医治，17军军长兼27师师长高树勋亦私自离队赴庐山，部队交由参谋长、地下党员赵博生指挥。12月14日，赵博生同25师73旅旅长董振堂、74旅旅长季振同率两旅、路直属队及27师一部共1.7万人在宁都起义，开赴苏区加入红军，被编为红五军团。周骏鸣参加了宁都起义，起义后任红五军团第13军第38师第115团团长。红军总司令朱德多次来看望起义官兵，与大家促膝谈心。这一切，都是周骏鸣在旧军队从未遇到过的，他感觉自己“从此走上了光明大道”。然而，当时“左”倾教条主义开始在中央居于统治地位，毛泽东已经靠边站。起义部队的营以上军官被集中起来学习整训。
1932年5月，季振同（红五军团军团长）、黄中岳（红十五军军长）等人被逮捕，罪名是妄图将部队拉走投奔冯玉祥。这件事冯玉祥确实派人与部队中的人联络，但是联络人都属于中下级军官，然而却株连到季、黄等人，被定了“反革命”罪。虽然毛泽东、项英采取了挽救措施，将季、黄二人“由死刑减为监禁十年”，但最终在长征出发前夕，仍然被错杀。以季振同、黄中岳案为标志，起义军官一些人被肃反，一些人被遣返，一些人得以继续留在红军。当时，正在病中的周骏鸣被列入遣返之列。经朱德批准，给了他们每人60元回家路费。临别前，朱德向被遣返人员讲话，深情地说：“中国只有干革命，旁无出路。” 周骏鸣问朱德回家怎么干革命，朱德告诉他：“打土豪分田地嘛。”周骏鸣问："我回去后谁来领导我呢？"总司令说："你先干起来，然后就会有人找你了。"
毛泽东、王稼祥、萧劲光等与参加宁都起义的部分同志在陕北合影十五年后，周骏鸣到延安又见到总司令，才知道自己被遣返的实情。朱德说：当时教条主义者说，列宁说过“白军军官不能用”。朱德、刘伯承与他们争论，说中国军官同资本主义的军官不同，很多是穷苦农民出身，“但他们不听我们的意见，现在证明你不是参加革命了吗？”艰苦卓绝的游击战河南省确山县，这个地方诞生过著名的民族英雄杨靖宇。早在1926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确山就兴起了农民运动。1927年4月4日，杨靖宇领导确山农民暴动，3天之内攻占了县城。大革命失败后，河南南部那一带的共产党人转入了地下活动，积蓄力量，之后，陆续组建了一些小游击队。周骏鸣此前在军阀部队当军官，腰包挺鼓的，一年多来寄回家的钱就有四千多元，这在整个确山县都是轰动的。他父亲曾经当过区长，见他回了家，就想活动活动让他去县保安队。
接受过红军教育的周骏鸣当然不会再去干保安团，而是老老实实地在家务农，以便找到共产党。回到家乡的周骏鸣寻找了近一年时间，仍然没能找到党组织。为了引起地下党组织的关注，一天下午，按捺不住的周骏鸣联络了几十个人，缴了几个山寨上的枪，搞起了农民暴动。并在一个夜里把自己的劣绅八叔打死了，还缴了他的枪。但是暴动刚起，很快就被国民党河南省主席刘峙派来的兵镇压下去。周骏鸣也因这次暴动成了社会轰动的背叛地主剥削家庭的革命者，引起了党组织的关注。
1933年7月，负责指导信阳、汝南、确山、正阳、泌县5县游击队的中共河南省工委巡视员兼确山县委书记王国华（解放后任河南省副省长），在驻马店北约1.5公里的王楼找到了周骏鸣。王国华介绍周骏鸣入党，并分派他到汝南水屯任区委书记。同年10月，王国华、张星江作为河南省代表，前往江西中央苏区，参加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和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并被选为主席团成员，周骏鸣接任确山县委书记。
在苏区的会议上，毛泽东对王国华早年间组织“红枪会”参加确山农民暴动大为赞赏，题写了“党不离枪”4个大字送给他。会后，王国华被留在中央苏区工作，张星江返回豫鄂边。1934年四五月间，周骏鸣被选为河南省委委员、省委军委书记，被派往鄂豫边界游击根据地，任中共鄂豫边工委委员、军事部部长。然而不久，河南省委代理书记张国诚被捕叛变，省委受到严重威胁，人员陆续撤离。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前，党中央决定接受王国华的请求，派他回河南搞武装斗争。行前，周恩来与王国华谈话：“中央决定：你尽快返回河南，尽快恢复被破坏的各级党组织；创建自己的武装力量，广泛开辟游击区和根据地。你将遇到各种想象不到的困难，甚至于很长一段时间无法联系到地方党组织；但是，你不要担心，我周恩来就是你的党组织，不论遇到什么险恶环境和艰难困苦，我代表中央永远承认你的组织关系。”
1934年底，负责同中央联系（在上海的临时中央）的河南省委秘书长兰德修被捕，周骏鸣失去了与中央的联系。1935年3月，周骏鸣在漯河被捕，押到开封，与兰德修同监关押。关押期间，敌人派一叛徒来诱降周骏鸣，声称他们组织了一个假省委，准备欺骗群众，破坏党组织，要周骏鸣参加。周骏鸣听后大吃一惊。为揭穿叛徒组织“假省委”（后称“红旗党”）的阴谋，避免更多同志被诱捕，周骏鸣同兰德修商议后，决定写“悔过书”，赶紧出狱去找党组织汇报。就是这件事，成了以后连累他一生的政治包袱。
1935年7月，在寻找河南的党组织大半年后，王国华终于在唐河县毕店镇找到了中共鄂豫边工委书记张星江。稍早的7月13日，鄂豫边工委在平氏县白莲洼召开唐河、泌阳、新野三县县委和桐柏山特支参加的工委扩大会议，研究在鄂豫边区开展武装斗争的具体计划，请红二十五军伤员、红军王连长介绍开展游击战的经验并部署成立游击队事宜。由于走漏了风声，7月15日，桐柏县固庙区民团包围了会场，除张星江、仝中玉等少数同志脱险，三个县的县委书记等领导和七名红二十五军伤员被捕，并惨遭杀害。因而在桐柏山区成立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的活动计划受到破坏。
在监狱住了五个月的周骏鸣出狱后，很快设法找到了张星江、王国华，向他们汇报了河南省委遭破坏、敌人组织假省委，及自己被捕、出狱经过等情况。由于消息及时，张星江、王国华等采取果断措施，断绝了同假河南省委的一切联系，从而避免了鄂豫边区可能遭受的重大损失。1935年8月，张星江、王国华、仝中玉等人召开会议，认为，“把两个拳头捏在一起就更有力量”，遂决定豫南和豫西南党组织合并，改鄂豫边工委为鄂豫边省委，由张星江任省委书记，王国华任宣传部长，仝中玉任组织部长，周骏鸣任军事部部长。
周骏鸣在会议上提出：本人不参加鄂豫边区原有的组织，以免遭受破坏时说不清楚；由他单独选一个地区，开辟新的工作。周骏鸣选择了信阳、确山、桐柏、泌阳4县交界的铁幕山一带为游击活动区域。经2个多月努力，建立了3个党支部和一个区委。1936年1月4日晚，在王老庄西北的小石岭汪心泰家组建了鄂豫边红军游击队。当时只有7个人，分别是鄂豫边省委书记张星江、在中央苏区受过游击训练的王国富、贫农康春、区委书记汪心太、积极分子吴恒山、红二十五军长征留下的伤员老汪和周骏鸣。王国富担任游击队长，周骏鸣任指导员。武器有借来的汉阳造长枪一支，五块钱赊账买来的撅把子枪一支，借来的八音手枪一支，子弹一共只有十几发。
撅把子，民间俗称单打一。打一枪后要把把子撅开，重新装填子弹后才能二次击发。该枪构造简单，故障率高，发射速度慢，威力小。但在抗战时期，八路军游击队仍大量使用。撅把子人称半条枪，故后有豫鄂边“两支半枪闹革命”之说。当晚会议结束很晚，大家伙刚刚睡下。一位老乡慌慌张张跑到张星江住处，报告说“小石寨上的联保主任汪心乐带着枪出来了。”张星江问：“出来干啥?”老乡说：“这家伙是个夜游神，每次出寨，不是强奸女人，就是偷鸡摸狗，不干好事。老百姓都恨透了他！”张星江一听，忙推醒周骏鸣，带着几名游击队员上了山。不多久，他们就把汪心乐抓住了，还缴获了一支长枪和几发子弹。张星江问周骏鸣：“咋处置这个坏蛋？”“干掉他！”张星江把自己的枪交给周骏鸣，“好！你是游击队长，我以组织名义委派你亲手干掉这个坏蛋，为游击队和边区人民助威！”
桐柏山（脉），位于河南、湖北边境地区，其主脊北侧大部在河南省境内，属淮阳山脉西段，大致包括南阳盆地以东、舞阳、板桥、确山、平昌关一线以西，信阳、光山、双椿铺、武庙一线以南的广大山地丘陵区。这支7个人的小小的游击队就在这片山区大展身手。他们先在山北罗楼惩治了四个欺压群众的反动分子，又冒雪奇袭了信阳西北确山的大桥凹，除掉了地霸张兆龙和保长湛广才。在很短时间内就横扫了铁幕山方圆几十里的恶霸劣绅，赶走了骚扰群众的小股土匪，缴获长枪十几支，夺得了一部分粮食和其它物资。到3月底，游击队发展到30多人，拥有十多支长枪、五支驳壳枪和一支手提冲锋枪。
1936年2月，游击队到了确山县西北老乐山东边一带活动，在杜庄遭遂平县保安队袭击，游击队长王国富与一名游击队员战斗中牺牲，另有七人被俘。王国富牺牲后，周骏鸣接任游击队长，省委书记张星江兼任指导员。每年农历三月初三至初五，坐落在桐柏县平氏镇西门外的孤峰山祖师庙都要举办大型庙会，能吸引数万人来赶庙会，有一些地方豪绅，周围镇子的保安队员，或外地来的大商号们，也会挎着长短枪来逛庙会。张星江、周骏鸣决定趁机展开夺枪行动。3月27日（农历三月初五），张星江、周骏鸣带着30余名游击队员，王国华、牛德胜分别指挥唐河、桐柏、泌阳三县的党员、群众100多人，扮成香客或赶会的，进入了庙会，副队长陈香斋带领长枪队在外围负责接应掩护。
夺枪行动很顺利，游击队共夺得长短枪16支和部分银元、布匹等物，趁乱撤出会场，向预定地点转移。第二天，在转移途中，游击队遭到一股地方保安团截击，游击队边打边撤，周围寨子里的土豪劣绅听到枪响也纷纷出来配合匪军作战。张星江令副队长陈香斋带队突围，他和周骏鸣、牛德胜等5人掩护。最终，游击队冲上山去，而省委书记张星江却中弹牺牲。由于情况危急，周骏鸣他们都没能来得及抢回张星江的遗体。后张星江被安葬在姬岭寨附近山坡上，解放后迁移到泌阳烈士陵园。
张星江牺牲后，仝中玉接任省委书记（57年错划右派，66年后又遭迫害，平反后任河南省政协副主席、省委纪检筹备组负责人），王国华任游击队指导员。敌人从牺牲的张星江身上发现了共产党的文件，知道了游击队的政治面貌，立即调集军队对游击区进行“清剿”。在敌人的“追剿”下，游击队最后仅剩18人。周骏鸣想起了在中央苏区时朱总司令讲的:在敌人“围剿”难以摆脱时，把部队化整为零，隐蔽到群众中去，使敌人找不到，待摆脱“围剿”之后，再集零为整，把部队集中起来，打击敌人。遂建议把游击队化整为零，分散隐蔽行动。省委采纳了他的建议，游击队分三股活动，每股配驳壳枪二支，长枪五支，六个队员。这一个阶段，是豫鄂边红军游击队最低潮、最困难的时期。
1936年8月（一说9月），游击队又集零为整，把分散在群众家里的游击队员集合起来，很快部队就扩大到50多人，有长短枪30余支。西安事变后，鄂豫边区省委在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两年之后，终于和中共中央北方局接上了关系，得到了关于国共合作的初步指示。省委和游击队进行了改组，王国华任省委书记，周骏鸣任组织部长，邓一飞任宣传部长。陈香斋任游击队队长（1937年6月牺牲），仝中玉任指导员。年底，游击队发展到100余人，分两个手枪队和一个步枪队，游击区也扩大了。建立豫南人民抗日军独立团鄂豫边与北方局的联络通了，这本是一件好事。但1937年3月，中共中央北方局给省委发来指示信，要求停止执行土地革命时期的方针政策，停止打土豪的行动，与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
这个指示在省委和红军中引起了争论和怀疑。因为周骏鸣曾经在中央苏区担任过红五军团的团长，认识中央负责同志，省委就派他去延安向中央汇报请示，了解党中央的政策。周骏鸣和邓一飞先到北平，与中共中央北方局柯庆施、徐子荣接上关系。在北方局的安排下，4月上旬，周骏鸣抵达延安。中共中央组织部根据周的汇报整理出了《周骏鸣关于组织游击队的经过活动情形给中央的报告》（参见中共河南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抗战时期的河南省委》）。中央安排周骏鸣以鄂豫边省委代表的身份，出席了5月2日至14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又称苏区第五次代表会议）和5月17日至6月10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白区代表会议。周骏鸣得以全面了解中央的政策和策略。再次见到朱老总后，周骏鸣问朱德：“中央的‘大红军谈判成功了，我们‘小游击队怎么办呢？国民党也不同我们谈判，还要消灭我们。”
朱德回答说：“你的力量太小，国民党看不起你，怎么会跟你谈判呢？回去放手猛烈地扩大力量，发展到他无法消灭你的时候，他就会跟你谈判了。”（《百年征程——周骏鸣自传》）会议期间，中共中央决定重建河南省委，由朱理治担任省委书记。河南省委的管辖范围，包含河南省和皖北、苏鲁边、鄂豫边等地区。此时，长江局尚未成立，中央就把长江以北、黄河以南的4个组织（皖北特委、苏鲁边特委、鄂豫边省委、河南工委）都交河南省委领导。朱理治与周骏鸣进行了细致深入的交谈，支持他们大力发展武装。（朱理治《往事回忆》，《纪念朱理治文集》，《朱理治传》）
为了加强领导，中共中央派原红六军团组织部长胡龙奎、北方局派的刘子厚和周骏鸣一道到鄂豫边区工作，并且带回中央关于国共合作和平谈判的有关文件。在周骏鸣到延安汇报请示工作期间，鄂豫边区省委机关被破坏，11位同志被捕，游击队长陈香斋牺牲，游击队士气低落。到了7月初，鄂豫边游击队从百余人减少到59人，70多条枪，但仍然摆脱不了被动局面，只得分为三个小队游击作战。由于北方局不切实际的指示，对游击队产生了极大影响，省委在传达北方局指示后，准备解散游击队，让队员们回家做秘密工作。周骏鸣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如果我再迟回来一个月，游击队就可能解散了。”
1937年7月初，周骏鸣等人从延安回来。省委在泌阳碾盘沟召开会议，听取周骏鸣、胡龙奎传达中央领导和中央关于鄂豫边区工作的指示。经过积极讨论后，省委做出如下决议：1、调整省委领导机构。决定仝中玉任省委书记，胡龙奎任组织部长，邓一非任宣传部长（8月，增补刘子厚任统战部长），王国华、周骏鸣分别任游击队指导员、队长，负责游击队的具体工作，发展壮大红军武装。2、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公开打出抗日旗帜，大力扩大武装，全面开展对豪绅地主和国民党地方武装的统战工作。地方党组织要广泛组织农民自卫队，加强抗日宣传，动员青少年参军。
3、努力打通与鄂豫皖红军的联系，相互支援，并肩作战，开创边区斗争新局面。碾盘沟会议是鄂豫边区在新形势下一个历史转折性的会议，鄂豫边省委和红军游击队统一了思想、明确了斗争方向，为桐柏山地区党和抗日武装的发展、实现党中央在新的历史时期内提出的方针路线政策、开创这一地区抗战新局面奠定了组织思想基础。豫南地区由于长期的阶级对立，顽固势力十分强大，要实现中央提出的“猛烈扩大”还面临着很多困难。首先，鄂豫边红军游击队虽然发展到100多人，但与国民党地方军事力量相比仍然是弱小的。
国民党地方武装不但不与其合作，而且公开向红军游击队进攻，破坏中共地方党组织和群众组织。其次，一部分根据地群众对抗战爆发后的形势尚不完全了解，对国民党顽固势力仍有恐惧心理。此外，桐柏山区有大大小小土匪队伍100多个，成分十分复杂，多则上千人，少则几十人，对红军游击队的发展和抗战新局面的开创也是一个很大的威胁。
在这种形势下，红军游击队在根据地内扩军，虽然兵源不缺，但吃饭、穿衣、弹药、经费等不好解决。针对这种情况，鄂豫边省委和游击队领导人决定对顽固势力实行“先利而后兵”的政策，继续实行土地革命时期“打坏货”的办法，广泛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与顽固势力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在斗争中扩大抗日武装力量。恰好在此时，8月下旬，红二十八军派出了由营长杨克志、政委曹玉福带领的244团一营300余人，来到鄂豫边。8月23日，游击队与红28军部队会师。为了帮助鄂豫边游击队摆脱困境，244团1营决定首先帮助鄂豫边红军游击队拔掉豫南最大的反动围寨——蔡家冲围子。
第二天拂晓，周骏鸣指挥36名游击队员装成“土匪”，包围了蔡家冲围子。给寨子里送去一封书信，要求提供枪支弹药、猪肉和大米。围子里回信说："区区小事，何足挂齿，但请贵部割下人头二百颗，头到钱往，公平交易。"于是，队员们朝围子开枪了，一面开枪，一面阴阳怪气地喊着绿林黑话。枪响不久，一个营的“国军”从大路赶来，对空打了一梭子机枪，还吹起了冲锋号。“土匪”见状即蔡家冲北侧山上逃跑，部分“国军”展开了追击。围子里的乡丁看到“国军”在追剿“土匪”，赶紧出来同“国军”一同战斗。附近围寨内的人枪见状也打开寨门冲了出来......红28军在三年游击战期间打了许多胜仗，装备好，就连身上的军服也是缴获的，因而，只要不说话，旁人是难以分辨出是红军还是国军。
就这样，244团1营的后卫部队趁虚进入了蔡家冲围子，然后，围子内的人惊奇地看到那些逃走的”土匪“和追击的国军一起有说有笑的也进入了围子。这一仗，缴获长短枪三十余支，子弹五千余发。在佃户的帮助下，在蔡家的猪圈里扒出几个大坛子，共有银圆一万二千块、金元宝三块。蔡家围子粮食多得很，后面就是杀猪杀鸡打鱼做饭，并开仓分粮，救济当地穷苦农民，三天也没有分完。9月，红二十八军军部秘书胡继亭、副团长林维先率领军直特务营和手枪团二分队约500人，第二次来支援鄂豫边区。红二十八军两次派部队支援鄂豫边区，对于鄂豫边红军游击队的发展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两支部队相互配合，在根据地内显示了红军的力量，震慑了顽固势力，鼓舞了人民群众。几个顽固据点的拔除，使豫南的信阳、确山、桐柏、泌阳百余里的中心区基本连成一片，扭转了过去被分割的被动局面。
战斗的胜利，缴获颇丰，有枪有钱有粮，使得扩大红军游击队有了物质保障。1937年10月中旬，中共鄂豫边省委和红军游击队负责人召开会议，根据中央8月1日《关于南方各游击区域工作的指示》，结合自身实际，决定将红军游击队改编为“豫南人民抗日军独立团”，公开打出旗帜，开展武装抗日的发动工作。周骏鸣任团长，王国华任政训员（即政委），下辖5个连和1个手枪队。
民国年间河南土匪的模样10月下旬，游击队从驻扎在高邑一带，曾与游击队有联系的土匪队伍朱六、安克祥、段永祥部，选取了80多名因家贫被迫上山为匪的穷人，参加抗日独立团，被编为第六连。到10月底。部队扩大到600余人，全团辖6个连和1个通讯排、1个手枪队、1个少先队、1个宣传队，并在1、2、4、5连建立了党支部。10月27日，抗日独立团攻占了确山县竹沟镇（《中国人民解放军步兵第七十师简史》）。改编为新四军第八团队正如朱德所预料的那样，鄂豫边红军扩大后，信阳专员武旭如提出了与红军谈判。但是，武旭如毫无诚意，他派出的谈判代表是两个连长。他并不是来和谈的，打的算盘是来招安。谈判没有结果。
省委决定，直接与河南省政府谈。于是，派出省委统战部部长马志远（即刘子厚，建国后任湖北省政府主席、河北省委第一书记、北京军区政委）和独立团一连指导员张明河，直接去省会开封。临行前定了3个原则：（1）独立团听编不听调；（2）干部自配；（3）保证粮饷供给。豫皖绥靖公署主任刘峙得到报告，任命河南民军司令张钫为谈判代表。经谈判，张钫接受了条件，双方达成改编协议，张钫拨给了1000套军装和3000元经费（《中共河南党史》上卷，第389页）。上篇文说到，中共中央通过与国民党政府谈判，决定将坚持在豫、鄂、皖、湘、赣、浙、闽、粤八省边界活动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党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1937年12月25日，新四军军部在汉口成立。由于消息闭塞，中共鄂豫边省委和豫南抗日军独立团并不了解新的形势发展。1937年12月初，省委派张明河到武汉找八路军办事处汇报工作，顺便先去找鄂豫边省委组织部长胡龙奎（红28军1营攻打蔡家冲后，他带一个中队随红二十八军部队赴鄂豫皖），催其回鄂豫边区。张明河及同行人员谭建林于12月中旬到达七里坪，见到高敬亭和胡龙奎，汇报了边区省委的意见：让胡龙奎带部队回鄂豫边区，并讲到要去武汉向周副主席汇报请示工作。此时，高敬亭已经接到通知，要前往武汉八路军办事处，与中央代表团和长江局研究部队改编问题。张明河随同高敬亭一起到武汉。
12月29日，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代表团和长江局联席会议，听取傅秋涛汇报湘赣情况、高敬亭汇报鄂豫皖情况、张明河汇报鄂豫边情况（《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会后，将新四军组建方案，呈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对于鄂豫边省委和鄂豫边游击队在同国民党谈判中，坚持独立自主、不上当受骗的原则性和高度的革命警惕性，周恩来给予当众赞扬。1938年1月8日，按照我方的组建方案，军政部部长何应钦签颁通报，核准新四军“编为四个游击支队，以陈毅、张鼎丞、张云逸、高俊（敬）亭分任司令。所有该军经费、抚遣费、开拔费等，均已规定。并令归陈总司令诚指挥。”1938年1月11日，张明河与长江局派往第八团队的朱茂绪、贺德斌、祝学忠等10多名红军团营干部携带配发的电台、款项和其他军用器材回到豫南，向鄂豫边省委和独立团传达了周恩来副主席和叶挺军长的命令，将豫南人民抗日军独立团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第四支队第八团队。与此同时，根据上级指示，中共鄂豫边省委改为中共鄂豫边区特委，隶属中共河南省委领导。
1938年1月13日，鄂豫边区特委（不久后更名为中共豫南特委）和部队进驻竹沟镇之后，在竹沟举行了隆重集会，正式宣布将豫南人民抗日军独立团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第八团队。周骏鸣任团队长、胡龙奎任副团队长（政委）、朱茂绪任参谋长、王斌吾任政治部主任。部队编为两个营和团直手枪连、通讯排。
新四军最初的臂章标志1938年1月下旬，中央派八路军驻山西临汾办事处处长彭雪枫（挂少将军衔）任河南省委军事部长，带领张震、岳夏、滕海青、赵启民、王子光、成钧、朱绍卿等一批营团以上红军干部和一个排的红军战士，从临汾来到竹沟。彭雪枫来到竹沟后，首先帮助周骏鸣和王国华整顿、加强八团队，收编了豫南山区两股最大的土匪队伍安克祥、段永祥部，使八团扩大到1500多人。
1938年3月8日，第八团队经过整训后，在信阳县邢集举行誓师大会。随后，部队东进皖中。老八团的团长政委为何没有军衔老八团东进奔赴抗日战场后，伤病员和家属等随豫南特委留在了竹沟镇，组成了新四军第八团队竹沟留守处，原豫南独立团政委王国华任留守处主任，河南省委书记朱理治任政委，张震任参谋长。1938年5月，徐州失守后，中共河南省委从开封迁往竹沟。1938年9月26日-\-11月6日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决定撤销中共中央长江局，分别成立周恩来领导的南方局，刘少奇领导的中原局，东南分局升格为东南局。中原局的驻地设在了竹沟镇。关于”华中小延安“，以后再专门写写。在一次歼灭民团的战斗中，第八团队的首任政委胡龙奎腹部负伤，并发了肺病，转入武汉医治。
根据资料，1938年3月15日，林恺（河南省委组织部长）担任新四军第八团队政治委员、党委书记。根据这个时间推算，首任政委胡龙奎应该是在这一个星期间的某次战斗中负的伤。由于胡龙奎任政委时间短，且是在四支队集结前就已因伤离队，因而许多人会误以为林恺是老八团的首任政委。武汉沦陷后，胡龙奎伤病复发，未能如期归队，隐居家乡崇阳，并协助地方党组织开展抗日工作。1945年3月6日，王震率359旅南下支队进占崇阳，胡龙奎被编入干部大队。之后，胡龙奎建立了一支100余人枪的崇（阳）通（城）游击大队。抗战胜利后，胡龙奎任359旅后勤部副部长，中原突围后回到延安。1947年3月，胡龙奎带队在山东执行任务（估计是去山东扩军，组建二纵教导旅那次行动）途中再次负伤，引起肺病复发并恶化，吐血不止，在返回延安路上病逝。
1937年5月，参加秋收起义的幸存者在延安合影，里面就有胡龙奎《建军大业》中，毛委员用一块怀表去买枪，那批枪支就是给罗荣恒、胡龙奎带领的崇阳农民自卫军。胡龙奎带农军参加了秋收起义，三湾改编时任特务连党代表，跟随毛委员上了井冈山。胡龙奎是绝对的根正苗红，他作为中央代表被派到鄂豫边区，到达的时间是7月初，而那时，被派往鄂豫皖红28军的郑位三还未从延安出发。所以，他是党中央派到南方游击根据地的第一人。1939年5月，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成立。7月，以八团为基础成立第五支队，罗炳辉任司令员，周骏鸣任副司令员兼八团团长。江北指挥部统一指挥新四军第四支队、第五支队、江北游击纵队。
左起：新四军第5支队政委郭述申、政治部主任张劲夫、司令员罗炳辉、副司令员周骏鸣1939年12月，刘少奇来到皖东，连续召开三次重要会议，会议传达了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确定了”放手发动群众、发展人民武装、建立抗日根据地“的基本方针。会议上，刘少奇批评了机会主义错误，指出：“抗战怎么不知道要枪杆子呀？抗战要有一个家嘛！帮助人家做苦力（指帮助国民党桂系巩固大别山），吃力不讨好，最后把你们赶出来。”年底，周骏鸣和支队政治部主任方毅正在津浦路西江北指挥部联系工作，吃住与刘少奇都在一块。一天，刘少奇从外面匆匆回来，对周骏鸣和方毅说：“赶快回去，准备反‘摩擦’，非摩不可，坚决地用反‘摩擦’对付‘摩擦’，不这样就没有根据地。”话虽简短，但显得首长非常有决心。周骏鸣立即骑上骡子赶回路东，不久，路西的摩擦战斗就打响了。
路西刚打完，路东的反摩擦就开始了。这就是著名的半塔保卫战。半塔集因山上的半截古塔而得名，位于皖东来安、天长、嘉山、盱眙、六合5县结合部，临近津浦铁路，又距南京不远，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国民党江苏省主席韩德勤调集10个团1万余兵力，企图趁我兵力空虚，一举夺下半塔集。当时，新四军第五支队在罗炳辉率领下驰援路西未返回，留守半塔集的只有教导队、游击队和特务连，大约1000兵力，其中还有不少是没有拿过枪的学生兵和女兵。1940年3月21日拂晓，半塔保卫战打响。敌人以10：1的兵力优势，对半塔集实行了三面包围，又占领了半塔集后侧的制高点西山，并由西山向半塔集发起冲锋。在指挥部指挥作战的周骏鸣，用望远镜把战场形势看得清清楚楚，他甚至一度想到”半塔集可能守不住了”。
半塔保卫战兵力分布图司令部掌握有一支不足100人的特务连、一个重机枪排、一个骑兵班，政治部有一个30人的新兵排，这就是全部的预备队。周骏鸣命令重机枪排守卫司令部，其他部队由侦察科长娄学政率领发起反冲锋。行动前，周骏鸣恶狠狠地下了一道死命令：哪个敢不前进，枪毙！他随着部队一起发起了冲锋，终于夺回了西山。
左起：张劲夫、赵启民、郭述申、方毅、周骏鸣然而形势依然严峻。江北指挥部政治部主任邓子恢和五支队领导人郭述申、赵启民、方毅、张劲夫等开会讨论，有人提出：先照一路猛打，打开缺口，突然冲出去突围。周骏鸣提出：目前只宜固守。理由是敌军十倍于我，而我军新兵较多，如果突围，敌军趁势掩杀，部队将溃散。半塔集有较好的工事，较充足的粮弹储备，新兵、女兵虽然野战不行，但是依托工事是能够发挥出战斗力。邓子恢同意了周骏鸣的意见，并向路西的刘少奇、张云逸发报请求增援。最终，半塔集守卫部队坚持8昼夜，为主力部队回援赢得了宝贵时间。此战，敌军溃败，被歼灭3000余人，我军缴获大批武器弹药，彻底粉碎了顽军企图东西夹击、消灭江北新四军的阴谋，奠定了淮南抗日根据地的基础。
五支队15团半塔保卫战后合影皖南事变后，新四军军部重建，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及所属部队为新四军第二师，周骏鸣担任二师副师长。1943年3月，赴延安中央党校学习，1945年4月出席了中共七大会议。抗战胜利后回华东，相继任新四军淮南军区司令员兼军区新编第2师师长（政委肖望东），华中军区司令部参谋长（司令员张鼎丞，政委邓子恢），华东军区司令部第二副参谋长兼参谋处处长（第一副参谋长袁仲贤）和军区后勤部部长（后勤部政委邝任农），解放军第三野战军暨华东军区司令部副参谋长（参谋长张震）。组建新四军第五支队时，老八团的第二任政委林恺担任了支队政治部副主任兼支队监察委员会书记，1940年4月回到延安。不知是什么原因（估计与留苏背景有关），此后发展缓慢，1947年时任晋冀鲁豫野战军三纵八旅副政委，而那时他的老搭档周骏鸣已担任了野战军的副参谋长。解放后，林恺先后担任河南航空站政委，中南军区空军干部部副部长、政治部副主任，中国人民国防体育协会副主任，1964年任国家体委办公厅主任。
战争年代，周骏鸣多次遭遇凶险，好几次都是与死神擦肩而过。最后的一次是在1947年。莱芜战役胜利后，周骏鸣在山东大矿地参加参谋长会议。开完会后，大家想到附近的一个村镇周村去参观。周骏鸣和华东野战军参谋长陈士榘、副参谋长张元寿等人一道乘车前往。陈士榘在前一辆吉普车，周骏鸣与张元寿乘后一辆吉普。上车时，周骏鸣执意要坐后排，结果张元寿坐在前排副驾驶位置。当吉普车快到周村时，突遇敌机来袭。陈士榘的吉普车首先被打着了火，但由于撤离及时，他并未受伤。透过车窗玻璃，周骏鸣看到敌机向自己俯冲过来，赶紧跳下车隐蔽。下车后，他发现自己腿上粘上了鲜血，也不知道谁受伤了。
后来才知道，张元寿前胸中弹不幸牺牲，他的一名助手与周骏鸣同坐后排，也牺牲了。建国后，周骏鸣于1954年11月任国务院水利部副部长，1958年8月任国务院林业部副部长。1959年受到错误批判，后任黑龙江省农牧厅副厅长。1966年后，受到迫害，被关押，一遍又一遍地让他写关于1935年被捕的交待材料。平反后，1979年任政协河南省第四届委员会副主席。
周骏鸣、张佩莲夫妇与子女合影新四军成立之初的八个老团队，一团团长傅秋涛、六团团长叶飞授上级，三团团长黄火星、四团团长卢胜、五团团长饶守坤授中将；二团团长张正坤皖南事变被俘，组织越狱时牺牲；七团团长杨克志叛变后于1942年被桂系枪毙。从资历、职务和对革命的贡献来说，周骏鸣如果不是去地方工作，也应是中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