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在洛阳一带的居所，可知者有两处，即陆浑庄和土娄庄。以前论者多认为陆浑庄即土娄庄，两者乃为一处①；对此提出质疑，认为两者并非一处，陆浑庄应在洛城之南陆浑山一带者也偶有之②。笔者同意后一种看法，陆浑庄和土娄庄应为两处别业，它们是杜甫在洛阳一带生活时的主要居处③。杜甫早年主要居住在陆浑庄，约开元二十九年始在首阳山下筑土娄庄，移居于此。杜甫从陆浑庄移居土娄庄，直接原因可能是其父去世之故④。但守制期间进一步庐于墓旁并不是唐代文人中的普遍风气，而且移居土娄庄后，杜甫在洛阳时一直居住于此，直至安史之乱发生，达十多年之久⑤，已远远超过守制的三年之限。所以他移居的背后当还有家庭变故导致心态变化的原因，即父亲的去世促使他不得不正式规划自己的人生，把早已有之的“会当凌绝顶”“致君尧舜上”的理想付之实践，心态由追求隐居漫游转向追求仕进。当时两京文人在都城外围营建两处或多处别业，以满足在仕求仕或隐居高蹈等不同状态下的居住需求，这一现象并不罕见，由此来看，杜甫从陆浑庄移居到土娄庄，也是一种向洛城靠近，为入仕做准备的行为。
一、遨游宿南山：杜甫居住陆浑庄时的生活及心态
（一）再谈陆浑庄的所在
杜甫的陆浑庄仅见于《忆弟二首》诗题下注：“时归在河南陆浑庄。”［1］1233其中“河南陆浑庄”，宋代注本皆作“南陆浑庄”⑥。此题下注，或以为是杜甫自注，或以为是北宋王洙所注，洪业先生则认为是1113年（北宋政和三年）王得臣所加，后被误归于王洙注，再后被误认为是杜甫自注［2］37。但可以肯定的是，至迟北宋时注者即认为杜甫有陆浑庄，乾元二年（759年）他在洛阳所归之处就是这个陆浑庄。那么，杜甫的陆浑庄在何处？笔者曾撰《杜甫陆浑庄即尸乡土室（土娄庄）说质疑》一文，怀疑其在洛城之南的陆浑山一带。关于此，从杜甫的叙述中还可做一些补充。杜甫在夔州时有《凭孟仓曹将书觅土娄旧庄》一诗：“平居丧乱后，不到洛阳岑。”［1］5052言自从安史之乱发生后没有再到过土娄旧庄，但《忆弟二首》却是乾元二年春，即丧乱之后“归在南陆浑庄”所作。可证陆浑庄、土娄庄实非一处。杜甫还在《遣兴三首》中云：“避寇一分散，饥寒永相望。岂无柴门归，欲出畏虎狼。”（其一）“客子念故宅，三年门巷空。”（其二）“昔在洛阳时，亲友相追攀。送客东郊道，遨游宿南山。”（其三）［1］1197-1202这组诗当是乾元元年在华州作，即归东都陆浑庄探望前不久作。他归陆浑庄后所作的《忆弟二首》其二也云：“故园花自发，春日鸟还飞。”［1］1235这些诗中所云“柴门”“故宅”“故园”当都指陆浑庄。而《遣兴三首》其三云“昔在洛阳时”“遨游宿南山”，可见杜甫在南山有住处，南山当指洛城之南山中，应是陆浑山一带。这个南山中的居处当为陆浑庄，而非洛城之东首阳山的土娄庄。此外，还可从杜甫《龙门》中窥得一些线索：
龙门横野断，驿树出城来。气色皇居近，金银佛寺开。往还时屡改，川陆日悠哉。相阅征途上，生涯尽几回？［1］73-74
从“相阅征途上”“往还时屡改”可见杜甫经常途经龙门。那么他为何要屡屡路过这里？应有两种可能，一是他从洛阳城内外出，途经龙门；二是他在龙门之南居住，往返洛城内或远赴外地需经过这里。如果杜甫不住在龙门之南，他远赴外地其实不可能经过龙门。
从洛阳东行、北行，路途皆不过龙门，这显而易见，不用赘言。从洛阳西行赴长安是否需经过龙门，则需略作考辨。据严耕望先生考，唐代长安、洛阳之间的驿道分为南北两线，北线由长安至陕州，经渑池、新安至洛阳，相当于今天陇海铁路一线；南线，长安至陕州一段与北线相同，但陕州至洛阳一段则偏南东行，经永宁县（今洛阳洛宁县北），然后沿洛水经福昌县、寿安县（今洛阳宜阳县附近）到洛城内。并指出，南线乃唐代君主巡幸所走的道路，为主线，北线则为行军所经，盖取其捷径。但乾元元年（758年）末、二年春杜甫从华州至洛阳，又从洛阳返回华州，走的则是北线，此从“三吏三别”等诗可知［3］51-89。可见，即便是南线，乃是沿洛水出入洛阳城内，而龙门在洛水东南的伊水，并不在两京道上。所以杜甫西行之长安，东行之梁宋、齐鲁、吴越，北行之晋地，如从洛阳城内出发，均不可能经过龙门。当然，从洛阳向南远行，也有三条道路，即伊阙、太谷、轩辕三关道［3］1831-1832。龙门所在的伊阙关之道是从洛阳通往汝州、南阳、襄阳等地的主要通道，但是从杜甫一生的行迹看，他并没有从洛阳南行到外地的经历。
所以，杜甫云“相阅征途上”“往还时屡改”只能作第二种解释，即他居住在龙门之南，到洛阳城内或远行到外地，往返需经过龙门。这个居处应当就是在陆浑山一带的陆浑庄。
（二）杜甫居住陆浑庄时期的生活和心态
杜甫开元二十九年之前在洛阳一带的居所可能并不限于陆浑庄一处。《百忧集行》中云：“忆年十五心尚孩，健如黄犊走复来。庭前八月梨枣熟，一日上树能千回。”［1］2353这里提到他少年时的居处，这个居处是否就是陆浑庄，不得而知。《壮游》云：“往者十四五，出游翰墨场。”［1］4084可知他十四五岁时主要在洛阳城内活动⑦，而且他的祖父、父亲长期为官，在洛阳城内营置宅第应非难事。这个“庭前八月梨枣熟”的住所应在城内为宜。但从前引《龙门》诗“往还时屡改”“相阅征途上”的描述看，他青年时期在洛阳时则主要居住在陆浑庄。
至于杜甫在陆浑庄生活的情形，当如《遣兴三首》其三所云：“昔在洛阳时，亲友相追攀。送客东郊道，遨游宿南山……回首载酒地，岂无一日还。”乃是一种遨游栖隐、交游雅集的生活。我们知道，杜甫早年并不急于出仕，35岁（天宝五载）之前主要过着隐居漫游的生活。这种状态和心态下，他应不喜居住在城内，而是更乐意在附近的山庄中过一种隐居的生活，这是当时洛阳文人中常见的现象。如杜甫的老友房琯：“性好隐遁，与东平吕向于陆浑伊阳山中读书为事，凡十余岁。开元十二年，玄宗将封岱岳，琯撰《封禅书》一篇及笺启以献。中书令张说奇其才，奏授秘书省校书郎。”［4］3320房琯入仕前就和吕向居住在陆浑山一带山中，追求山庄隐居生活。值得注意的是《旧唐书·杜甫传》载：“房琯布衣时与甫善。”［4］5054房琯开元十二年被授于秘书省校书郎，“布衣时”应在此前，这时杜甫才十三岁。他们相识交往有可能就是在共同居住陆浑山中时。
杜甫的祖父杜审言也有早年隐居的经历，武后时期他和宋之问、道士司马承祯等曾在嵩山结为“方外十友”［5］4239。杜甫早年不急于出仕，显然也热衷于这样的生活，除在外地漫游外，在洛阳居住当以隐居为主，如《奉寄河南韦尹丈人》中记述韦济打听他的情况云：“青囊仍隐逸，章甫尚西东？”［1］161杜甫早年为追求隐居生活而主要居住于陆浑庄，当是情理中事。
二、二年客东都：杜甫移居土娄庄后生活及心态的变化
把陆浑庄和土娄庄视为一处，不但在地理位置上不合，而且从他全家的居住情况来看也不合适。杜甫在《祭远祖当阳君文》中云“小子筑室首阳之下”［1］6294，祭文作于开元二十九年寒食节，筑室应始于这年初或上年，可见这个土娄庄乃是杜甫后来所筑，仅是几间窑洞（据杜甫又称之为“尸乡土室”可知）。陆浑庄则是其全家所共居，如乾元二年杜甫归在东都陆浑庄时所作的《得舍弟消息》诗云：“汝书犹在壁，汝妾已辞房。旧犬知愁恨，垂头傍我床。”［1］1238诗中提及其弟居住的情况，还提到家里的旧犬，可见陆浑庄并非杜甫独居之处，乃一家人共同所居，当有不小的规模。它不可能迟至开元二十八年（740年）或二十九年才营建，更可能杜审言时就已有之，至少杜甫筑建土娄庄时就已经“往来时屡改”，常常途经龙门往返于陆浑庄。开元二十九年土娄庄筑成后，杜甫在洛阳的主要居处也就转移到了这里，如约作于天宝七载（748年）至九载（750年）间的《奉寄河南韦尹丈人》云：“尸乡余土室，难说祝鸡翁。”题下注云：“甫敝庐在偃师，承韦公频有访问。”［1］161结合他所云：“平居丧乱后，不到洛阳岑。”可知直至安史之乱前，杜甫从长安返洛阳，依旧住在土娄庄。
杜甫为什么营建土娄庄？有论者怀疑可能与其父杜闲去世有关［2］35。但应注意的是，杜甫筑室、移居于此其实有两重目的：一可能是守墓，二是为仕进做准备。杜甫在此时所作诗文中并没有透露守墓的目的，但准备转向仕进之途的心态却屡有表露。
（一）祭祖与表露心迹
杜甫移居土娄庄后，专门祭奠了他的远祖杜预和外祖父、外祖母。《祭远祖当阳君文》云：“维开元二十九年岁次辛巳月日，十三叶孙甫，谨以寒食之奠，敢昭告于先祖晋驸马都尉镇南大将军当阳成侯之灵。”又云：“小子筑室首阳之下，不敢忘本，不敢违仁。”［1］6294祭文应是他在移居土娄庄后的第一个寒食节祭奠杜预所作，既表达了对远祖的敬仰、怀念，也表达了要继承其志业的心愿。《祭外祖祖母文》云：“维年月日，外孙荥阳郑宏之、京兆杜甫，谨以寒食庶羞之奠，敢昭告于外王父母之灵。”［1］6301祭奠外祖、外祖母在洛城之北的邙山，时间也是春三月的寒食节，当在祭杜预之后不久，杜甫在文中也同样表达了继承祖烈，积极进取的志愿：“幸遇圣主，愿发清机。以显内外，何当奋飞。”
杜甫移居后祭祖，并未祭奠其祖父杜审言，这应该是他当时矢志进取、欲在政治功业上有所作为的独特心态所致。因为杜预不但在政治功业和儒学上成就卓著，而且唐代还把其列为配享孔子庙堂的儒家先贤［6］。他的外祖母则是唐太宗第十子纪王李慎的孙女，义阳王李悰之女，而且义阳王李悰及夫人被武则天下狱时，杜甫的外祖母“屝屦布衣，往来供馈。徒行悴色，伤动人伦。中外咨嗟，目为勤孝”［7］2325。外祖父是唐高祖第十八子舒王李元名的外孙［1］6034。可见，远祖杜预、外祖母、外祖父在功业或血缘上都极为显赫，是家族先辈中在政治、儒学上最值得自豪的人物，杜甫选择三者祭奠，应该说是在欲以追求仕进心态下的精心之举。他的这两次祭奠不啻是面对先辈庄重宣告，要继承祖烈，承担起振兴门庭的责任，代表其心态由隐居漫游向入仕求进的一个重大转变。
（二）二年客东都，山林迹如扫
杜甫这时有《赠李白》一诗：
二年客东都，所历厌机巧。野人对膻腥，蔬食常不饱。岂无青精饭，使我颜色好。苦乏大药资，山林迹如扫。李侯金闺彦，脱身事幽讨。亦有梁宋游，方期拾瑶草。［1］76
杜甫与李白初遇于天宝三载（744年），两人和高适有梁宋之游，此诗当作于这年梁宋游之后。如果按前云其父开元二十八年去世，守制25或27个月推算，当于天宝元年（742年）结束守制，诗中所云“二年客东都”应是守制结束至和李白相遇这段时间的生活。这句中的“客”字颇让人不解，因为杜甫本身就属洛阳人，他在洛阳生活不应该称为“客东都”。如果做一个推测性解释的话，应是他移居后主要居住在城东的土娄庄，活动于洛城内，故云“客东都”。另外，从这首诗中的描述看，杜甫守制结束后的两年内已经不再以隐居生活为主，而是“所历厌机巧”“野人对膻腥”，主动出游于洛阳城内，和王公名流交往，为入仕做准备。如当为此时所作的《李监宅二首》其一云：“尚觉王孙贵，豪家意颇浓。屏开金孔雀，褥隐绣芙蓉。且食双鱼美，谁看异味重。门阑多喜色，女婿近乘龙。”［1］62-63这些描述可为“所历厌机巧”“野人对膻腥”的注脚。
还应注意，杜甫曾与李白有“方期拾瑶草”之约，显然李白曾希望杜甫和他一道退隐求仙学道，但杜甫却表达了推脱的意思：“岂无青精饭，使我颜色好。苦乏大药资，山林迹如扫。”可见杜甫此时的心态意在求进，虽对隐居学道有浓厚的兴趣，但心思并不在此。这颇有数年前李白面对崔宗之“我家有别业，寄在嵩之阳……子若同斯游，千载不相忘”［8］2906相邀时的推脱“幸遭圣明时，功业犹未成……但得长把袂，何必嵩丘山”（李白《酬崔五郎中》的意味［8］1814。杜甫后来赠李白的诗“秋来相顾尚飘蓬，未就丹砂愧葛洪”［1］99“未因乘兴去，空有鹿门期”［1］104，表明他确实没有践行“方期拾瑶草”的相约。
可见，杜甫移居土娄庄后，确实方便了在东都城内的出入，遂有了“二年客东都”之举。移居之举和心态变化显然颇有关系。
（三）拜见李邕
天宝四载（745年），杜甫又有一趟齐鲁之行，这次东行论者一般认为是追寻李白之故。但是他并没有先赴李白所居的任城（今山东济宁），而是先去了济南拜见李邕，这当也是他追求仕进的心态使然。
李邕是前辈文人中当时为数不多的在世者，且早在杜甫少年时即“李邕求识面”，对他颇为赏识。据郁贤皓先生《唐刺史考全编》考，李邕开元二十九至天宝元年任滑州刺史［9］789，天宝元年至天宝三载（744年）任汲郡太守［9］1421，天宝四载至天宝六载（747年）任北海郡太守［9］1079-1080。滑州治所在滑县（今属河南），汲郡治所在汲县(今河南卫辉市)，这期间由于他的吸引，滑台、淇上一带文学活动迎来一个小高潮期。王季友《酬李十六岐》：“出谷迷行洛阳道，乘流醉卧滑台城……于何车马日憧憧，李膺门馆争登龙。千宾揖对若流水，五经发难如叩钟。下笔新诗行满壁，立谈古人坐在席。”［8］2890王季友是杜甫的好友，李岐则是李邕之子。高适《鹘赋序》：“天宝初，有自滑台奉太守李公《鹘赋》以垂示。适越在草野，才无能为，尚怀知音，遂作《鹘赋》。”［10］297高适当时在梁宋一带，称李邕为知音，并承李邕垂示新作，可见李邕对他赏识鼓励有加。从王季友的描述及他从洛阳到滑台与李岐交往、高适与李邕交往的情况中，不难看到李邕对当时文坛的吸引力和鼓舞作用。而此时杜甫正居住在土娄庄，约从开元二十八年至天宝三载，其父亲、二姑母、继祖母相继去世，因家中事务较繁，他可能没有机会去滑州或汲郡拜见李邕。
天宝四载，杜甫处理完家中事务，李邕已转任北海太守（治所在今山东潍坊），他遂赴齐地，在济南和李邕相见。杜甫此行很可能有寻求入仕之助的目的。他《陪李北海宴历下亭》诗中云：“蕴真惬所遇，落日将如何？贵贱俱物役，从公难重过。”［1］80从“物役”“难重过”之语看，杜甫确实要打算入仕，所以预想以后难有机会和李邕再相见。后来所作《八哀诗·赠秘书监江夏李公邕》中回忆当时情形云：“伊昔临淄亭，酒酣托末契。重叙东都别，朝阴改轩砌。论文到崔苏，指尽流水逝……例及吾家诗，旷怀扫氛翳。”［1］4007这次相见，杜甫不啻是接受了一次前辈的教育和鼓励，而且李邕还“酒酣托末契”，把自己的志节理想托付于杜甫。这对杜甫走向长安求仕，追求建功立业的理想，无疑是很大激励。
总之，开元末至天宝初，杜甫移居土娄庄后，他的行迹及心态和之前居住陆浑庄时四处漫游、热衷隐居的情形明显不同。移居背后显然有着转求仕进的目的，父亲去世、为其守制守墓，是触发这一转变的契机，他趁此机会，筑室首阳山下，实乃两得之举。移居这一空间距离上的变化，实际蕴含着与仕途疏密的心理距离上的转变。这是考察杜甫生平时需要注意的。
三、杜甫移居与唐代两京文人的居住风气
杜甫通过不同的居处以适应不同心态下的人生追求，这一现象其实在唐代两京文人中并不罕见，仅杜甫所在的洛阳，可考者就有宋之问、岑参、李颀、陈章甫、刘方平、刘长卿等多位文人拥有两处或多处别业的情况。置于这一背景下，我们对杜甫移居之举和心态变化的关系抑或有更明确的认识。
宋之问在洛阳一带的别业可知者有三处，即位于嵩山的别业、陆浑山的陆浑山庄以及首阳山的别业。嵩山别业距离洛城最远，宋之问从调露二年（680年）前后开始居住于此，并和杜审言等结为“方外十友”［11］193。入朝为官后，他则没有机会再来此居住，如《忆嵩山陆浑旧宅》云：“一身事扃闼，十载隔凉暄。”［12］372陆浑山庄距离洛城适中，在朝为官时也可在假日来此居住，如《寒食陆浑别业》云：“洛阳城里花如雪，陆浑山中今始发。旦别河桥杨柳风，夕卧伊川桃李月。”［12］590《初到陆浑山庄》也云：“授衣感穷节，策马凌伊关。归齐逸人趣，日觉秋琴闲。”［12］576位于首阳山的别业仅杜甫在《过宋员外之问旧庄》中提及：“宋公旧池馆，零落首阳阿。”［1］49宋之问在此的生活情形已不可知，但首阳山庄在三处别业中距洛城最近，他营建这一别业，当如《宴郑协律山亭》所云“朝英退食回，追兴洛城隈”［12］623，即为了满足“朝退追兴”的生活⑧。
岑参在洛阳一带有王屋山青萝斋、嵩阳别业、缑氏山西峰草堂以及陆浑别业四处居所。《南池夜宿思王屋青萝旧斋》云：“早年家王屋，五别青萝春。”［13］312-313岑参幼年时曾随父寓居晋州（今山西临汾），15岁时移居少室山的嵩阳别业［13］589，王屋山别业或此期间所建。《感旧赋并序》云：“十五隐于嵩阳，二十献书阙下。”［13］523“我从东山，献书西周。出入二郡，蹉跎十秋。”［13］525他15岁移居嵩阳别业，已有向洛城靠近的目的。岑参又有《缑山西峰草堂作》一诗，陈铁民先生推测：“玩诗意，作者早年居少室时曾一度移居缑山，诗即作于此时。”［13］9缑氏山距洛城较嵩山更近，似有进一步向洛城靠近的意图。他的陆浑别业仅在《巴南舟中思陆浑别业》诗中提及［13］463，不知建于何时，但离洛城也较嵩阳别业为近。总之，从岑参在洛阳一带几处别业的位置及营建先后，大致可以看到随着年龄渐长，求仕之心渐切，其居住地向洛城逐步移近的一个轨迹。
李颀在洛阳一带当有两处别业或田庄，一处是近郭的东园，一处是稍远的颍阳东川别业。关于东园，李颀有两首《晚归东园》：“出郭喜见山，东行亦未远……请谢朱轮客，垂竿不复返。”［14］207“荆扉带郊郭，稼穑满东菑。”［14］579这两首诗都云东园在城东郭外，当是指洛阳城东郭。因为孟浩然有一首《题李十四庄兼赠綦毋校书》：“闻君息阴地，东郭柳林间。左右瀍涧水，门庭缑氏山。”［15］150诗中描述的李十四庄也在洛城东郭，傅璇琮先生、陶敏先生认为李十四当为李颀，并系此诗于开元十五年（727年）［11］433所作。关于东川别业，李颀诗中多处提及，如《不调归东川别业》云：“惭无匹夫志，悔与名山辞。绂冕谢知己，林园多后时。”［14］200这里所谓“不调”是指新乡尉任满后不调。开元二十三年（735年）李颀进士及第⑨，开元二十九年前后离新乡尉任，遂归隐颍阳东川别业⑩。按，李颀又有《缓歌行》《放歌行答从弟墨卿》两诗提及他在东川别业和东园（城东庄）的生活：
小来托身攀贵游，倾财破产无所忧……男儿立身须自强，十年闭户颍水阳……早知今日读书是，悔作从前任侠非。［14］277
小来好文耻学武，世上功名不解取。虽沾寸禄已后时，徒欲出身事明主。柏梁赋诗不及宴，长楸走马谁相数。敛迹俯眉心自甘，高歌击节声半苦。由是蹉跎一老夫，养鸡牧豕东城隅。［14］296-297
《缓歌行》似是进士未及第时所作，李颀早年可能有过任侠的经历，后来翻悔向学，在颍阳东川别业专心隐居读书达10年之久。《放歌行答从弟墨卿》则显然是已进士及第并入仕后所作，当是在新乡尉任满不调的初期。这时他对再次入仕尚抱有希望，所以“养鸡牧豕东城隅”，隐居在距洛城较近的城东庄。再结合《晚归东园》《不调归东川别业》所云，大致可见城东庄和东川别业都营建甚早，当他处于求仕心态时，多居住在城东庄，常出入于城内，与“朱轮客”交游；当不急于出仕或仕情冷落时，则居住于较远的东川别业，追求隐居生活。
与李颀同时的陈章甫也是如此。他科考落第时曾有《与吏部孙员外书》：“但仆一卧嵩丘，二十余载。”［7］2789吏部孙员外乃孙逖，他开元二十二年（734年）、二十三年知贡举，书即作于此时。可见陈章甫早年主要在嵩山隐居。高适有《同群公宿开善寺赠陈十六所居》，陈十六即陈章甫，孙钦善先生认为诗作于天宝四载前后，开善寺在洛阳准财里（西阳门外）［10］136-137。李颀也有《宴陈十六楼》：“西楼对金谷，此地古人心。”［14］544金谷涧在洛城西北，和开善寺相距不远。两诗所云陈章甫所居和西楼当为一处，作诗时间也应相近。陈章甫又有别业在洛城西北的金谷涧附近，后来主要居住于此。《元和姓纂》载：“太常博士陈章甫，江陵人。”［16］348可知陈章甫后入仕任太常博士。他早年隐居嵩山达20余年，显然是不急于入仕的心态；后在金谷涧别业居住，离城内较近，当是为求仕的便利。
刘方平是杜甫的同时人，主要居住在颍阳（今登封市颍阳镇一带）少室山西部一带。皇甫冉《寄刘方平大谷田家》云：“篱边颍阳道，竹外少姨峰。”［8］2821大谷指大谷关11，即今偃师市寇店乡界内的水泉关，其南临近颍阳。皇甫冉又有《与张宿刘八城东庄》诗：“寒芜连古渡，云树近严城。”［8］2804刘八即刘方平12。“云树近严城”当指临近洛阳城13。可见刘方平也拥有距离洛城远近不同的两处居处。虽然他终生未能入仕，但城东庄当也是为便于回洛阳城内而建。
刘长卿在洛阳一带的居处可确知者有嵩阳别业，此据其《早春赠别赵居士还江左时长卿下第归嵩阳旧居》可知［17］94。他还在《京口怀洛阳旧居兼寄广陵二三知己》中提及其洛阳旧居［17］40，又《李侍御河北使回至东京相访》云：
贫居幸相访，顾我柴门里。却讶绣衣人，仍交布衣士。王程遽尔迫，别恋从此始……草色官道边，桃花御沟里。天涯一鸟夕，惆怅知何已。［17］49
这里所云洛阳所居，不知在何处，但李侍御在“王程遽尔迫”的情况下相访，且诗云“官道边”“御沟里”，应不会距洛城太远，当非远在嵩阳的别业。前首称“洛阳旧居”，而非“嵩阳旧居”，也可佐证此居处当非嵩阳别业。
总之，从宋之问等人的情况可见，唐代洛阳、长安两京文人既热衷于自由高蹈的隐居生活，也因在仕、求仕的原因需生活、活动于都城之内。为了兼顾这种双重形态的生活，他们多有在近郭和稍远的山林之地营建两处或多处别业的现象，入仕之心不急切时可居住在山林别业，在仕或着力求仕时则居住在近郭别业，便于出入洛阳。这是一个常见现象。杜甫从距洛城稍远的陆浑庄移居到近郭的土娄庄，应该说也属于这一风气。他居住陆浑庄时以“送客东郊道，遨游宿南山”的遨游栖隐生活为主，不急于入仕；移居土娄庄后，则“二年客东都”“山林迹如扫”，主要是一种都市交游生活，开始着力为入仕做准备。应该说他的移居和心态变化是紧密相关的。
注释
①陆浑庄即土娄庄之说由清人浦起龙提出，详见《读杜心解》，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19页、546页。闻一多：《少陵先生年谱会笺》认同其说。后之论者多承袭之。②详见耿元瑞：《杜甫与河南》，《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4期；王帆：《土娄庄与陆浑庄考》，《草堂》1985年第2期；李殿元、李绍先：《杜甫悬案揭秘》，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葛景春等：《杜甫与地域文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葛景春：《饭颗山到底在哪里?——关于李白〈戏赠杜甫〉写作时间和地点的臆测》，《杜甫研究学刊》2019年第2期。胡永杰：《杜甫陆浑庄即偃师尸乡土室（土娄庄）说质疑》，《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③洪业指出：“在杜诗中，三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常被饱含感情地提到。这些孩子无疑是杜闲和第二个妻子所生。然而，对于直至744年仍在世的这位继母，杜甫诗文中保持了完全的缄默。我推测，这种缄默相当雄辩地说明了我们诗人的童年、青年和成年初期都没有在家中度过。”见洪业著、曾祥波译：《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第21页。本文推断陆浑庄、土娄庄为杜甫在洛阳一带生活时的主要居处，与其说并不矛盾。④详见洪业：《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第31页。⑤杜甫天宝七载（748年）至九载（750年）间所作《奉寄河南韦尹丈人》云：“有客传河尹，逢人问孔融……尸乡馀土室，难说祝鸡翁。”他这时尚居住在土娄庄（即尸乡土室），距开元二十九年移居于此已10年上下。又在夔州时所作《凭孟仓曹将书觅土娄旧庄》云：“平居丧乱后，不到洛阳岑。为历云山问，无辞荆棘深。”说自从安史之乱发生后就没有再回过土娄庄。说明安史之乱发生前，他回洛阳还曾居住在土娄庄。详见萧涤非主编：《杜甫全集校注》，第161页、5052页。⑥如王洙、王琪编定，裴煜补遗：《宋本杜工部集》卷十题下小字作“时归在南陆浑庄”；《王状元集百家注编年杜陵诗史》卷八《忆弟二首》题下作：“彦辅曰：时归在南六（陆）浑庄。”《分门集注杜工部诗》卷九“宋族”和《黄氏补千家注纪年杜工部诗史》卷十九皆作“洙曰：时归在南陆（六）浑庄”；《杜工部草堂诗笺》卷十四则直接作为诗题中一部分：“忆弟二首时归在陆浑庄。”《集千家注杜工部诗集》卷四作“公自注：时归南陆浑庄”。⑦胡永杰《杜甫“早充观国宾”当为开元十八、十九年前后由太学获监举参加科考事考辨》中指出，杜甫14岁至19岁当有过在洛阳入太学的经历，见《杜甫研究学刊》2019年第4期。⑧关于宋之问的三处别业，详见胡永杰：《宋之问：别业与吏隐生活》，载《光明日报》2019年7月29日文学遗产版。⑨参见傅璇琮主编：《唐才子传校笺》卷二《李颀》，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354页；徐松撰，孟二冬补正：《登科记考补正》卷八，北京燕山出版社2003年版，第322页。⑩参见傅璇琮：《唐代诗人丛考·李颀考》，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95页。11乐史撰，王文楚等校点《太平寰宇记》卷三“河南道三·西京一·河南府·洛阳县”，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52页。12参见岑仲勉：《唐人行第录》“刘八方平”条，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156-157页。13“严城”有两个含义，一是指洛阳附近的城池之名，如《太平寰宇记》卷三“河南县”载：“故榖城，在县西北。古榖城即周所置，在榖水之东岸，西晋省并入河南，故有城存。北齐天保中，常山王演使稗将严略增筑以拒周，俗亦谓之严城。”《太平寰宇记》，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49页。二是泛指戒备森严之城，如韦应物《观早朝》：“伐鼓通严城，车马溢广躔。煌煌列明烛，朝服照华鲜。”《广陵行》：“海云助兵气，宝货益军饶。严城动寒角，晩骑踏霜桥。”参见孙望：《韦应物诗系集年校笺》，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83页、71页。这两个含义都可以用来指洛阳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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