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上古史领域，《史记》虽然不是最早的历史著作，但无疑是除考古发现以外最可信的历史记录。我们对比《史记》中的《夏本纪》和《殷本纪》就会发现，《夏本纪》非常简略，全篇绝大多数篇幅都是讲的大禹时期的事情，而《殷本纪》则非常详细。《夏本纪》基本上可以约等于《大禹本纪》，而《殷本纪》则是一个正常的王朝世系，在《夏本纪》中自帝启至帝履癸凡十三世十六王除了太康到中康、帝不降到帝扃、帝廑到孔甲之外全部是父子相传，在上古时代，王位传承能够如此有序，我认为只有一种可能：夏朝的政治是彻底的神权政治，夏朝天子扮演的可能主要是巫师的角色。而再看《殷本纪》的世系，王位的传承可谓丰富多彩，既有父子相传，也有兄弟、堂兄弟相传，其中以兄弟相传最多，这就给后人留下一个印象，认为商朝的王位传承是兄终弟及，实际上，仔细研读《殷本纪》就会发现，尽管商朝王位兄弟相传的情况最多，但无一例外都发生在王朝混乱、君王大权旁落的时期。也就是说，商朝没有所谓兄终弟及的制度，所有的兄弟相传都是权力斗争的结果，也就说，商朝的大部分君主，其权力的来源不再是基于神的眷顾，而是自己的实力，这与夏朝有着显著的差异，这种差异本质上是由社会生产力的巨大进步带来的。现在有很多观点说商朝是神权王朝，周朝取代商朝是以人为本取代以神为本的深刻革命。虽然商朝的神权氛围非常浓厚，但我认为，和夏朝相比，商朝的神权政治基础事实上非常脆弱，越到后期，商王想要集中权力的欲望就越发明显，这正是神权政治瓦解的信号。试想，如果神权有效，所有的贵族和平民都相信商王的权力来自于上天的眷顾，从而都听从王的号令，那商王又何必要集中权力呢？所以，我认为中国政治由神权政治过渡到以人为本的世俗政治的时间不是肇始于周，而是商。马克思说过，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即社会制度和社会形态是由整个社会的生产和创造能力决定的。生产力低下的时代，人的力量非常弱小，社会形态自然是神权至上，而随着生产力的进步，人的力量越来越强，神权就会越来越弱，这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是不因人的意志而转移的。很显然，由夏到商，神权政治走向瓦解的过程，同时也是中国上古时代科学技术大发展的过程，在这其中，商朝无疑扮演了不可替代的角色。

因为中国从西汉以后的大部分历史时期，都实行重农抑商的国策，导致商人在中国古代长期受到歧视，比如明明很有钱但却不能穿丝绸衣服，做官也受到各种限制，民间对商人的印象也大多是无商不奸，而对商人对社会发展的贡献视而不见。事实上，商人除了做买卖，为社会提供生活必需品和消费品之外，最重要的作用就是传播和推广新产品和新技术，这在现代社会的重用性毋庸置疑，在上古时代则更加重要。而商朝就是那个时代最优秀的商人，事实上，我们之所以管生意人叫商人就是来源于商朝人擅长做生意的特性。可以说，六百年殷商是中国上古时代少有的科学技术大发展和大规模传播的时代，其对中国的意义不亚于近代西方工业革命对于世界的意义。从考古出土的文物来看，商朝之前的文物大都非常简单原始，而商朝文物的精美程度令人难以想象，这些文物正是商朝时期技术进步的有力见证者。而据《史记》的记载，商朝的始祖名契，是其母简狄吞玄鸟之卵而生，我不知道鸟卵能不能孵化成人，但“天生玄鸟，降而生商”正是商人的最好注脚，商人就像候鸟一样不断迁徙，从而将当时中华大地上各个地区的文明成果传向四方。商朝的每一次迁都，或为躲避自然灾害，或为躲避外敌，或因内部权力斗争，都在将文明成果传向四方，虽然这些文明成果未必是商人原创的，但没有商人的传播，恐怕中华大地更多地方还要长期处于蛮荒时代。如果说，夏朝塑造了中国的精神内核，那么商朝的贡献就是为上古时代的中国塑造了身体的轮廓。

商朝的几次迁都

自秦大一统以来，所有的长寿王朝在进入鼎盛之后，一般都只会经历一次中兴然后就彻底衰落下去直到迎来命运的终点。但商朝自商汤革命以来，却四次衰而复兴，算上商汤这次，足足五起五落，这在中国历史上可谓空前绝后，《史记》的原文如下：

帝小甲崩，弟雍己立，是为帝雍己。殷道衰，诸侯或不至。

帝太戊赞伊陟于庙，言弗臣，伊陟让，作原命。殷复兴，诸侯归之，故称中宗。

帝外壬崩，弟河亶甲立，是为帝河亶甲。河亶甲时，殷复衰。

河亶甲崩，子帝祖乙立。帝祖乙立，殷复兴。巫贤任职。

帝南庚崩，立帝祖丁之子阳甲，是为帝阳甲。帝阳甲之时，殷衰。

帝阳甲崩，弟盘庚立，是为帝盘庚......然後百姓由宁，殷道复兴。诸侯来朝，以其遵成汤之德也。

帝盘庚崩，弟小辛立，是为帝小辛。帝小辛立，殷复衰。百姓思盘庚，乃作盘庚三篇。

帝小乙崩，子帝武丁立......武丁修政行德，天下咸驩，殷道复兴。

帝祖庚崩，弟祖甲立，是为帝甲。帝甲淫 乱，殷复衰。

从这些文字中间，不仅可以看出商朝的兴衰历程，并且不难发现，每一次“殷衰”、“殷道衰”、“殷复衰”的时期，王位传承都不是父子相传，司马迁虽然在史记中没有记载这每一次“殷衰”的原因，但我们从这些字里行间也可以揣测出这“殷衰”相当一部分要归因于商朝贵族内部激烈的权力斗争，其中最典型的就是自帝中丁至帝阳甲之间的九世之乱，期间的王位传承混乱不堪，这些君主的王位大多数显然不是正常继承的。另外，商朝的几任中兴之主的继承人除盘庚外都是自己的儿子，而且盘庚的弟弟即位后“殷复衰”，由此也可以应证我前面的观点：商朝没有所谓兄终弟及的继承规则，所有的兄终弟及都是权力斗争的产物。事实上，商朝的主流继承规则应该是和周朝一样的父死子继而不是兄终弟及。

《史记》中商朝只有三个庙号，分别是太宗帝太甲，中宗帝太戊，高宗帝武丁，都是非常有作为的君主。至于商朝的开国君主成汤，《史记》只说汤号武王，另外，《诗经 商颂》中也没有关于成汤庙号的记载。至于某百科上说的成汤庙号太祖，不论其出处在哪里，既然司马迁没有写，那就说明要么司马迁没听说过，要么司马迁认为其来源不可信，但是作为商朝的开国之君，商汤的地位肯定无与伦比。所以我认为，在商朝，商汤的地位远远高于其他君王，以至于根本不需要单独给商汤建庙祭祀，因为成汤即大邑商，大邑商即使成汤，二者密不可分。我们从成书于周代采自宋国的《诗经 商颂》中现存各篇几乎都是赞颂成汤的文章就可以看出成汤的地位根本不需要单独建庙来彰显。

天乙汤

人祭遗址

人祭，这个听起来让人头皮发麻的词语，是商朝容易招黑的最重要的原因。人祭，就是将人献给神（被献祭的人肯定是活不成了），是上古时代各个文明进程中共有的现象，不论是古埃及、古希腊，还是美索不达米亚、古印度、古玛雅，都有过用活人献祭的传统，商朝也并不特殊。因为在生产力极不发达的古代，各种生活物资严重不足，每当灾难来临都会造成大量的人口非正常死亡，古人的认知有限，他们认为世界是由神来主宰的，神之所以降下灾难的原因是因为神需要仆人为其服役（我们也不要嘲笑古人，因为任何人都超越不了自己的认知），那么，古人自然就会想到，既然神想要仆人，那何不给神献上仆人，这样神满意了，就自然不会降下灾难了。当然，这个想法最开始只是一个猜想，古人也会去验证这个猜想，验证的结果是：人祭果然有效果，举行人祭后灾难确实变少了。真实情况是由于物资匮乏，人祭减少了人口，剩下的人生存压力自然减轻了，乍一看感觉古人太愚昧了，但仔细想想，人类所谓文明社会几千年来不断发生的战争以及现代社会各种各样的内卷不正是人祭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吗？所以，商朝的人祭不过就是商朝社会生存压力和商朝国家内部权力斗争的外在表现形式而已。

并不是商朝多么喜欢人祭，而是商朝受到社会生产力落后的制约而必然产生的一种社会现象。我们不要去过分的苛责古人，文明的进步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周朝之所以能废除人祭是因随着商朝时期科学技术的传播，人们的物质生活大为改善，人类克服自然灾害的能力大大加强，也逐渐掌握了自然灾害发生的本质规律。

商纣王

在《史记》以及众多的史料记载中，商纣王都是暴君的典型，但是现在网上流行一种观点，说商纣王的失败是因为征东夷耗尽了国力，同时又遭到周武王背叛，被周突袭而死，这种观点的依据就是《韩非子》中的那句“纣克东夷而陨其身”。刨去《史记 殷本纪》中譬如“酒池肉林”、“男女倮逐期间”等过分夸大纣王的内容，再结合纣王即位的背景，就会发现，纣王的失败的根本原因是商朝的神权已经越来越虚弱，纣王缺乏对这一点的认识导致商朝王族内部离心离德。《史记》中商朝在武乙在位时”复去亳，徙河北“，武乙为什么要放弃自盘庚起经营了一百多年的亳（这里的亳，《尚书》作亳殷，即今河南安阳，而并非成汤之亳（今河南商丘）），司马迁没有交代原因，但是从武乙”与神人博“、”射天“等行为来看，武乙迁都的原因和盘庚迁都的原因是一样的，都是想要摆脱贵族的掣肘，加强商王的权力，武乙的所谓”无道“的行为其实就是想通过展示自己的能力来增加个人权威，从而强化商王的个人权力。对比盘庚和武乙就会发现，盘庚可以有足够的威望使不愿迁徙的殷民追随自己，而从武乙的这些行为来看，武乙显然缺乏这种威望，武乙所谓被雷震而死或许就是商朝内部权力斗争激化的写照。再来看纣王，史记说纣王“资辨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知足以距谏，言足以饰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声，以为皆出己之下”，显然纣王是一个对自己能力自信到有些自负的人。可是不要忘了，纣王是天子啊，作为神在人间的代表，纣王难道不应该自负吗？纣王在位时“百姓怨望而诸侯有畔者，於是纣乃重刑辟，有砲格之法”，纣王之所以如此残暴，完全是因为商王身上的神性已经遭到了越来越多的质疑，而纣王又无法通过个人威望压服发对者，从而不得通过残酷的刑法来恐吓潜在的反对声音，这也从侧面证实纣王的权力基础是多么虚弱。另外，“西伯出而献洛西之地，以请除砲格之刑。纣乃许之，赐弓矢斧钺，使得征伐，为西伯”，纣王前面既然囚禁了西伯昌，又为什么在西伯昌献洛西之地后，废除了炮格之邢，还赐给了西伯昌只有天子才能拥有的征伐之权呢？合理的解释只有一个，那就是此时纣王的力量已经非常虚弱，已经没有足够的能力制服各地反叛的诸侯和方国，不得不和西伯昌在事实上结成同盟关系，从而依靠盟友的力量来维系自己的统治。

综合来看，纣王时期商朝灭亡的根本原因是自成汤以来赖以维系商王权力的神权瓦解了，面对神权解体后纣王面对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反对者，左支右绌，无计可施，纣王的所谓残暴无道的背后实际上是一次又一次的无奈与不甘的政治妥协，直到最后商朝灭亡，纣王也没有找到什么好的办法来重新树立起商王的权威。事实上，周武王灭商之后，武王和周公也面对同样的难题，最终周朝通过宗法制解决了这个问题，这就是商周权力交替表象背后权力运作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