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读书人的终极梦想大多绕不开 “做官” 二字，毕竟 “书中自有黄金屋”，更藏着 “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的诱人盼头。曾国藩踏上进京为官之路前，专程探望了家中三位舅舅，那场景，仿若一把辛酸泪，直直沁入人心。大舅家徒四壁，穷到没片瓦遮身，只能在野外寻个洞穴勉强容身，过着近乎原始的穴居生活；三舅满怀希冀，双手紧紧拽住曾国藩的衣袖，眼中满是渴望，近乎哀求地说道：“外甥啊，往后我跟着你去京城，给你掌勺做饭吧，好歹谋个活路！” 五舅更是情深义重，不辞辛劳地护送曾国藩一路抵达长沙。

分别之际，五舅搓着手，期期艾艾地讲：“过些年，我定要护送你妻儿进京，到时你可容我小住几日？” 曾国藩眼眶泛红，满心无奈与酸涩，赶忙劝阻：“五舅啊，京城花销大、日子苦，您千万别来遭这份罪！” 一路上，曾国藩还逐一走访同姓宗族、乡里乡亲，行囊里虽说揣着几千两白银，可真到了京城，才惊觉这钱不过是 “毛毛雨”，根本经不住京城高消费的折腾，日子依旧过得捉襟见肘。

一品高官，听起来尊贵无比、风光无限，可单瞧那每年 180 两白银的俸禄，折算成如今的人民币，也就六万来块，看似不少，实则在北京城这种寸土寸金、人情往来频繁的地界，连套像样房子的租金都不够付。官位逐级递减，薪资更是断崖式下滑，七品官员的年薪换算过来，仅有一万多元，真可谓 “寒酸” 至极。康熙、雍正年间，不少官员实在扛不住经济压力，壮着胆子给皇帝递折子，言辞恳切，哭诉薪资微薄，恳请皇帝大发慈悲、给大伙涨点工资。

一品大员看似位极人臣、风光无限，实则有苦难言。平日里应酬扎堆，官场交际、人情世故哪一项不得大把撒钱？朝廷给定的那点俸禄，纯粹是 “杯水车薪”，若想收支平衡，除非整日大门紧闭、谢绝一切社交活动。好在他们深得皇帝恩宠，赏赐源源不断，住所也由皇帝一手包办，省却一大笔开支。但余下的官员可就没这般好运了，住房问题全得自行解决。曾国藩在京城苦苦打拼十二载，虽说官位一路高升，直至正二品，可买房依旧是奢望，只能一次次在京城的胡同里寻觅合适的出租四合院。多数京官皆是表面西装革履、风光体面，实则囊中羞涩，背地里为了几两银子愁得彻夜难眠。

京官的体面还讲究个 “前呼后拥”，得有仆人鞍前马后伺候着。曾国藩手头拮据不说，脾气还火爆，仆人心里不服气，日积月累的矛盾终于爆发，一场激烈争吵后，仆人麻溜收拾行囊，头也不回地投奔富户去了，徒留曾国藩气得吹胡子瞪眼，却毫无办法。年复一年，经济窟窿越来越大，曾国藩只能频繁出入钱庄、跟同僚拆借，外债雪球越滚越大。

雍正年间，朝廷瞅见京官们日子过得太 “惨”，大手一挥，给开了双倍工资，本以为能缓解燃眉之急，可谁能料到京城物价如同脱缰野马，一路狂飙突进，再加上人情债如山似海、还都得罪不起，这点薪资调整不过是 “治标不治本”，绝大多数家底普通的京官，诸如曾国藩这类 “北漂” 官场人，日子依旧过得紧巴巴，丝毫不见起色。

上朝着装有着严苛规矩，朝服样式全凭皇帝定夺，不同场合、不同节庆得换不同款式，做一套朝服花费堪称 “天价”，穷苦京官根本无力承担，无奈之下，只能租富裕同僚闲置的朝服应急，反倒给人家开辟出一条稳赚不赔的生财小路。

彼时，地方官肆意搜刮民脂民膏的现象愈演愈烈，雍正皇帝见状，祭出 “养廉银” 大招，试图遏制贪腐之风。地方官虽说没了京官的双倍工资待遇，可那养廉银数额之巨，远超常人想象。经济富庶之地的地方官，收完税便能轻松入账几十万两养廉银；即便是偏远穷困地区，每年少说也有上千两进账。两相比较，京官那点双倍工资瞬间显得微不足道、寒酸落魄，引得家底不厚的京官们纷纷觊觎地方官职，巴望着外放；而地方官呢，又眼馋京城的人脉资源、晋升机会，挤破脑袋想进京 “镀金”。

曾国藩后来官运亨通，出任两江总督，跻身一品大员之列。这身份一变，花销也跟着水涨船高，每年耗费高达二十万两白银，由此可见，在外地当官那油水着实丰厚，远比困守京城划算得多。虽说正一品官员俸禄不算拔尖，但架不住皇帝赏赐丰厚、福利优厚。住房由皇家分配，免去后顾之忧；子女还能享受免试科举的特权，旁人求之不得。这般待遇，引得各级官员竞相巴结，地方官搜刮来的金银财宝，一股脑儿往正一品大员府上送，靠着浩荡皇恩，这日子过得那叫一个舒坦惬意，子孙后代也跟着尽享荣华，无怪乎众人皆对高位趋之若鹜、拼尽全力往上攀爬。

曾国藩的官场沉浮，恰似一面镜子，将清朝官场京官困窘、地方官富得流油的 “温差” 景象映照得纤毫毕现。这种畸形的官场生态，滋生出无穷无尽的贪腐、钻营之风，官员们心思全然不在民生政务上，整日盘算着如何谋私利、攀高位。长此以往，官场乌烟瘴气，百姓苦不堪言，王朝根基摇摇欲坠，走向衰败覆灭也就成了命中注定之事。这也时刻警醒着后人：合理的薪酬体系、清明的官场环境，于国于民，皆是重中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