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尔仁尼琴是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代表作《古拉格群岛》《第一圈》《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癌症楼》。他于1970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古拉格群岛》是索尔仁尼琴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与其说是一部小说，不如说它是一部关于人间地狱的真实文献。索尔仁尼琴在古拉格集中营中生活过，并且是书中事件的目击者。

“古拉格”非真实地名，它是索尔仁尼琴的一个比喻，就是当年苏联劳改营的别称。这样的“古拉格”广布于苏联。这成千上万座大大小小的“古拉格”构成了一个“群岛”的规模。

“古拉格群岛”则揭示出了当时苏联社会历史从政治到经济、从精神到心理、从领袖到平民、从中心到边缘的不同生活领域的那种令人惊奇的相似的共同内容或共同“底色”，这种内容或“底色”也是索尔仁尼琴之所以把他自己的那部代表性巨著题名为“古拉格群岛”而意指苏联社会历史本质的所在。

在《古拉格群岛》一书中，索尔仁尼琴用了大量的笔墨淋漓尽致地向我们展现了在极权下人性被扭曲的极致状态。劳改营里，生存的信念使得几乎任何一个囚徒都必须奉行“暴力即真理”的信条；劳改管理人员在这儿已不能被看成是人，他（她）的一切所作所为都是为了一部强大国家机器的运行，他对犯人的残忍顺理成章地被理解为斗争的需要。

在《古拉格群岛》中，索尔仁尼琴写道，群岛人员大扩充的年份并不止于1935、1937、1949年。逮捕一直进行着，正如没有一分钟不在死人、不在生孩子一样，没有一分钟不在抓人。有时候它逼近某人身边，有时候又离他较远。有时候人以自己没什么危险的想法欺骗自己，有时候他主动去充当刽子手从而减轻了危险。

但是这个国家的任何一个成年公民， 从集体农庄庄员到官僚，永远知道，一句话不谨慎，一个行动不谨慎，都会使他落进无底深渊，一去不返。恐惧并不一概是对逮捕的恐惧。还有审查、填表、解雇、吊销户口、驱逐或者流放等等。加在一起的各种恐惧使人们正确地认识到自己的微妙和毫无权利。

总之，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中，充满了全面的控制和各种恐怖统治，那么，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一个打着“法治”、“自由”、“平等”旗号的革命最终却逃不出专制命运的轮回，甚至走向了极权？

俄国是一个长期的专制暴政社会，沙皇独裁。

专制暴政社会的权力形态是一种不受限制的极其严厉残酷的权力形式。这个社会里绝对不存在限制权力的法律，统治国家的沙皇几乎毫无例外地成为独裁者。它绝对不可能是仁慈的权力，它仅仅按照底线的需要将人们控制在基本秩序的需要状态上面。

而适应这个专制暴政社会的基本状态也是一个相互关联的结构——全面的恐怖——全面的屈从——全面的孤独。

专制暴政社会强调一种恐怖统治。毛骨悚然的恐怖措施将恐怖的情绪传递到管理方面、财政方面、司法方面，这些恐怖措施使服从成为良好公民的首要美德。驱使人们绝对服从的结构性手段。

从起点上讲，纪律教育为绝对服从进行准备；从行为方式上讲，跪拜为绝对服从提供象征。久而久之，人们习以为常地接受屈辱，甚至将屈辱加以美化，使其具有审美的价值。这样，国家暴力不仅摧毁了被统治者，同时也摧毁了统治者。

统治者绝对不能相信任何人，他才足以维护自己的权力；官员也必须处于猜疑之中，他才足以自我保护；平民时时担心被牵连到政治灾难之中，因此谨小慎微、作茧自缚。

专制暴政社会也必然是一个等级社会。整个社会将所有人区分为上等的特权阶级和低贱的无特权阶级，并以国家结构将之固化。基于这种分化，“机构国家的重要人物是名副其实的统治阶级；其余的人民，构成为第二个主要阶级——被统治者。”

统治者以现行执掌国家权力的人员为代表，这些人员由一个沙皇领导，并通过一支高级官吏的队伍控制和指挥无数的下级文武官员。最高统治者既有任性而残酷的行为以显示其支配能力，也有任性而慷慨的行为以显示其不受约束的权力。他既执掌至高无上的行政权力，又负载不可思议和神话般的特征，因而让人敬畏和感到可怕。借助宗教的威力，沙皇被罩上了神圣的光环，愚昧无知的人民甸甸在他的脚下，对其顶礼膜拜。

什么事情都由沙皇设计好了，什么事情都由沙皇的奴仆们办好了，民众唯一的职责就是按照统治者们的旨意干好活。

1917年出现了扭转专制暴政发展路向的机会。但可惜的是，俄国的这一转变好景不长。在经历了非常短暂的向多中心社会转变的时间之后，革命将这一转变戛然中断。而革命之后的所谓的新社会、新制度则完全是打着各种旗号的专制暴政，甚至走向了极权社会。

因为在俄国这样一个长期专制暴政、缺乏法治自由的社会环境中，跟当年的法国大革命的结果一样，根本不可能在一场暴力革命之后，直接诞生出一个法治、自由、平等的社会。革命之后的那个社会，依然是一个生产落后、专制浓厚、社会闭塞、愚昧盛行、官僚主义横行的社会。

十月革命胜利后，民众热烈欢呼革命，以空前的热情迎接新生活，讴歌祖国的社会事业。整个社会陷入到了一种歌颂之中，人人都沉浸在伟大的乌托邦梦想之中，他们认为他们已经找到了人类社会的终极形态。

为了实现梦想中的自由、法治、平等，国家不惜以巨大的牺牲致力于大工业化、大冒进和农业集体化，以各种行政命令的方式消除贫困和扫除文盲。然后一切似乎走向了相反的发展方向，理想与现实形成了巨大的差距。乌托邦梦想破灭之后，苏联整个社会走向了极权。

斯大林治理下的苏联最终走向了一种国家全面奴役式的极权，这种极权结合了农业文明下专制暴政与现代工业社会形成的极权。国家对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的全面控制，使国家具有绝对的权力，国家对个人实行了全面的控制，它给人类带来的是恐怖、操纵和支配，民众的个体自由和权利几乎消失殆尽。

极权社会强调国家至上、组织至上，社会没有制衡机制，因而它不能保证国家不会对社会弱势进行剥削，也不能保证其各级官吏是否能真正地为民众服务。

苏联极权社会中，国家权力控制系统失灵，公共权力大量流失，主要集中于少数官僚和斯大林本人。由于一切都要受到组织和国家的控制和监督，所以，社会生活的各部门就按斯大林的设想逐渐变成工具或“传送带”。一边是官僚统治，一边是群众在政治上的消极和漠不关心。

国家行政迅速向上集中，公共权利私有化，使权力失去了国家管理核心的作用。在权力的特征中强调权力的绝对性和强制性，这种绝对性与强制性是一种新式的独裁和专制，它的基础是强制性的国家机器和对内的政治恐怖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