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月10日下午，国民党政府徐州“剿总”副总司令兼第二兵团司令官杜聿明被解放军俘虏，国民党在淮海战场上的最后也是人数最多的一个重装集团彻底瓦解，标志着解放军取得了淮海战役的最终胜利。

对于自己的失败，杜聿明并不意外，自从1948年12月4日被包围在陈官庄地区开始，解放军就不停对他的部队发送劝降的广播和传单。

劝降的效果也十分显著，仅从12月16日至1949年1月5日这20天时间里，从杜聿明集团阵地逃出向解放军投诚的国军士兵就达14万人，大部分是整个连整个营携带着武器装备逃跑的。

到解放军对杜聿明发动总攻时，他那从徐州出发时还有30万之众的兵团，已经缩水了一半都不止。

据当年的国民党军官回忆，解放军的劝降广播里就喊两种内容是最有效果的，一个是说解放军阵地这里准备了热乎的饭菜给投诚的国军，另一个是告知国军士兵他们的家乡已经成为解放区施行了土改。

对于缺衣少粮，在寒风中被围困甚至需要杀军马来充饥的国军来说，热饭的吸引力自然是很强的，但土改又如何让国军士兵如此心动呢？

这一切都要从国共两党根本上的分歧说起。

1905年8月20日孙中山成立中国同盟会，在当天发表《同盟会宣言》，将组织的核心纲领概括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

其中平均地权是当时的孙中山，对自己由“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三者组成的三民主义中，民生主义具体内容的解释，但是对于怎样实现还没有头绪。

到1924年1月，孙中山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将同盟会正式改组为中国国民党，并在广州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孙中山在会上做了解释新三民主义的演讲，喊出“耕者有其田”的口号，提到“农民之缺乏田地沦为佃户者，国家当给以土地”，这也成了国民党土地改革的最早理论。

但国民党毕竟是进行资产阶级革命的党派，孙中山的理论也受到了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他的理论中也补充道不能让地主在土地改革中吃亏。

就在提出“耕者有其田”的第二年，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国民党改为委员会制度集体执政，在中国共产党的大力推动下，国民政府在1926年发布了“减轻佃农田租25%”的决定。

然而随着蒋介石成立的南京国民政府和汪精卫的武汉国民政府陷入内斗，这项政策最终没有被真正执行。

到1927年，在权力斗争中占得上风的蒋介石以拥护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的名义，发布《佃农保护法》，但只规定佃农向地主缴纳的地租不能超过所租地收获量的40%，比之前宽松了许多。

1930年6月30日，南京国民政府颁布《中华民国土地法》，虽然大部分条款没有贯彻孙中山的革命精神，但也有“对于不劳而获的土地增益行累进税”，这种限制地主剥削和土地兼并的相对有进步意义的内容。

然而即使是这个自缚手脚的《土地法》，也遭受了地主阶级的强烈反对。

彼时的国民党在经过蒋介石的“清党”运动后，多是自己就是地主的既得利益者，而蒋介石能够在国民党内部斗争中获胜正是因为他背叛工农阶级，成为了大地主和大买办们的代言人。

蒋介石不敢得罪党内党外的地主阶级支持者，这个《土地法》的实施因此就被一拖再拖。

虽然南京国民政府仍会假惺惺地号称土地均为国有，可实际上默许地主无限制兼并土地提高地租，已经和孙中山先生生前喊出的“耕者有其田”完全背道而驰。

与国民党政府进一步退三步的土地改革相比，中国共产党在土地改革上的摸索要激烈得多。

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在井冈山地区建立起第一个农村根据地，确立了以农民和农村为革命主体的路线，同时也开始了土地改革的探索。

1928年12月，井冈山根据地颁布了自己的《土地法》，此时中国共产党在土改工作上尚缺乏经验，规定中多有不足。比如规定要没收根据地内一切土地而不只是地主的土地，而且禁止一切土地买卖。

但不可否认的是此时中共的土改是真的为“耕者有其田”的思想服务，它不分老幼只以当地人口数量为分地的标准，绝不是国民党那种不痛不痒的面子工程。

1930年，毛泽东详细走访调查了江西省赣州市寻乌县，写就《寻乌调查》提出了对农村阶级划分的初步框架。

中国共产党的土地改革也自此开始，一直以满足占农村人口绝大多数的贫下中农的要求为主要任务，土地改革与群众路线是密不可分的

到1933年10月，毛泽东在党内发表《怎样分析农村阶级》一文，正式将农村居民划为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工人五个阶级，成为土地改革工作的指导文件。

在1931年土改早期，受苏联的意见影响，有过“给地主不分田，给富农分坏田”的左倾错误思想，对土地改革工作的推广造成了困难。

随后几年，中央在工作实践中认识到，消灭地主阶级的最好方法是让他们参与劳动，而非消灭地主们的肉体。

其次富农的总体占比在农村中极少，他们不是土地改革工作的主要对象。

到1935年12月6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改变富农策略的决定》，这些错误政策获得纠正。

中共中央的土地改革不仅为红军根据地赢得了当地民众的欢迎，也增加了红军内部的团结。

分到了土地的红军战士，党内会动员群众集体帮忙耕种，让他们在外出执行作战任务时也不用担心后方的事情。

各根据地因为家里实实在在受到土改实惠而选择加入红军的老百姓，更是数不胜数。

而解放战争开始后，中共中央很快发现土地改革还是加速全国解放进程的法宝。

1945年抗日战争刚刚取得胜利后不久，中共中央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闭幕时毛泽东提到：

“有两座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一座叫做帝国主义，一座叫做封建主义”。

当时的时局，帝国主义尚无精力插手中国，中国人民主要面对的问题就是封建主义的残余。而将土地改革全面彻底地在各解放区推行，就是对抗封建主义的最有效方法。

在抗日战争期间，为了团结一切可团结的力量对抗日本军国主义，中共中央暂停了分土地的工作，以减租减息代替。

这一情况持续到1946年，此时中共中央已意识到重庆谈判的成果恐难维持，蒋介石迟早会对解放区发动全面战争。

为了集结广大群众的力量准备自卫，1946年5月4日中央发布《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重启土地分配，拉开了解放区全面土地改革的序幕。

在解放战争开始后，国民党始终面临一个巨大的问题，就是他们的战线过长而兵力不足。

蒋介石刚发动内战时国军总兵力尚有优势，但国民党的实际影响力只存在于他们能驻军的区域。

一旦解放军入主一片地区施行土改，当地老百姓会迅速转为支持解放军。国军处处皆备，则处处皆寡，在漫长的防区里肯定会出现孤立的部队，很容易被解放军集中优势兵力歼灭。

国军内部军官欺压士兵现象严重，贪腐横行也导致国军士兵的军饷军粮都不足，所以国军的兵员补充只能靠强制动员，也就是俗称的“抓壮丁”。这就导致国军的士兵战斗力和忠诚度都迅速下滑。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解放军这边，1947年9月，全国土地会议通过的《中国土地法大纲》。

其中很重要的一条规定是原国民党军人加入解放军后，一律按革命军人待遇，家属按革命军人家属待遇，分给与农民同样的土地及财产。

一旦国军有士兵被解放军俘虏，解放军就会对他们进行政策教育，尤其是着重介绍解放区的土地改革。

最后会给国军俘虏两条路，如果愿意加入解放军会立刻被改编被派往前线。不想继续当兵了的人，解放军也会给他们发一笔路费，让他们能回到老家。

很多家乡还未解放的国军士兵，在了解到土改后都会选择加入解放军成为光荣的“解放战士”。他们都期望有朝一日能够打回自己老家，也为自己和家人分得一块土地。

而那些家乡已经解放的国军士兵，在回家见到土改的实惠后，也绝不愿意分得的土地被国民党政府收走，打死也不继续给国民党卖命，间接削弱了国军的力量。

1948年，面对双方此消彼长的局势，蒋介石也开始做一些挣扎。下令称凡是共产党给农民分了地的地方，国民党即使再次占领，也不会改变土地分配的结果，会尊重土地改革。

可是之前执掌中国二十年都没有敢和地主阶级撕破脸皮，如今蒋介石自身难保更没有改革的魄力了，这道命令最终没有在任何地区被真正遵守。

到1950年5月底，解放战争基本以解放军的全面胜利告终，此时解放军的总数已经有520万，而这其中有约半数都是自愿成为“解放战士”的原国民党士兵。

他们中有很多甚至在建国后仍然活跃在抗美援朝等对外战争之中，完全不像在国民党军队中服役时缺乏韧劲的混日子心态，这就是土改带来的神奇转变。

对于国民党在改革上的不利，甚至蒋介石自己都不得不承认。1949年蒋介石短暂下野时期，他回到自己的老家浙江奉化，在见到了奉化的情况后在日记中写道：

“22年了，奉化没有任何变化。这说明国民党保守！”

国民党的土地改革之所以只能隔靴搔痒，是因为蒋介石的政权是依仗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撑腰，这也是中国当时仍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状态的余毒。

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群众路线，将最广大的工农群众作为自己的后盾，才能彻底贯彻土地改革的政策。政权的兴衰并非寄托于虚无缥缈的天命，人心向背才是真正的天命所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