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2年3月，法国巴黎蒙马特公墓，安葬了一位逝者。他默默无闻，举哀者寥寥，迅速淡出同时代人的视线，立即被世人遗忘。

逝者就是法国作家司汤达。

但是，他是快乐的幽灵。几十年之后，他从坟墓里跃起，骚扰世界，飞奔殿堂，俏皮地看着山下无数喧嚣的山寨版。

他也是幸运的幽灵。生前湮没无闻，死后不到百年，却得到前所未有的荣誉。这样的运气，按照英国作家威廉·毛姆的话说，就是未免也太渺茫了，“绝对是个特例。”

司汤达是我喜爱的作家之一。在幻想联翩的青年时代，他的《红与黑》令我绝倒。小说主人公于连·索黑尔面对“生存还是死亡”，毅然弃绝“好死不如赖活”，言语傲然出位：“如果我轻蔑我自己，我将变成什么呢？”

他的生死抉择，曾经使年轻的我血脉偾张，很是慷慨激昂，仿佛自己当真就躺在断头台上。几十年过去了，断头台没撞见，倒是自己灰头土脸地贴着地面，无欲无求地苟活过来。然而，于连这句掷地之声，一次又一次烧热我晦暗阴冷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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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汤达首先是一个战士，他追随拿破仑，参加过意大利战役，参加与反法同盟的战争，参加过法俄战争，享受打趴普鲁士人的快感，目睹莫斯科“空城计”的溃败和落跑。

他是一个伟大的情人，超爱混女人，尤其爱混意大利女人；名媛淑女、歌姬荡妇，良莠通吃，到处劈腿；他也许好色，但绝非猎逐异性的流氓，他比披着马甲的文化流氓、学术流氓、炫富流氓高尚得多、磊落得多。

他是一个上流社会的才子，是当时“为交际而交际的最后一批法国人之一”。他喜欢灯红酒绿，痛饮狂醉，他欢天喜地但绝不拿下半身说事胡闹，他在交际场上的连珠妙语，几乎成了社交经典。

他是一个旅行家，一个尤利西斯式的人物，是欧洲19世纪才出现的真正意义上的旅游者，法语中的“旅游”一词据说是他引进的。他饱览了欧洲特别是意大利的古代遗迹、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和油画，或许是景点繁杂而视觉记忆有限之故，他又为人类贡献一个叫“司汤达综合症”的旅游病。

他是一个激情大师。他讴歌激情和爱。他被阳光灿烂的地中海所激越，向往意大利式的激情，用他伟大的情感力量去征服女人的意大利，就像一战时奥匈帝国统帅康拉德公爵，为意大利春天阳光的温暖所激发，不自量力地汹涌起直向罗马进军的雄心。

他是一个幻灭大师。对爱情幻灭，对政治幻灭，对战争幻灭，对英雄幻灭。他推崇个人主义，酷爱分析人类的心理和感情，敢于揭示人被抑制的欲望和自卑情结。他摧毁了一切当时享有盛誉的文体规则和文学形式，他只对自己感兴趣，总是在不停地内心反省，不断地分析自己，暴晒自己，直白坦率，毫不客气，几乎就是剥自己的皮抽自己的筋。

他以“人类感情的观察者”自居，十九世纪的他，却用很现代的语言来谈论权势、宗教、历史、性欲、艺术等今天紧紧抓住我们注意力的话题；他的日记、残片以及零星笔记，简直就是察看人性的解剖标本。而在他以后很久，才有一个叫弗洛伊德的人跳出来跟他叫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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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霞草木石，鸟兽昆虫鱼，一向是中国文人的雅趣。如果在官场或商场被逼的没辙，就“以退为进”，跳脱尘罗世网，潜入佛界和仙道里龟蛰，间或伸出小脑袋鼓弄几篇不痛不痒、不阴不阳的道德文章。但司汤达却把雅趣放在人的身上，他喜欢女人，喜欢权势，喜欢美酒，喜欢声色，喜欢金钱，更可贵的是他直言不讳喜欢这些。他不会“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假正经，不会隐逸山林却闷骚着江湖，脑部神经时刻偷窥山林外的纷繁尘影。

司汤达那种波希米亚式的天马行空的生活方式，与我们这些身心围困在实利、喧腾、焦灼的气场里，迷惑在时尚意淫的虚幻中，沉溺于网络世界的“宅人”相比；与我们急迫敲打键盘、翻搅贫乏的语汇，成天叫卖“爱啊”“缘啊”“情啊”“心啊”的无病呻吟相比，我们只是爱上了“爱情”，已是染患了情感贫血症的跛脚鸭；所谓的儿女情长，事实上已僵滞为一具空壳。

司汤达走的太远了，以至于在世时成为异质人物，鲜有赏识者，也少有人喜爱他的作品。他的作品问世，总会招来讥评。他却不急不躁，对自己说：“我写我，我本人所想的东西，而不是他人所想的东西。”

他的墓碑上，刻写一段后来举世闻名的碑文：“阿里果·贝尔。米兰人。写过，爱过，活过。”就是死了，也不俗滥，依然爱着他的意大利！

老子说得好：“大象无形，大音希声”，只有灵魂是不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