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军区第11 军 32 师师长刘玉尊，河北滦南人，1936 年 1 月出生，1955 年 7 月参加工作，毕业于北京军事学院。他从基层译电员起步，凭借着自身的努力和出色表现，一路晋升，历经云南省军区机要处参谋、机要团机要参谋、仪仗连连长等多个岗位，在 1979 年对越反击战中担任 96 团参谋长，战后升任 96 团团长，而后又担任副师长，于 1983 年 5 月成为 11 军 32 师师长。

继我昆明军区14军40师和11军31师部队顺利收复老山、者阴山之后，越军接连发起反扑。昆明军区原本决定，如果越军持续反扑下去，就将拔除越军在麻栗坡县董干镇边境上的苗皇帝山据点，并将此任务交给了担任军区预备队的 11军32 师。

32 师师长刘玉尊率各有关领导秘密抵近董干边境，对苗皇帝山进行了现地勘察，积极准备制订作战方案。与此同时，越军也察觉到了中国军队的动向，判断中国军队可能于 5 月初攻打苗皇帝山，随即调河宣省 877 团加强该方向防御。

然而，计划赶不上变化。32 师领导在完成勘察不久后，突然接到昆明军区命令，停止苗皇帝山方向的战场勘察，全师立即转往马关地区集结，准备从老山方向加入战斗，协助 14 军抗击越军的大规模反扑。随后，著名的 “7.12” 大战爆发，14 军守备部队坚决粉碎了越军加强师规模的猛烈反扑。

此战后，昆明军区根据中央军委指示，陆军第11军奉命率32师、31师91团、军炮兵团开赴老山战区，并转隶配属陆军第41师、炮兵第4师(炮49团、炮213团、炮5团2营)、炮16团、边防15团，于1984年8月4日接替了陆军第14军老山地区防御任务。此时，总部明确了 “三不主动” 原则，这一原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 32 师在战场上的主动性，使其陷入了相对被动的局面。然而，刘玉尊师长治军严格且爱兵如子，深知防御作战中工事构筑等措施的重要性，对其要求极高。面对 “三不主动” 政策带来的诸多问题，他出于对部队作战及战士安危的考虑，多次向上级反映情况，可遗憾的是，这些诉求并未得到回应。在一次军区副司令员前来听取汇报时，压抑已久的刘玉尊喊出了 “战士在前方流的是血，不是水” 这句振聋发聩的话语，上下级关系一度受到影响。

32 师在整个作战期间，机要参谋出身的刘玉尊高度重视防奸保密工作，深知这是关乎战斗胜负的关键所在。为此，他们制定了详尽且细致入微的保密规定，在全师范围内开展全面无死角的保密教育，并层层压实保密责任。加配属部队一万多名参战官兵，在绵延十多公里的防线上坚守了四个多月，前沿阵地与敌人相互交错，历经大小战斗数百次，却从未出现过任何保密问题，直到 32 师撤离，越军都还误以为对手依旧是 14 军 40 师，这般出色的保密工作在我军历史上堪称罕见，足见刘玉尊师长对部队纪律和作战细节把控的严格程度。

32 师进入阵地之时，正值雨季，恶劣的天气给部队带来了极大的挑战。8 月下旬，连续三天的暴雨致使山洪肆虐，防御阵地的众多工事被冲毁，装备也遭受了严重损失，而敌人趁机不断地进行炮击袭扰，妄图趁火打劫。面对如此艰难的双重困境，全师部队在刘玉尊师长的带领下，展现出了顽强不屈的战斗意志。暴雨首日，师团领导便第一时间奔赴一线视察灾情，随后迅速研讨并果断采取应对措施。他们向全师官兵发出了 “左眼观察灾情，右眼紧盯敌情，干战齐心协力，战胜两个敌人！” 的有力号召。师里专门组织了四个工作组，由师领导分别带队，深入一线查看灾情、慰问官兵、解决实际难题。师指挥所还抽调干部组成背运队，连夜为前沿连队背运波纹钢预制件，与战士们一同抢修工事和坑道，齐心协力应对这突如其来的危机。

在我军收复老山后，越军发起了三次大反扑，32 师接防老山时，正处于越军第三次大反扑的筹备阶段。越军采用 “围靠” 战术，也就是我军所称的 “堑壕延伸贴近战法”，从清水向那拉、松毛岭方向的我军阵地前沿挖掘壕沟、开凿洞穴，逐段推进，同时派遣小股特工部队袭扰我方阵地，并进行炮击。当时的老山战场呈现出大仗未起、小仗不断的相对平静对峙态势，这让许多期待大战一场的官兵产生了厌战盼撤的情绪。但 32 师党委在刘玉尊师长的引领下，顺势进行积极引导，在部队中反复宣讲上级作战指导方针，让 “英勇顽强、独立作战、长期坚守、寸土不丢、大量歼敌” 这五句话深深烙印在每一位官兵心中。部队还通过开展建设 “模范阵地” 活动以及 “神枪手”“神炮班” 杀敌竞赛活动，来激发官兵的战斗热情，宣传部门更是创作了《我爱老山兰》等歌曲鼓舞士气。在三个月的时间里，全师涌现出了大量模范阵地和杀敌功臣，取得了显著战果。其中，师侦察连在敌人眼皮底下设伏，对正在向我方掘伸堑壕的敌工兵分队进行阵前出击，歼敌 40 余名，俘获敌少尉排长一名，获取了敌人将采取“围靠” 战术向我发起进攻的重要情报，且我方无一伤亡，这一战例凭借其精彩的战术运用和出色的战果被载入我军教材，成为了部队学习的典范。

越军拟定的 “围靠战役” 计划野心勃勃，在我军当面部署了两个师及配属的特工部队和保障部队，总计三到四万人，预定进攻日期为 11 月 20 日。不过，由于 32 师侦察连捕获了一名敌排长，越军担心进攻意图暴露，提前两天发动了进攻。18 日凌晨，战斗正式打响，越军对 32 师一线阵地展开全面炮击，师指挥所所在的曼棍洞周边也落下了 100 多发炮弹。面对敌人的猛烈炮击，师指沉着冷静，命令前沿官兵除警戒人员外全部进入掩蔽部和猫耳洞，师、团炮群保持缄默。敌人的火力攻击持续了一整天，共发射炮弹 3000 余发，我方部分堑壕和猫耳洞被炸毁，有 1 人阵亡、29 人负伤。

次日上午，越军继续炮击，下午我军炮兵部队予以有力反击，越军随后再度炮击。20 日凌晨，越军向那拉、松毛岭方向发起进攻，同时攻击老山主峰方向的 94 团阵地。当敌人摸上我 96 团 2 营警戒阵地时，被我哨兵及时察觉，各前沿阵地的官兵迅速投入战斗。敌人兵分三路袭来，我防御分队依托阵地顽强抵御，师前指果断下令炮兵对敌人后续部队进行猛轰，成功将敌人阻拦在距我阵地 100 米之外，历经三小时的激战，我军击退了敌人的首次进攻。

21 日凌晨 2 时，越军不顾阴雨和降温，再次组织反扑，对我军展开全方位、大规模炮击。我军官兵毫不畏惧，步炮紧密配合，英勇回击，全师所有前沿阵地皆战火纷飞，那拉口子的几个阵地更是多次易主。这场激烈的战斗一直持续到次日晚上，我军成功粉碎了敌人五个波次的反扑。为了进一步稳固防御态势，32 师下令 94 团对越军 968 高地实施出击。28 日凌晨，32 师集中火力，向越军各个前沿阵地、指挥所猛烈炮击，在师、团炮火的有力掩护下，94 团 4 连迅速出击，一举攻克越军 968 高地，全歼守敌，还缴获了一批武器弹药和物资。当天，越军一个营企图偷袭我那拉阵地，结果被我佯动炮群击中，只能仓惶逃窜。

从战后获取的情报得知，越军总结 11 月中下旬的这次作战时，称 “这次战役堪称渭川战场最为惨烈的一次战役”，其高层指挥官也不得不服软，感叹 “第三个浪头碰在了石头上！” 当时，由于我军情报工作存在一定局限，起初从上到下都认为越军此次反扑只是营连规模，认为 32 师只是打了一个小胜仗。多年后，通过越南有关资料和老兵回忆录才得以证实，越军此次反扑行动名为 “围靠战役”，出动的部队规模庞大，且配备了众多新式武器，作战意图十分明显。

尽管 32 师受到上级 “不主动打” 方针的影响，在作战行动上一度略显被动，局部也造成了一些损失，但总体而言，在刘玉尊师长的带领下，全师充分发挥了主观能动性，积极贯彻了积极防御作战思想，所获战果颇为显著。在 126 天血与火的洗礼中，全体官兵抗住了越军 37000 发炮弹的轰击，粉碎了敌人 17 次班排至师团级规模的进攻以及 300 多次袭扰，全师共毙伤敌人 1558 名（其中毙敌 1058 名以上），俘敌 1 名，而我方牺牲 73 人、受伤 348 人，以人员伤亡 1:3 的出色战绩完胜越军。昆明军区张铚秀司令员对 32 师的表现给予了高度评价，称赞他们 “寸土未丢”“以小的代价换得大的胜利”。

32 师将防务交给南京军区第 1 军，然后撤出老山，转到董干地区，继续进行拔除苗皇帝山之敌的准备。此时，配属作战的炮兵部队都已进入战区，昆明军区副司令员黄德懋、11 军军长廖锡龙也到前指进行指导，组织了步炮协同，并最终敲定了作战方案。在一切准备工作紧锣密鼓地进行时，1985 年 3 月初，当 32 师的作战准备已基本完成只待上级一声令下时，中央军委突然取消了 32 师的发起收复苗皇帝山的作战任务，并令该师撤出战区归建。

1985 年 4 月，32 师撤回临沧，此时又面临百万大裁军，11 军只保留 31 师并入 14 集团军，32 师部队分流到守备 2 师、边防等部队。刘玉尊师长成为参加对越自卫还击作战唯一没有被提拔的师长！他转业回到了河北老家，从 1986 年 4 月至 1994 年 4 月担任唐山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开启了人生的另一段旅程，但他在老山作战中的英勇事迹和卓越贡献，永远铭记在人们心中，成为了中国军队光辉战史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