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76年9月9日，毛主席逝世，整个中华大地陷入了巨大的悲痛中，同时，中国出现最高权力核心的真空。交到主持中央工作的华国锋手里的是一个十分严峻又扑朔迷离的局面。
在中央高层，分裂和矛盾已经相当明显。从国家稳定大局出发，叶剑英等老一辈革命家果断决定“以快打慢”，采用动用警卫部队这一“军事”手段。
随着党和国家恢复正常秩序，安定的政治局面逐渐形成，人们对未来充满了信心。然而，过去十年在政治思想上造成的混乱并非一夕之间就能消除。加之随后推行的“两个凡是”，又为在新形势下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设置了障碍。于是，在此后的两三年里，中国在徘徊中继续前进。
直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旧的思想禁锢被彻底打破，一个全新的局面浴火重生。与此同时，中共高层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1978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会议，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和这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领导层有了很大调整。其中，陈云、胡耀邦、胡乔木三人得到了最明显的提升。胡耀邦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秘书长、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
中共中央组织部原部长安子文曾感慨：
“我当了20多年的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部长，结果进了监狱；胡耀邦才当了一年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却进了中共中央政治局。”
从这番感慨中，我们足以窥探到当时中央领导层的剧烈动荡和变化。
“凡是毛主席讲过的，点过头的，都不要批评”
1976年，邓小平被撤销一切职务后，因身体原因住进了北京301医院。叶剑英得知情况后，特意给301医院打了招呼，要他们妥善安排好邓小平的医疗工作，并明确下达了指示：“一定要治好，一定要保护好。”
从这两个“一定”中，不仅能看出叶剑英和邓小平之间深厚的革命情谊，还能体会到当时形势的严峻程度。
1976年10月7日清晨，叶剑英在通宵出席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后，不顾疲惫，拿起电话给老战友邓小平分享了这个大快人心的好消息。
邓小平在挂掉电话后，跟夫人卓琳说道：“看来，我可以安享晚年了。”
虽然邓小平被撤销了一切职务，但他仍然是中共党员。因此，邓小平跟身边的工作人员李维信说道：“请向中央反映，我要看华国锋在‘打招呼’会议上的讲话文件。”
很快，邓小平仔细阅读了华国锋的讲话稿后，便于10月10日，交给汪东兴一封信，让他帮忙转送华国锋。信中，邓小平丝毫没有提及自己的事情，只是热烈地表达了对于粉碎“四人帮”的拥护和欢愉。
华国锋看完邓小平的信后，便撂在了一边，并强调要继续开展“批林批孔”和“批邓”。而坚决执行华国锋这一意见的“红旗手”便是汪东兴。
汪东兴在此前粉碎“四人帮”的工作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此后，汪东兴成为了华国锋的副手，权倾一时，当时，海外一些报刊甚至起了一个特别的称号——“华汪体制”。
除了在特殊时期挺身而出，站在人民的一边立下汗马功劳外，汪东兴变得如此重要，还因为他有长期待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经验，在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多年里，他十分了解中共高层机密。就连他自己都曾在一次中共中央宣传部门的会议上说：“现在了解过去十年全过程的只有我一个，毛主席的指示手稿我都有。”
11月18日，中共中央宣传部门召开宣传工作会议，负责宣传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汪东兴在会上做了重要讲话。这次会议，很多人都十分好奇关于邓小平的宣传口径。
对此，汪东兴既高呼要彻底打倒“四人帮”，又表示要打倒邓小平。针对邓小平，汪东兴这样说道：
“邓小平也有错误，而且错误是严重的。他不听毛主席的话，还搞他过去那一套。”“邓小平的问题，毛主席已经有一个四号文件。四号文件不管怎样，是正确的，是毛主席指示的。”“邓小平对‘过去十年’还是不理解，‘三个正确对待’也做得不好。”
汪东兴的话，实际上也代表了华国锋的意思。华国锋曾一再强调，要“照过去方针办”，而汪东兴在会上的讲话，便是根据这一原则作出的。
在粉碎“四人帮”后的两个多月里，不管是华国锋，还是汪东兴，对于外界越来越高涨的恢复邓小平工作的声音并不支持。
1976年就这样在大起大落中度过了。
随着1977年新年钟声敲响，一个新的难题又出现了。1月8日是周总理逝世一周年纪念日，刚刚粉碎了“四人帮”，全国上下正涌动着一股追悼周总理的热流。要不要隆重纪念周总理逝世一周年成为了让华国锋深思熟虑的一件事。
1976年，周总理逝世后，由于当时的社会环境，人们悼念周总理的活动和情感受到了压抑。而今年，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人们曾受到压抑的情感又即将要喷发出来了。
然而，纪念周总理成了一个敏感的话题，因为它跟邓小平紧紧相连。
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敏感地嗅到了这一非同寻常的报道内容，不过，关于纪念周总理逝世一周年的宣传口径必须要向中央请示。
对此，汪东兴提了五个要求：
只发布四五篇纪念文章；老干部不要用个人名义写会议周恩来的文章；不要提周恩来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周恩来的纪念展览不要对外开放；《人民日报》不要发社论。
汪东兴还专门强调：“对周恩来的评价，不准超过悼词，因为悼词‘是毛主席审查过的’。”
当时，有一部纪念周总理逝世一周年的纪录片。片中，解说词将周总理称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汪东兴坚持要将这个称号删去。他说：“这句话是周恩来悼词中没有的，而悼词是经过毛主席三次审看过的。”
在周总理逝世一周年纪念日里，《人民日报》决定写一篇纪念周总理的社论，汪东兴得知后，质问道：“你们是不是打算给总理另作一篇悼词？”
后来，《人民日报》又反映道：“周总理逝世时，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导致很多纪念文章写了但没有登出来。如今，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报社又收到了很多纪念周总理的文章，不能不登。”
汪东兴指出：“不能多登，不要超过纪念毛主席的规模。”
有了汪东兴的答复，《人民日报》便回去查了查，毛主席逝世时，共发过66个版的纪念文章。于是，《人民日报》决定登50多个版的纪念周总理的文章。
在种种限制中，纪念周总理逝世一周年就这样不冷不热地过去了。
1975年《红旗》杂志在第三期上和第四期上分别发表了两篇经过毛主席审核后的文章。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1977年，有人为此写了批判文章，打算发表在《红旗》杂志上。不过，当《红旗》杂志向汪东兴请示时，他却批复：
“这两篇文章是经中央和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看过的，不能点名批判。”
实际上，汪东兴的批复正与华国锋曾说的“凡是毛主席讲过的，点过头的，都不要批评”相符合。
“历史潮流滚滚向前”
尽管邓小平的复出受到了一些人的阻挠，但历史的潮流滚滚向前，邓小平复出的时机也越来越成熟。在党内大多数同志的共同努力下，邓小平第三次复出，恢复了在党内的一切职务。
不久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打响了关于真理标准大讨论的第一枪。这篇文章一经发表，立即在全社会引起强烈反响。随着愈演愈烈的“舆论风暴”，第六天，汪东兴与政治局的几位同志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表示：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要害，是把毛泽东思想称为‘枷锁’、‘禁区’。”“此文署‘特约评论员’。‘特约’，约的是谁、不知道。”
对于《人民日报》转载这篇文章的行为，被汪东兴指责为“没有党性”。
1978年6月2日，在全军政治工作大会上，邓小平做了重要讲话，尽管他没有明确提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文章，但他的讲话却如同《人民日报》所说的是“精辟阐述毛主席实事求是光辉思想”。其实，他已经明确表态了，表达了自己对这篇引起争议的文章的支持。
实际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由胡耀邦一手审定的，邓小平也没有看过。直到引起争议后，他才仔细看了看。
那天，邓小平讲话结束后，出席会议的海军司令员刘居英便给《光明日报》的总编辑杨西光打去了电话。电话里，刘居英按捺住激动的心情，简单地向杨西光报告了邓小平的讲话内容。
得知邓小平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时，杨西光深受鼓舞。他一刻也等不了了，立即坐车赶到了刘居英家里，一口气便看完了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印发的讲话稿。
8月19日，邓小平在接见文化部核心领导小组时，曾这样说道：
“《光明日报》发了文章，当时没注意。后来听说有人反对，才找来看了看。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嘛，扳不倒嘛。我就在6月的讲话里支持了一下。”
当时，有着重要影响力的党报党刊每时每刻都在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因此，汪东兴力图将它掌控在手中。
汪东兴在得知不少报刊正在组织有关讨论“真理标准”的文章后，便决心要阻止这一活动。因为他明白，“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背后，不是单纯的学术探讨，而是直接跟当前的政治挂钩的。这关系到中国的命运，关系到华国锋的命运。
于是，汪东兴用了“下不为例”四个字，他希望这四个字能够将这次的“真理标准”问题画上一个句号，不允许报刊再刊登相关文章。
汪东兴甚至指出了继续宣传的危害：
“宣传上不足之处，国内外敌人会利用，苏美争霸和反动派都要利用、挑拨，他们挑拨政治局常委之间的关系，挑拨中央委员之间的关系，挑拨毛主席和华主席之间的关系，挑拨工人和农民之间的关系。宣传的关把得不紧，被敌人利用是不得了的事……”
思想上的斗争在一定程度上也引起了各个领域人们的思想解放。1978年9月，邓小平在视察东北三省时，提出要“将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他提出的这一重大战略决策，也成为了中国当代历史的转折点。
不久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召开，会上，陈云做“爆炸性”发言，他的话尖锐而有着让人不可忽视的分量，见解相当独到且深刻。说出了许多人心里想说又不敢说的话：
“在实现全党工作重点转移的时候，必须要做好安定团结工作；而众多的历史遗留问题不加以解决的话，也就无法做到安定团结，无法实现工作重点的转移。”
陈云的发言，让与会代表们意识到：必须解决一系列大是大非的问题，必须解放思想，冲破“左”的禁锢，只有先解决这些问题后，才能再讨论那些具体的工作问题。
11月25日，华国锋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就陈云提出的一系列问题作出了明确表态，解决了历史遗留的问题，也解决了人们心里的负担。12月13日，华国锋又对“两个凡是”作了检讨，称“两个凡是”讲得绝对了。
于是，奉行了两年左右的“两个凡是”方针得到了初步否定。在历史遗留问题得到重大进展的同时，党的领导层也发生了大的调整。
12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新增选了四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并对他们的工作做了明确分工：
陈云主管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公安、检查、法院、民政等政法部门；邓颖超主管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众团体；王震主管第三、四、五、六机械工业部；胡耀邦主管中共中央日常工作和宣传工作。
除了有人进入中央领导层外，也有人受到了明显的冷遇，即汪东兴和张平化。很显然，他们在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中的行为，受到了中央委员们的批评。
1979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帮助汪东兴等同志的组织生活会，会上，陈云表示：
“东兴同志已经是走在了革命的后面，他不但不能为继续改造我们的党、发展我们的国家、修正以往错误的政策提供好的建议，反而，这样的同志继续在党中央的领导岗位上，显然是不合适的，全党同志也是不会答应的。”
1980年2月，汪东兴在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辞去中共中央副主席等职务，正式退出一线领导岗位。
把发展的机会留给更合适的人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的领导格局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华国锋、汪东兴逐渐边缘化，邓小平、陈云等老同志重新回到了权力核心。
1980年，汪东兴辞去一切职务，这一行为令不少人费解，他们不明白，为何在中国开始变得越来越好的时候，他选择了激流勇退。对于这些声音，汪东兴表示：今天的中国充满了活力，我的思想已经落后了。对党和国家的发展来说，选择退休对自己、对国家都是有好处的。斗争已经结束了，未来的发展机会应该留给更合适的人。
此后，汪东兴过上了安静的退休生活。虽然已经远离政坛，但他每天都要看《人民日报》《环球时报》……他也曾多次通读毛选，尤其在他碰到问题的时候，便一头扎进里面去寻找答案。
汪东兴丝毫不在意外界对自己的评价，尤其是“凡是派”这个标签，但他很在意社会对毛主席的各种评价。晚年，他几乎很少外出参加活动，但在每年毛主席的诞辰和忌辰日，无论风吹雨打，他一定会去毛主席纪念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