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谁任总后勤部第一书记？罗帅对谭政说：论资排辈是不行的

1959年，总后勤部换将谁执牛耳

1959年的夏季，一场关于总后勤部第一书记人选的争论在中南海悄然展开。这一年，随着洪学智的离任和邱会作的上任，总后勤部迎来了新老交替的关键时期。在这场人事变动中，政委李聚奎和新任部长邱会作成为第一书记的热门人选。一边是资历深厚、军衔较高的老将李聚奎，一边是年富力强、后勤经验丰富的邱会作。当时任总参谋长的罗瑞卿和休养中的罗帅都对这一人事安排表达了各自的见解。最终，军委的这一任命不仅打破了以往论资排辈的传统，更是开启了红一方面军红一军团将领在军中崭露头角的新篇章。

新中国大考，总后勤部迎来转折点

1959年的中国正经历着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一年，随着国家建设的深入推进，军队建设也进入了新的阶段。

在这个特殊的历史节点上，总后勤部迎来了一次重要的人事调整。洪学智离任，由邱会作接任部长，这标志着军队高层建设进入了新的篇章。

三大总部作为军队的核心机构，各自都设有党委会。总政治部对各级党委会书记的任命拥有决定权，这是一项重要的组织原则。

在各大军区和军兵种中，党委第一书记通常由政委担任。但海军和空军却走出了不同的道路，他们的第一书记是由司令员担任。

这样的任命体制在当时看来并不寻常。它体现了军队在人事安排上的灵活性，也反映出不同军种的特点和需求。

1959年的总后勤部面临着双重挑战：一方面要保持工作的连续性，另一方面又要适应新形势的需要。这关系到军队后勤保障体系的整体运转。

在这场人事变动中，两位候选人的出现引发了广泛关注。李聚奎作为老一辈革命家，有着丰富的军事和政治工作经验。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李聚奎在1928年参加平江起义，这是他革命生涯的起点。随后他在红三军团担任要职，积累了丰富的军事指挥经验。

1948年，李聚奎开始投身后勤工作。在黄克诚的带领下，他为军队后勤保障体系的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李聚奎又有了新的突破。他在石油部任职期间，带领团队将石油产量从几十万吨提升到150万吨，展现出卓越的组织管理能力。

到了1958年，组织安排李聚奎担任总后勤部政委。考虑到他的贡献，军队还特别给他补授了上将军衔。

而另一位候选人邱会作，则代表着新一代军队干部。他虽然年轻，但在后勤工作方面经验丰富。1957年，他被选送到高等军事学院深造。

这样两位不同经历、不同风格的干部，都具备担任总后勤部第一书记的条件。他们的竞争，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军队干部选拔标准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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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历与年龄之争谁主沉浮

在总后勤部的会议室里，一场关于第一书记人选的讨论正在进行。参谋长站在发言席上，目光扫视着在座的每一位同志。

他直接了当地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李聚奎同志军衔高，资格老，应该担任第一书记。这个提议立即在会议室里引起了一阵低声议论。

有的同志认为，李聚奎同志在革命战争年代就表现出色，从平江起义一直到解放战争，都做出了重要贡献。更重要的是，他在后勤工作和石油部的工作成绩有目共睹。

然而，也有同志持不同意见，他们推荐新任部长邱会作担任第一书记。这些同志认为，邱会作虽然年轻，但在后勤工作方面经验丰富。

面对争议，邱会作表现出了难得的政治智慧。他在会议上明确表态：如果可以通过选举解决这个问题，他愿意提议李聚奎同志担任第一书记。

这个表态让会议室里的气氛为之一变。邱会作的谦逊和大度，赢得了在座同志的尊重。

随后，这个议题被提交到了军委常委会。在这个更高层次的会议上，总政部主任将两位候选人的情况做了详细汇报。

罗瑞卿总参谋长在会上明确表示支持邱会作。他认为，邱会作虽然年轻，但是对总后勤部的工作非常熟悉。

在这个重要时刻，正在休养的罗帅也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他对谭政主任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把论资排辈放在前头是不成的，总政部以后要注意这个问题。

这句话代表了一种新的用人导向。它表明，在新的历史时期，军队的干部选拔不能只看资历和军衔。

罗帅的这个观点得到了其他领导同志的认同。他们认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军队需要培养和重用年轻干部。

会议最后达成共识：邱会作担任总后勤部第一书记。这个决定的背后，体现了军队高层对干部队伍建设的深远考虑。

邱会作能够获得这个重要职务，也离不开林总等领导同志的提议和支持。黄永胜、赖传珠等同志也都为他作了推荐。

这个任命不仅是对邱会作个人能力的肯定，更是对他长期在后勤战线工作的认可。从1945年到东北工作，到后来在总后勤部的两年，再到军事学院的学习，邱会作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

年龄优势是支持邱会作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当时他只有45岁，比李聚奎小了十多岁，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

这场人事变动，实际上反映了一个重要的转折：军队干部选拔开始更加注重实践经验和发展潜力，而不是简单地按照资历和军衔来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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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帅言论深意暗藏玄机

1959年的军委常委会上，一场关于总后勤部第一书记人选的讨论正在进行。邱会作作为办公会议的成员列席，静静地听着与会同志们的发言。

总政部主任向大家详细介绍了两位候选人的情况：一位是资历深厚的李聚奎，另一位是新任部长邱会作。讨论中，罗瑞卿总参谋长明确表态支持邱会作担任这一职务。

就在讨论进入关键时刻，一位正在休养的老帅给谭政主任打来了电话。电话里，这位德高望重的老帅说了一句发人深省的话：把论资排辈放在前头是不成的，总政部以后要注意这个问题。

这句话在会场上引起了强烈反响。与会的领导同志们都意识到，这不仅仅是对当前人事任命的指导，更是对军队干部选拔标准的重要指示。

罗帅虽然因为身体原因不再担任总政部主任，但他作为军队的老领导，他的意见仍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他的这番话，实际上为军队干部选拔制度的改革指明了方向。

在当时的军队里，论资排辈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很多人认为，军衔高、资历老的同志应该优先获得重要职务。

但罗帅的这番话，打破了这种传统观念。他认为，干部选拔不能简单地看年龄和资历，而要看实际能力和工作需要。

这个观点得到了军委其他领导同志的认同。他们认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军队建设面临着新的任务和挑战，需要新的用人标准。

罗帅的这番话，也反映出军队高层对干部队伍建设的深入思考。他们意识到，要建设一支现代化的军队，必须有科学的干部选拔机制。

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军委常委会最终作出了任命邱会作为总后勤部第一书记的决定。这个决定，标志着军队干部选拔制度的一次重要突破。

从此以后，总政部在干部任命工作中更加注重实际能力和工作需要。他们开始打破论资排辈的传统，为年轻干部的成长创造条件。

这种变化不仅体现在总后勤部，也逐渐扩展到军队的其他部门。越来越多的年轻干部开始走上重要岗位，为军队建设注入了新的活力。

罗帅的这番话，成为了军队干部工作中的一条重要指导原则。它表明，军队的干部选拔要与时俱进，要适应新时期军队建设的需要。

这一指示不仅影响了当时的决策，也对后来的军队干部工作产生了深远影响。它成为了军队干部选拔制度改革的重要指导思想。

通过这次人事任命，军委向全军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干部选拔要突破传统观念的束缚，要树立新的用人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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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一将领崛起军旗高扬

1959年庐山会议后，一场意义深远的人事变革在军队高层悄然展开。这场变革不仅关系到总后勤部的领导人选，更预示着军队高层将迎来一个新的时代。

从这一年开始，红一方面军红一军团出身的将领开始在军队高层崭露头角。这些被称为＂双一＂出身的将领，逐渐成为军队高层的中坚力量。

在军委副主席的位置上，林彪开始展现出他的领导才能。作为＂双一＂将领的代表人物，他的任命标志着这一群体地位的上升。

三大总部的领导层也呈现出相似的特点。罗瑞卿担任总参谋长，同时兼任军委秘书长，成为军队高层的重要决策者。

在总政治部，谭政主任开始施展他的政工才干。他对军队政治工作提出了许多新的思路和要求。

而在总后勤部，新任部长兼第一书记邱会作带领团队开展工作。他的到来为总后勤部注入了新的活力。

这些＂双一＂将领的共同特点是：他们都经历过革命战争的洗礼，都有丰富的实战经验。他们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形成了深厚的战友情谊。

更重要的是，这些将领都比较年轻，正处于事业的上升期。他们对新中国的建设充满热情，对军队现代化建设有自己的想法。

这种人事布局的变化，反映出军队高层对干部队伍建设的新思路。他们开始注重选拔那些既有革命经验，又有发展潜力的干部。

邱会作的经历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虽然年轻，但在后勤工作方面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在战争年代，邱会作长期从事后勤工作，为部队的供给保障作出了重要贡献。1945年抗战胜利后，他到东北开展政治工作，拓展了自己的工作领域。

解放后，邱会作又在总后勤部工作了两年，对后勤工作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他到军事学院学习的经历，也为他增添了理论素养。

这些经历使邱会作成为了一个全面发展的军队干部。他的任命，体现了军队对干部成长规律的新认识。

从此以后，军队的干部选拔开始更加注重实际工作能力和发展潜力。资历和军衔不再是唯一的考量标准。

这种变化为军队注入了新的活力，也为更多年轻干部的成长创造了条件。军队的干部队伍结构开始向着更加合理的方向发展。

总的来说，1959年这场人事变革，不仅改变了总后勤部的领导层结构，也为军队干部选拔制度的改革开创了先河。它的影响一直延续到后来的军队建设中。

（文章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