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县是一县的最高领导，钱粮征收、案件审判、治安维护、教化推行等各类事务都由其全面管理。在一个县里，有品级和无品级官员的配备数量有限，具体怎么配置主要依据该县政务的繁杂程度来定。

在编制体系里，以知县作为正印官的领头人，其下面设有三类官职，分别是佐贰官、首领官以及杂职官。

【先来说佐贰】

县里的佐贰官主要设县丞和主簿两个职位。县丞官秩为正八品，其出身大多较为普通，通常是恩拔贡生，也有由布政使照磨、府知事、汉军九品笔帖式这些岗位，还有各县主簿升任而来的。

县丞的发展前景也不太乐观。依据清代官制，县丞通常会晋升为京县县丞、京府经历、布政司理问、按察司经历或者各州州判。虽说县丞也有机会升任外县知县，但从佐贰之职升为正印官员并非普遍现象。

从品级和职责上看，县丞在县里算是二把手，故而大家常称其为“二尹”。县丞的工作模式有两种，要么和知县在同一地办公，要么负责专项事务，像赋税征收、河道管理、治安维护、户籍登记、巡捕缉拿等。

通常而言，县丞驻外办公的情形较为常见，他们会在本县事务繁杂的地方另设衙署处理公务。值得一提的是，县丞这一职务颇为特殊，清代官方文献里，有“河务县丞”“治水县丞”“赋税县丞”等不同头衔。

在众多职位里，河务县丞最为常见。这类县丞实行双向领导制，既得听从本县知县的安排，还需对河道系统尽责。正因如此，在河道官体系中，常见不少州县佐贰官兼任河务官。

以永定河北岸厅为例，其下设了武清县北上汛、北中汛。在这些区域负责的官员是县丞。当县丞分管河务时，他们会把办公的衙署设在河道处，这种设在河道的办公场所就叫做“汛”。

实际操作时要留意，要是县丞负责河务相关工作，那便不再承担常规的行政事务了，这种职责分配情况得清楚，确保各项工作安排合理。

接着讲讲主簿。主簿品级为正九品，任职者大多出自监贡生，性质跟县丞差不多。若县里同时设县丞和主簿，那主簿就是第三号人物，俗称“三尹”。打个现代比方，知县好比县委书记兼县长，县丞类似常务副县长，主簿就是普通副县长。

就工作性质而言，主簿跟县丞没啥本质差异。多数时候，他们都会被知县派出去，负责某一块的行政事务。而且，也存在隶属于河道方面的主簿。

县丞和主簿并非每个县都有。在不同的县，人员配置情况有所不同。有的县会同时设置县丞和主簿；有的县仅设县丞，不设主簿；还有的县既不设县丞，也不设主簿。

依据光绪朝《大清会典》所载，各省在县丞、主簿的设置方面，具体情况如下：

直隶配备了10位县丞，未设主簿；山东有31位县丞和2位主簿；山西有6位县丞与1位主簿；河南有17位县丞和1位主簿；江苏县丞达29人，主簿14人；安徽有15位县丞、4位主簿；江西有48位县丞、2位主簿；福建县丞23人、主簿1人；浙江县丞45人、主簿11人。

此外，湖北有 18 位县丞、4 位主簿；湖南有 14 位县丞、1 位主簿；陕西有 18 位县丞、3 位主簿；甘肃有 9 位县丞、2 位主簿；新疆有 1 位县丞；四川有 18 位县丞、3 位主簿；广东有 20 位县丞、2 位主簿；广西有 9 位县丞、2 位主簿；云南有 3 位县丞；贵州有 9 位县丞、1 位主簿。

全国各省统计下来，县丞共有345人，主簿有55人。而这一人数还不到知县数量的三分之一，反映出县丞和主簿在数量规模上明显少于知县。

不过，个别县情况比较特殊。以河南祥符为例，此地设有两个县丞和两个主簿。在这些官职中，仅有一名县丞处理常规行政事务，另外一名县丞和两名主簿，都隶属于河道系统。

拿直隶武清县来说，当地设有三名县丞和两名主簿，不过这五位佐贰官都专门负责河务相关事宜。与之不同，江苏元和县设置的两名县丞和一名主簿，才属于正规的佐贰官。

江苏和浙江经济发达，这使得两省县级佐贰官数量不少。从“冲、繁、疲、难”的评定标准来说，江浙多数县属于四字最要缺与三字要缺，相较于普通县，它们承担的行政事务更为繁重。

【再说首领官和杂职官】

在县里，首领官仅设典史这一岗位（在州里杂职叫吏目）。典史属于未入流官员，不少文献把典史称作“典狱官”，主要负责监察狱囚相关事务。其办公地通常离监狱不远，衙署名为“捕厅”。

在那些不配备县丞与主簿的县份里，典史就起着县丞、主簿的作用。光绪年间，全国有1314位知县，典史则有1307人，差不多每个县都能分配到一名典史。

依照清代的规定，像知县、县丞、主簿这类正佐官若不在本县，典史能够暂代他们履职。不过，这种情况并不常见。就算知县外出，典史也只是临时主持工作，碰到重大事务时，是无权自行决断的。

杂职官有不少种类，其中巡检最为关键。巡检官秩为从九品，主要在治安欠佳的区域驻守，以缉捕工作为主。人们把他们叫做“少尹”，其职能与如今的乡镇派出所较为相似。

除主要官职外，还有众多杂职官。像掌管驿站的驿丞、负责收税的税课司大使、管理粮仓的仓大使、看守水闸的闸官、征收渔税的河伯所官，还有医官、僧道官等。这些杂职官员都未列入正式品级。

除上述各类官员外，清代每个县都配备教职官员。当时的教育系统相对独立，各府、州、县的教官由学政直接领导，知县和教官并非上下级。只有在处理学校、生员相关事务时，知县才会和教官一同协商解决。

在清代，州县的佐贰、首领以及杂职官，地位相当低下，权力也十分有限。他们连词讼都没资格受理，就算是分内之事，最终也得知县拍板定夺。正因如此，人们常常称他们为“闲曹”或者“冗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