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9月18日，对于中国人民来说是无比悲痛的一天。这天早上，蒋介石与宋美龄来到了中山陵进行祭拜，随后登上了永绥舰，与国军要员们商讨围攻中央苏区的下一步计划。

此时的东北暗流涌动，各股势力盘根错节，但所有人都没有想到，过了这个晚上，东北将成沦为日本人的势力范围。

晚上10点左右，沈阳郊区柳条湖地区传来了一声巨响，三名穿着东北军士兵军装的中国人躺在了铁轨旁边。

与此同时，东北军驻地北大营枪声大作，接下来就是我们熟悉的事。民族危机近在眼前，全国人民都在呼吁国民政府以民族大业为重，集中力量抵抗日本侵略者，但蒋介石依然在心中默念那句话：“攘外必先安内。”

为了抗日大业，我党也曾多次与国民党进行沟通，但得到了回应却是子弹。1936年，蒋介石破天荒的提出与我党进行合作，殊不知这是蒋介石设下的诡计，好在毛主席保持了清醒，没有让蒋介石得逞。

其实臭名昭著的“攘外必先安内”方针早在“九一八事变”之间就已经初具雏形。

甲午战争之后，日本占领朝鲜半岛，随后又取得了日俄战争的胜利。与中俄两国的战争犹如两场豪赌，在巨额战争赔款的刺激下，日本综合国力空前发展。

1927年，日本首相田中上台伊始，便提出：“以满蒙之权利为司令塔，而攫取全中国之资源；以中国之资源作征服印度及南洋各岛以及中小亚细亚及欧罗巴之用。”他所提出的这套策略后被称为“田中奏折”。

日本内阁对“田中奏折”进行深入分析后，把第一个目标定为了中国东北。因为中国东北不仅地势平坦，并且资源丰富，其中煤炭占全国总产量的36%，林业资源占全国37%，铁矿资源占全国60%。

无论是奉系军阀还是沙俄，都在东北经营已久，所以东北地区无论是铁路、电力、港口等工业设施都比较完善。

再加上日本在日俄战争中获胜，继承了沙俄在东北的部分特权，这也为后来全面入侵东北打下了基础。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日本受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迎来了下岗潮，社会矛盾日益尖锐。

屋漏偏逢连夜雨，1923年日本发生了关东大地震，造成了东京、神奈川、千叶等地10万余人伤亡，这场自然灾害让原本脆弱的日本经济风雨飘摇。

为了帮助日本抗震救灾，北洋政府还特意为日本筹集了600万银元，但这并没有让日本减弱入侵中国的野心。随着军国主义在日本崛起，为了将国内矛盾向外转移，日本军部初步制定了入侵东北的计划。

为了刺探东北情报，日本向东北派出了大量间谍。1931年6月，一名叫中村震太郎的间谍在海拉尔一带被捕，面对铁一般的证据，中村震太郎对于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随后被东北军处决。

“中村事件”之后，日本政府不仅没有选择息事宁人，反而高调宣布：“日本在满蒙的利益受到了中国的侵害。”

日本关东军还一手炮制了“万宝山惨案”，挑拨中国与朝鲜的关系，致使大量在朝鲜的中国侨民遇害。

面对接二连三的挑衅行为，大多数国人都已经清醒的认识到日军即将对东北展开行动，群众们自发组织的反日游行在东北、华北一带此起彼伏。然而，此时的蒋介石正在江西抚州一带指挥部队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三次“围剿”。

当南京方面向蒋介石反应东北近期发生的事端时，他却回电：“发生全国性的反日活动恐被共党所利用，呈共党之跋扈，同时对于中日纷争，更有导入一层伤乱之虞。故官民须协力抑制排日活动，宜隐忍自重，以待机会。”

由此可见，面对日军的一次次试探，蒋介石非但没有采取强硬措施，反而下令镇压民间的反日活动，从而把全部精力用于内战。

7月23日，蒋介石公开发表了《告全国同胞一致安内攘外电》：“惟攘外应先安内，去腐乃能防蠹。亦惟保全民族之元气，而后方能御侮；完成国家统一，而后乃能攘外。”

这是蒋介石第一次比较正式的提出“攘外必先安内”这一方针，因为这一方针的存在，中华民族浪费了抗击日寇的最佳时机。

当日军的炮弹在北大营内爆炸时，张学良也错误的判断了日军的意图，为了保存自身实力，他下令禁止向日军还击。

此命令一出，东北地区只剩下了少数警察顽强抵抗日军的进攻，日军几乎是兵不血刃的拿下了整个东北，事后张学良才得知，日军总数不过两万余人，而东北军则超过了三十万。

9月23日，东北军残余部队已经撤入了关内，面对眼下局面，蒋介石在南京发表了讲话：“我国民此刻必须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痛含恨，暂取逆来顺受之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断。”

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让全国人民无比愤慨，北平、上海、南京等地爆发了大规模的请愿游行。

上海教育界救国联合会向国民政府施压：“如有临敌畏退，或和日本为局部之交涉，不惜奴颜婢膝，媚敌以求幸存者，与国人共弃之。”

北平教育界也纷纷谴责蒋介石：“此次日本入寇东北，如入无人之境，辽吉既已沦陷，平津又受威胁，似此情势，尚能持不抵抗主义乎？”

在舆论的压力下，蒋介石被迫下野，与宋美龄一同回到了老家奉化。但是他并没有放弃军政大权，一个月过后便在宋子文等人的支持下恢复了职务。

蒋介石复出后，一边武力镇压民间反日游行，一边紧锣密鼓的准备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围剿”。

在之后的六年里，蒋介石把全部精力都放在了“围剿”红军上。由于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失利，只能开始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正当红军爬雪山、过草地之时，国民党右翼代表何应钦与日军天津驻军司令梅津美治郎签署了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这让全国人民都看出了蒋介石对内张牙舞爪，对外委曲求全的丑恶嘴脸。

1935年，北平数千学生自发举行了抗日救国游行示威活动，即“一二九运动”，虽说大量爱国学生为此付出了血的代价，但他们的呼声成功唤醒了整个民族。

抗日救国运动开始向南京、杭州、上海、武汉、天津等城市蔓延，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1935年底，红军已经抵达陕北，此时的日本关东军对华北地区虎视眈眈，蒋介石再也不能凭借武力镇压群众的反日游行。

由于日本在东北的扩张，英美等帝国主义国家对日本的态度也发生了极大的转变，为了维护自身的在华利益，英美纷纷宣布对日本实施战略物资禁运，同时呼吁蒋介石做好与日军交战的准备。

英美两国远在天边，短时间内不可能与自己并肩作战，于是蒋介石再次把目光投向了陕北的红军。至于他的阴谋是否是在这个时期酝酿而成的，那就不得而知了。

最开始蒋介石是希望通过上海的地下情报人员与我党取得联系，但我党的情报人员并不信任蒋介石，在一座城市里寻找地下党员，无异于大海捞针。

1935年10月，蒋介石通过孔祥熙接见了苏联驻华代表鲍格莫洛夫，表达了希望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心愿。

两个月后，蒋介石又派邓文仪前往了苏联，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进行了会面，但是邓文仪与王明的沟通始终没有进展，王明的意思是，关于共同抗日的问题，蒋介石需要直接与延安进行沟通。

虽说蒋介石有意抗日，但国民党内部对我党的态度存在巨大分歧，其中陈立夫就是“假合作，真对抗”的代表。邓文仪无功而返后，蒋介石又打算派陈立夫去苏联访问。

陈立夫的本意是想借助苏联的力量制衡日本，顺便挑拨苏共与中共的关系，从而达到消灭红军的目的。但在出发前，陈立夫突然得到情报，日本已经派出了特工，准备对其进行刺杀，陈立夫只能取消了苏联的行程。

于此同时，中共中央在毛主席的牵头下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表达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意愿。

于是，陈立夫产生了与我党进行沟通的念头。在宋子文的建议下，陈立夫委托宋庆龄与我党进行联系，蒋介石还特意写了一封信，并叮嘱宋子文：“找机会交给你姐姐。”

1936年元旦，宋子文来到了宋庆龄家中探望，并表达了蒋介石想要与我党进行第二次合作的意愿。

宋庆龄深明大义，虽说之前与蒋介石的关系非常僵，但得知蒋介石将要主持抗日大业，非常爽快的答应宋子文，一定会把信送到延安。

宋庆龄立刻找到了地下党员董健吾，此人平时以牧师的身份为掩护，负责在上海搜集情报，曾经还救助过毛岸英、毛岸青兄弟二人。顾顺章叛变后，董健吾便与组织失去了联系。

宋庆龄表达完自己的需求后，董健吾面露难色，毕竟自己与组织失去联系多年，独自去延安寻找中央领导，谈何容易。

但董健吾还是接过了信，前往了西安寻找地下工作者张子华，在张子华的帮助下，两人取得了张学良签发的通行证，历经坎坷后来到了党中央驻地——陕北瓦窑堡。

由于当时毛主席、周恩来等人均前往了部队视察，所以由林伯渠接见了董健吾和张子华。毛主席等人得知情况后，立刻返回了瓦窑堡，召集中央干部开会讨论此事。

最终向蒋介石提出了五点要求，分别是停止内战；组织抗日联军；允许红军开赴河北；释放政治犯；推进经济改革。

蒋介石收到我党的回信后也提出了几点要求：欢迎共产党武装参与对日作战，共方部队与国军同等待遇；成立民意机关，用于提出政治上的意见；共方可选择一片土地，试验其政治经济理想。

周恩来看到这些要求后，甚至已经相信了蒋介石的诚意，但“四一二政变”的教训历历在目，毛主席对国民党始终保持着警惕。

后来两党又进行了一定的沟通，事实证明，毛主席的警惕之心是十分有必要的。当问及我方保留的抗日武装人数时，蒋介石设定上限为三千人。并且蒋介石还提出，共产党的干部要全部解散，国民政府会为其安排职务。

为了让我党答应这些条件，蒋介石还暗中与共产国际沟通，试图通过共产国际向我方施压。但是，毛主席依然言辞拒绝了这些提议。

其实蒋介石的思路非常明显，就是想让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悲剧重演，借抗日之名，削弱我军的实力。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枪杆子里出政权”，任何时候都不能放弃对革命武装的领导权。一个人，岂能被同一块石头绊倒两次？

其实蒋介石主动与我方谈判并非是真心希望共同抗日。1935年9月开始，张学良的东北军便在蒋介石的命令下进攻陕北红军，两个月的时间内接连被我军挫败，损失兵力高达三个师。蒋介石不断给延安写信，大概率是在为下一次进攻争取时间。

1936年10月，正值徐向前指挥的西路军西征失败，蒋介石飞往了西安，逼迫张学良趁此机会对陕北红军发起总攻。

然而，张学良早已决心抗日，两个月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终以蒋介石不希望的方式形成了。

“攘外必先安内”最早由宋朝丞相赵普提出，当时宋朝的内部矛盾大于外部矛盾，周边少数民族实力并不算强大。

但是“九一八事变”前后，中国明显是外部矛盾大于内部矛盾，蒋介石却引用了赵普的这句话，着实误国。

后来北宋周边的少数民族日益强大，北宋的结局有目共睹。由此可见，蒋介石对形势的判断缺乏战略眼光，这也是中华民族与日寇艰苦抗战14年的重大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