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周总理对身边的人说道：“我参加革命时，一个亲戚也不来找我，一当总理都来了，有一百多个。”

周总理所在的周家是个大家族，亲戚多，为了树立好的家风，周总理亲自制定10条家规。

所谓周总理“十条家规”，无非是看戏要买票、到食堂吃饭要排队、不准动用公家车子以及不许请客送礼等。比如家规第九条：“不得说出与周总理的关系”，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不能蹭我的热点。

然而，其中最重要的一条规定就是第十条规定。而第十条规定的内容是：不搞特殊化、不谋私利。

那么，什么是谋私利？什么特殊化？接下来我们来简单举两个例子。

周秉建，1952年10月出生于北京市，她的父亲周恩寿，是周恩来的亲弟弟。在周家六兄妹中，秉建排行最小。

她是在1968年奔赴内蒙古锡林郭勒大草原的。当时她只是一名初中毕业生，在大草原上劳动生活已两年的她，学会了骑马、放牧等劳动技能。就这样，1970年底，周秉建和其他几名知青应征入伍。

当兵入伍不久，在元旦那天周秉建来到中南海西花厅探望伯父伯母。

可她万万没有想到，周总理见到她后说的第一句话，就是问她：“你能不能脱下军装回到内蒙古去？”

周秉建赶紧解释：“自己没有“走后门”，之所以能够参军入伍，完全是凭借自己的努力。”

可周总理却告诉她说：“那也不行。你应该将参军入伍的机会让给其他蒙古青年。因为如果部队不是看在你是总理侄女的情况下，可能根本不会把这个名额给你。我们不能搞这个特殊，一点也不能搞。你应该让贫下中农和工人的子女到部队，把参军的机会让给他们，你在边疆一样嘛。当民兵也可以保卫祖国。”

尽管有点情绪，但周秉建还是答应了伯父的要求。

那天，为了更好地教育侄女，周总理还特意将自己秘书家的三个孩子一同叫到了西花厅。

在西花厅里，周总理看着四个孩子，欣慰地说：

“你们都是毛主席的好孩子，不能谋私利。你们要去基层，到群众中去，向群众学习，在劳动中锻炼……现在走后门的太多了，秉建走虽然的是‘正门’、‘前门’，但还是要让她回去，到基层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就这样，周总理一方面做侄女的思想工作，一方面亲自向北京军区的负责同志提出:“你们再不把孩子退回去，我就下命令了。”

1971年4月，周秉建重返草原的要求得到了批准。离开北京前，周总理有些不放心，他见到侄女时还在问：“你想通了吗？秉建同志。”

邓颖超在旁边说：“你听见了吗？你伯父称你是同志呢！”

这时周秉建已经在思想上和情绪上都有了很大转变，痛痛快快地回答：“我已经想通了，请你们放心。”

可是周总理仍在百忙之中安排时间和侄女谈话，叮嘱她：“回去还是要和牧民们在一起劳动，这一点要百分之百做到。”之后，周秉建回到内蒙古大草原工作了。

1972年，她从内蒙古回到北京探望伯父，伯父认真地和她谈起了婚姻问题：“你能不能找个蒙古族小伙子呀？汉朝时期，王昭君不就是做了蒙古族人的媳妇了吗，蒙古族青年是很不错的。”

周秉建记住了伯父的这番话，也是天赐良缘，后来她遇到了蒙古族青年拉苏荣，与他结为夫妻，周秉建说，应该说伯父对我讲的那番话有很深的意义，他是为了民族之间的大团结。

拉苏荣和周秉建

侄子周尔辉的父亲是烈士，周总理将其接到北京抚养。当时北京办有干部子弟学校，是专门培养高级干部子女的。但周总理没有让周尔辉上这样的学校，而是让他到普通中学学习。

后来，周尔辉在北京钢铁学院任教，1961年结婚，学院领导为解决他夫妻分隔两地的难题，把他爱人从淮安调到学院子弟小学任教。周总理知道后非常生气，对侄子批评道：“你为什么搞特殊化？你作为我的亲属，要带头执行，不能搞特殊化。照顾夫妻关系，为什么只能调到北京？而不能调到外地去？”于是，周尔辉和爱人听从周恩来建议，放弃已办好的手续。

最终，周尔辉夫妇一起调回了淮安工作。周总理说，我自己没有孩子，但要教育侄子侄女走自己这一条路。

周恩来曾多次谆谆教导晚辈：“要否定封建的亲属关系，要有自信力和自信心，要不靠关系自奋起，做人生之路的开拓者。”他还特别叮嘱晚辈：“在任何场合都不要说出与我的关系，不要炫耀自己，以谋私利。”

所以，在周恩来的侄子辈以及第三代的登记表里，都找不到与周恩来的“关系”。周恩来还吩咐晚辈要将“不靠关系自奋起”这个准则代代相传下去。

然而，对周恩来严格的家风，不仅他的晚辈们感触颇多，邓颖超体会更深。她曾经感慨地说：“当周总理的夫人其实很难的。”周恩来和邓颖超共同生活半个多世纪，相濡以沫一辈子，但从来没有违反过组织原则。他们结婚后曾经协商，两人可以在一个地方工作，但不要在一个具体部门共事。几十年间，他们都遵守了这个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