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讲旧上海的故事，那必定绕不开杜月笙。

“上海皇帝”“上海三大亨之首”“上海三百年帮会第一人”“上海三大流氓”……这些都是杜月笙的代名词，但不是对他的完全概括。

之后不少影视剧都曾对他的形象进行塑造，其中电影《建国大业》，冯小刚饰演的杜月笙应当算得上是相对成功的一个。

电影中“杜月笙”每次出场，都是一副典型的民国黑帮大佬形象。

头戴黑色礼帽，脸上架着一副圆墨镜，身着中式黑色长衫，两手叠放拐杖之上，身旁跟着一群黑衣黑帽的小弟。

电影中的“杜月笙”，一副墨镜是点睛之笔，将他这一人物塑造得经典。

可据杜月笙的女儿杜美如回应，真实的杜月笙却从不戴墨镜，这一点瞬间就让人觉得他身上的“黑”少了几分。

实际上来说，与同时期上海几位黑帮大佬相比，杜月笙确是一位亦黑亦白的人物。

他常说人的一生要吃好“三碗面”，人面、场面、情面，吃得好，才能如鱼得水，万事顺利。

自己也是凭借吃好这“三碗面”，才在势力盘根错节的大上海，闯出一片天地。

那么这“三碗面”到底是什么？他又是如何凭借它们，在上海开辟出自己的天地呢？

作为黑帮大佬，杜月笙不愿别人称自己“杜老板”“杜老大”，却偏爱“杜先生”这一称呼。

据杜月笙回忆：当时一月学费只需五角，可家中实在困难，只读到第五月，便再也缴不起学费，从此停了学。

许正是因少时家境贫寒，囊中羞涩，导致其未曾受过教育，所以一直对文化追求甚高。

在上海站稳脚跟后，他利用人脉广结名流，常邀请章太炎、杨云史、江一平等上海文化界鼎鼎有名的人物，一同聊天吃饭。

在他们面前，杜月笙从不以自己的身份为傲，反而摆得一副虚心请教的学生样，请他们教导自己。

他知道自己文化程度不高，大字都不识得几个，便专门请老师来教，同时还特意请了位专门讲史的说书先生，每天为他讲《三国》《水浒》。

不得不说，在对待文化这方面杜月笙是极认真的，他不仅为此努力学习历史知识，还曾勤练书法，练得一手漂亮的小楷。

为督促自己学习，他在自己府上门厅处悬挂了一副对联，“友天下士，读古人书”，每天一进门，抬眼就能望见。

还总是身穿一袭长衫，以彰显自己文化人的形象，且纽扣一定要系到最上面一颗，无论天气如何，都不曾更改。

他自己是如此，也见不得帮下弟子衣冠不整，袒胸露背，用他的话就是“做人要注意人面”。

经过长期的文化熏陶，杜月笙可以说是脱胎换骨，由内而外散发着一种属于知识分子的书生气。

著名报人徐铸成晚年回忆起第一次见杜月笙：

“我本以为像他这种人，定是青面獠牙，横眉立目，结果见面时，发现对方竟是个言谈举止都很斯文的老人。”

自己年少时没有好好学习的条件，文化不高，杜月笙便十分重视对子女的教育。

在女儿杜美如的记忆中，有一次外语考试她的成绩很差，父亲知晓后很是生气，当即就用鞭子抽打她，手下一点未曾留情，腿上的伤足足养了半个月之久。

而面对儿子杜维藩在一次大考时逃考的行径，他也丝毫不留情面，下令手下将其找回后，当着众人的面，狠狠打了儿子两个耳光，并罚跪两个时辰。

在他的严厉教导下，他的儿女没有一人跟他一样走上黑道，反而都光明正大地做出了自己的一番事业。

两个女儿，

一个杜美霞，在台湾开设“孟小冬国剧基金会”，专门用于培养京剧人才，宣传和发扬京剧文化。

八个儿子中，长子杜维藩在银行做高级职员；次子杜维垣长期定居美国，在联合国秘书处工作；

三子杜维屏、四子杜维新则一直在巴西、美国等地经商；五子杜维翰从军校毕业后，便一直留在上海工作。

与其他几位相比，七子杜维善活跃在大众视野中较多。

杜维善是一名收藏家和古钱币研究员，曾多次向上海博物馆捐献古钱币，为此馆中还专设“维善钱币馆”，一供参观，二为感念他的捐赠。

如此看来，“三碗面”中的第一碗“人面”，杜月笙是吃得相当不错。

杜月笙四岁时，他父亲的生命就被一场大病夺走，他只好跟着继母张氏生活。

父亲的去世，令本就困苦的日子雪上加霜，他年纪尚小，没法赚钱，于是家中的所有开支都靠继母一人承担。

也许是这种日子实在令人疲累，继母张氏在某个寻常早晨失踪，没人知道或者本就不关心她究竟在哪里。

十几岁的杜月笙无处可归，只能混迹在茶楼赌坊之间。时间一长，听着赌桌上骰子叮当作响，桌旁有人欢喜有人忧，他不免感到有些手痒。

于是，他带着“万一老天眷顾我”的想法，一头扎进赌博之中，结果欠下一大笔钱。

没钱还债，他就盯上家里的老宅，想将其偷偷卖掉换些钱，但还没等计划实施，就被舅舅察觉到风声，将他从赌场捉回，在祠堂罚跪。

这样一来，卖老宅的方法行不通，他没钱，只能去投靠最疼爱他的外婆。

面对这个不争气的外孙，外婆是又气又恼，但又无可奈何。只能掏出所有积蓄，又到处求人，为其找到一份水果店跑腿的工作。

在离家那天，裹小脚不方便行远路的外婆坚持送他到火车站，然后掏出身上仅剩的钞票，薄薄的两三张。

在这一刻，杜月笙终于忍不住崩溃痛哭，他当即跪在外婆面前，磕下三个响头，承诺：“我一定会出人头地，为咱们家，为您挣一份面子！”

因此在成为“上海三大亨”之首后，杜月笙为光宗耀祖，决定在上海重新建造一座杜家祠堂。

祠堂落成典礼当天，杜月笙的场面可挣得足足的。

当天的杜祠门前，摆放着各界名人送来的题匾：

徐世昌的“敦仁尚德”，张学良的“好义家风”，孔祥熙的“春门从德”等等。

最值得一提的，当属蒋介石也差人送来“孝思不匮”的金匾。

且当日杜月笙整整雇来六个仪仗队，浩浩荡荡地举着几十面杜字旗，前后随行的，则是由法租界和公共租界巡捕人员组成的车队。

这些一个足够排面，可杜月笙还不满足，又请来一支百人乐队奏乐，在前方为杜家的祖宗牌位引路。

牌位都是用特意定制的“神轿”抬着，前面八面特大的铜锣开道，百个彩衣少女捧着花篮、大香炉，随轿前行。

到此，这场面还没完，到码头后，十四艘汽轮摆渡船静静停泊在江面上，气势浩大。

杜月笙这一生追求场面的事情做得不少，而这次祠堂的落成典礼，则是最成功、最宏大的一次。

杜月笙自己也曾说过，这第三碗面“情面”是最难吃好的一碗。但他本人将这碗面吃得可是“津津有味”。

当时的上海流传着一句话：黄金荣贪财、张啸林善打、杜月笙会做人。

大家最为熟知的一件事，拜访章太炎，见其生活困难，想帮一把，但顾及其知识分子的脸面，只临走时将银票压在茶碗之下，不叫人发觉。

此外他还经常在街上施粥，对于重复领粥的乞丐，他不像黄金荣那样严加防范，派人严防死守，而是认为他们也有脸面，需要尊重，便从不多问。

虽然杜月笙从前生活贫苦，知道钱财的重要性，但他从不吝啬，经常散钱出力结情面。

别人请他帮忙，需要出钱他就帮忙出钱，需要出力出面，他就帮忙出力出面。

他坦言：“我从不做锦上添花的事，只干雪中送炭的事！”

杜月笙之所以比其他几个黑帮头目名声好一些，除经常广结善缘外，最重要的他还曾积极进行抗日活动。

抗战开始后，杜月笙主持筹募，用筹集到的一百五十余万，送去支持前线抗战。

此外，淞沪会战期间，他不仅带头指挥自己公司的轮船全部驶向江面，凿船沉江，堵塞长江航线，顺利打乱日军的进攻计划。

且在后期得知驻守在四行仓库的谢晋元团，缺乏食物充饥，仅用一天时间便为其送去二十万张饼。

虽然杜月笙一直站在蒋介石的阵营，可在民族存亡的危难之际，他也曾赠送一批军中急需的通讯器材、装甲保险车、防毒面具给八路军。

因此，当时黎元洪曾送他一副对联，上面写着：

春申门下三千客，小杜城南五尺天。

如此看来，将杜月笙比作春申君，是再合适不过的。

虽然杜月笙这人有“白”的一面，但他毕竟是和另外两位一并被称为“上海三大流氓”，人人喊打，他犯下的罪孽可不少。

杜月笙本身起家，就是靠与黄金荣、张啸林，合开做鸦片生意的三鑫公司。

而且三鑫公司还掌握着上海一半的赌场、妓院，这些地方都成为滋长罪恶的温床，导致许多家庭支离破碎。

同时，他所在的青帮，是上海势力最大、犯下罪状最多的黑帮派，勾结军阀政客，欺行霸市，绑架勒索，逼良为娼，贩卖人口，扰得上海人民苦不堪言。

更甚者，他还曾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期，帮助蒋介石大肆迫害残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

当时作为上海总工会委员长的汪寿华，为摸清国民党究竟有何居心，独身赴了杜月笙设下的鸿门宴。

宴会上，杜月笙见拉拢不成，当即撕破脸皮，将其打晕装入麻袋，运送至上海西郊，生生活埋致死。

二十六岁，正是风华正茂、意气风发的年纪，革命领袖汪寿华的生命却永远止于此。

之后更是一直支持蒋介石，做出过许多违背人伦、欺压百姓、迫害进步人士的事情。

因此，客观来说，杜月笙这人虽有“白”的一面，但较其“黑”的一面，实在占比不多。

对于如何吃好这“三碗面”，杜月笙曾说下等人没本事有脾气，中等人有本事有脾气，头等人有本事没脾气。

他这一生，讲究人面，追求场面，广留情面，可谓是将这“三碗面”的智慧挥洒得淋漓尽致。

但是这些都无法掩盖他所犯下的种种罪状，他带给人民的伤害是真实的，助长社会不正之风是真实的，迫害阻挠革命也是真实的。

他做出的那些所谓的“情面”，绝大多数反而助长了对百姓的压榨欺凌，令上海人民长期生活在阴影之中。

对于杜月笙，我们不否认他拥有积极的一面，但同时也不能忽略他犯下的种种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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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过冬】

【编辑｜长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