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渣滓洞大屠杀,扫射未死她跳进尿池,却成唯一幸存女战士
1949年11月27日的夜晚,重庆渣滓洞集中营内,数百名革命志士正在熟睡。突然,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打破了夜的宁静。国民党特务们手持冲锋枪,逐个打开牢房,将囚犯们带到了监狱的后山。在这个寒冷的深秋夜晚,200多名革命者将永远地留在了这里。然而,在这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中,却有一位女战士奇迹般地活了下来。她不是党员,却比很多党员更加坚强;她本可以保全性命,却选择了与其他同志共进退;她在死亡面前不曾退缩,却在最危急时刻,凭借着惊人的意志力和机智,从死神手中抢回了生命。这个传奇的女子究竟是谁?她又是如何在密集的枪林弹雨中死里逃生的?

一、盛国玉的早期经历

1926年1月,盛国玉出生在重庆市垫江县沙河乡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她的父亲是当地的农民,母亲则在家操持家务。在那个动荡的年代,能够让女孩上学并不常见,但盛国玉的父母却极为重视教育。
1932年,年仅6岁的盛国玉便进入了沙河乡的私塾读书。由于家境并不富裕,她每天要走三里山路去上学。即便如此,盛国玉依然保持着优异的成绩。1938年,12岁的盛国玉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垫江县立女子小学。

在县立女子小学的求学期间,盛国玉接触到了更多的知识。当时的学校里有几位进步教师,他们不仅教授文化知识,还经常向学生们介绍外面的世界。正是在这个时期,盛国玉萌生了要当一名人民教师的理想。

1944年,18岁的盛国玉考入了垫江师范学院。在师范学院的三年时光里,她不仅刻苦学习教育理论和教学方法,还积极参与学校的各项活动。1947年春天,盛国玉从垫江师范学院毕业,如愿以偿地在家乡的桂阳小学当上了一名教师。
然而,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却并没有持续太久。当时的重庆,国民党统治下的社会动荡不安,经济萧条,教育经费严重不足。许多学校难以为继,教师的工资也常常拖欠。盛国玉所在的桂阳小学也未能幸免,她不得不暂时回家务农。

就在这时,命运给了盛国玉一个转折点。通过亲戚介绍,她认识了在重庆读书的余梓成。余梓成表面上是一名普通的大学生,实际上却是一名地下党员。两人很快坠入爱河,并在1947年底结为夫妻。

婚后不久,余梓成利用自己的关系,帮助盛国玉重返教师岗位。这一次,她在垫江一所新建的小学任教。在这段时期,余梓成经常带着盛国玉参加一些读书会和茶话会,让她接触到了许多进步人士。这些人中,有不少是中共地下党员,但当时的盛国玉对此并不知情。
在这些聚会中,盛国玉逐渐接触到了进步思想。她开始思考社会的不公,开始关注妇女解放运动,也开始理解什么才是真正的教育。渐渐地,她不再满足于简单的教书育人,而是希望能为改变社会做出更多贡献。

二、革命工作与被捕

1948年春天,盛国玉开始为地下党从事联络工作。她利用教师身份的便利,为地下党员传递信件和文件。每当放学后,她都会按照预先约定的时间,将文件放在指定的地点。有时是一棵老树的树洞,有时是废弃祠堂的暗格,甚至还会把文件藏在课本里,让学生unknowingly传递给他们的家长。
这些联络工作看似简单,却需要极大的谨慎。当时的垫江县城内,国民党特务密布。盛国玉每次传递文件,都要经过多次观察,确认四周安全后才会行动。为了不引起怀疑,她还会刻意改变每次的传递路线和时间。

1948年9月,一个重要的任务落到了盛国玉肩上。大竹县的地下党组织需要购买一批武器,派出了三名党员前往重庆接洽。这三人需要在途中借助垫江的秘密联络点进行中转。盛国玉负责为他们准备临时住所和必需品。

然而,这次行动从一开始就已暴露。军统特务早已盯上了其中一名叫游中相的党员,一路尾随至垫江。10月16日晚,三名党员抵达联络点后,特务们立即展开了行动。他们并未立即抓捕,而是继续跟踪,试图摸清更多地下党组织的情况。
10月17日凌晨两点,特务们终于发动突袭。他们包围了位于庄家湾的联络点,当场击毙一人,抓获两人。在搜查过程中,特务们在游中相身上发现了一本工作日记。这本日记记录了近期的联络计划,而盛国玉的名字赫然在列。

第二天深夜,特务们闯入盛国玉家中。他们没有出示任何逮捕证,直接将盛国玉带走。在垫江监狱里,特务们对她进行了为期半个月的审讯。他们使用了各种残酷的刑讯手段,包括电刑、吊刑等,逼迫她供出其他地下党员的名单。

审讯室里,特务们将电线绑在盛国玉的手指和脚趾上。每次通电,剧烈的疼痛都让她浑身抽搐。但即便如此,盛国玉始终没有透露任何关于组织的信息。特务们见她嘴硬,又改用了更残酷的刑罚。他们将她吊起来抽打,往她身上浇冷水,但依然无法撬开她的嘴。
半个月后,特务们意识到在垫江审讯不会有结果,决定将盛国玉押送到重庆。他们认为,在那里有更专业的审讯人员和更先进的刑讯设备。1948年11月初,盛国玉被押往重庆,关进了白公馆监狱。在那里,她又经历了一轮更为严酷的审讯。

但即便在白公馆,特务们仍然没能从盛国玉口中得到任何有价值的情报。最终,他们决定将她转移到臭名昭著的渣滓洞监狱。在那里,等待着她的将是更为艰难的考验。

三、渣滓洞狱中生活
1948年11月底,盛国玉被转押到渣滓洞监狱。这座位于重庆歌乐山下的监狱,关押着大批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她被安排在四号牢房,与江竹筠、陈然等女革命志士关在一起。牢房内空间狭小,只有十几平方米,却挤着二十多名女囚。

在渣滓洞,囚犯们每天只能得到两顿稀粥,里面飘着几粒米和一些菜叶。每顿饭的量还不到半碗,饥饿成了常态。牢房里没有床,囚犯们只能挤在潮湿的水泥地上休息。即便在寒冷的冬天,也只能相互依偎取暖。

但艰苦的环境并未打垮这群女战士。在江竹筠的带领下,她们建立了互帮互助的生活秩序。分工明确:有人负责打扫卫生,有人负责分配食物,有人负责照看生病的同志。盛国玉因为年轻力壮,主动承担了打水和清理便桶的重活。
1949年春天,一件特殊的事情发生了。关在隔壁牢房的陈珂玲即将临产。在江竹筠的组织下,女囚们开始为即将出生的婴儿做准备。盛国玉和其他几名女囚将自己的衣服拆开,一针一线地缝制成小衣服。她们还将每天的口粮中省出一部分,留给产妇补充营养。


四月的一个深夜,陈珂玲开始临产。在没有任何医疗条件的情况下,江竹筠和几名有经验的女囚担任"接生婆",其他人则打来热水,准备包裹婴儿的布条。盛国玉被安排在门口放哨,防止狱警突然闯入。经过几个小时的努力,一个男婴顺利降生。
除了互帮互助,狱中的文化生活也在秘密进行。江竹筠和陈然经常给大家讲述革命故事和理论知识。盛国玉虽然不是党员,但在这段时间里系统地学习了革命理论。她还和其他女囚一起创作革命歌谣,用来鼓舞士气。这些歌谣往往以当地民歌的曲调填词,内容朴实但充满力量。
为了打发漫长的囚禁时光,女囚们还发明了各种无声的交流方式。她们用敲击墙壁的摩斯密码与其他牢房联系,用眨眼和手势进行日常交流。盛国玉因为当过教师,还教会了几个文化程度较低的同志认字。她们用火柴棍在地上写字,趁狱警不注意时快速进行教学。
1949年下半年,随着解放军节节胜利的消息传入狱中,监狱的管理越发严厉。狱警增加了巡逻频次,禁止囚犯们之间交谈。但女囚们仍然设法维持着互助机制。她们将重要信息写在包裹食物的纸片上传递,或者趁打扫卫生时交换情报。
就在这样的日子里,一场更大的考验正在逼近。国民党政权即将覆灭,渣滓洞的特务们开始商议如何处置这些囚犯。而此时的囚犯们,还在为即将到来的解放憧憬着。
四、渣滓洞大屠杀
1949年11月27日的傍晚,渣滓洞监狱笼罩在一片诡异的气氛中。从下午开始,狱警们就不再按时送饭,巡逻的频率也明显增加。到了晚上七点,牢房里的电灯突然全部熄灭。随后,重机枪的声音在监狱外围响起,子弹击打在墙壁上发出刺耳的声响。
深夜十一点,武装特务闯入监区。他们打开牢房,命令囚犯们排成纵队。特务们用绳索将囚犯们两人一组捆绑,然后押着他们向监狱后山行进。在这个过程中,有些囚犯试图反抗,立即被特务用枪托击倒。
盛国玉被与一名叫张晓梅的女囚绑在一起。她们被编入第三批押送队伍。在通往后山的路上,盛国玉注意到路边堆放着许多木柴和汽油桶。前面两批囚犯的队伍已经消失在黑暗中,只能听到远处断断续续的枪声。
午夜时分,第三批囚犯被押到一处平台上。借着微弱的月光,可以看到地上已经倒下了许多人。特务们命令囚犯面向悬崖站立,然后架起了几挺机枪。就在这时,前排的江竹筠高喊:"同志们,解放军很快就要来了!"话音未落,密集的枪声响起。
子弹如雨点般扫射而来。盛国玉和张晓梅同时被击中,向悬崖方向倒去。在下落的过程中,绳索断裂,两人分开。盛国玉的身体撞在悬崖的岩石上,一路翻滚,最后掉进了山下的一个粪池中。
这个粪池是监狱的化粪池,深约两米,内有淤泥和污水。盛国玉落入池中后,整个人被淤泥覆盖,只留一个鼻子在水面上呼吸。池水的腥臭味和寒冷让她几乎窒息,但这反而成了保护她的屏障。
特务们在进行第一轮扫射后,开始用手电筒照射悬崖下方,检查是否有漏网之鱼。他们还用步枪对着下面补射。但由于粪池散发的恶臭,没有特务愿意下去仔细搜查。随后,他们开始用汽油焚烧尸体。火光照亮了夜空,浓烟滚滚。
盛国玉在粪池中一动不动地待了整整五个小时。直到第二天凌晨四点,确认特务们已经撤离,她才试图爬出粪池。但她的左腿和右臂都中弹受伤,加上体力严重透支,几次尝试都未能成功。最后,她找到池壁上的一根树根,用尽全身力气才爬了出来。
天色渐亮,盛国玉蹒跚着走向山下的农家。一户姓李的农民发现了她,立即将她藏在了谷仓里。这户农民用草药帮她止血包扎,还给她换上了干净衣服,并设法联系到了地下党组织。三天后,地下党员将她转移到了安全地带。
这场大屠杀中,共有300多名革命志士遇难。盛国玉成为了渣滓洞大屠杀中唯一的女性幸存者。而她的这段经历,也成为了见证国民党反动派暴行的重要史料。
五、幸存后的革命生涯
1949年12月初,在地下党组织的安排下,盛国玉被转移到重庆市郊的一个秘密医疗点。她的伤势较重,左腿中的子弹虽然取出,但因为延误治疗,伤口已经感染。右臂的枪伤也导致骨头碎裂,医生不得不进行了三次手术才将碎骨清理干净。
在养伤期间,盛国玉向组织详细汇报了渣滓洞大屠杀的经过。她记录下了遇难同志的姓名、人数,以及特务们实施屠杀的具体过程。这些第一手资料后来成为了重要的历史档案,为查明真相提供了关键证据。
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盛国玉在医疗点听到这个消息时,立即表示要参加重庆市临时人民政府的工作。组织考虑到她的身体状况,原本建议她继续休养,但她坚持要投入工作。1950年1月,她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被安排到重庆市政府民政局工作。
在民政局期间,盛国玉负责接待和安置革命烈士家属。她深知这些家属的痛苦,因此工作特别认真。每当有烈士家属来访,她都会亲自陪同办理各项手续。有时候,家属们为了找寻亲人的遗物而四处奔波,她就利用休息时间帮忙打听和联系。
1951年春,重庆市政府决定在渣滓洞建立革命烈士陵园。作为亲历者,盛国玉被调入筹建工作组。她带领工作人员实地勘察,确定了当年屠杀地点的具体位置。在她的建议下,工作组在粪池位置设立了标志碑,并在悬崖处修建了纪念台。
1952年,渣滓洞革命烈士陵园正式落成。盛国玉被任命为陵园管理处的副主任。她开始系统整理相关史料,记录下了许多重要的细节。比如,她根据自己的记忆,绘制出了监狱的平面图,标注出了每个牢房的位置和关押人员的情况。她还收集了幸存者和烈士家属的回忆材料,编写成册。
1953年,全国开展革命烈士事迹调查。盛国玉作为重要证人,多次参加调查组的工作。她带领调查组重走当年的路线,指认现场,还帮助核实了很多烈士的身份信息。通过她的协助,很多原本姓名不详的烈士得以确认身份。
1955年,盛国玉调任重庆市革命历史博物馆工作。她负责革命史料的征集和整理工作,经常深入基层,走访老党员和革命家属。在她的努力下,博物馆收集到了大量珍贵的革命文物和史料。其中包括许多渣滓洞烈士的遗物,如江竹筠的日记本、陈然的衣物等。
1957年,盛国玉开始在重庆师范学院任教。她除了教授历史课程,还经常为学生们讲述革命历史。每年清明节,她都会带领学生去渣滓洞烈士陵园祭扫。在讲述那段历史时,她总是用最朴实的语言,将真实的历史传递给年轻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