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魏晋三代交替之际，政治局势异常复杂，动荡不安。汉末天下大乱，群雄割据、争战不休，曹操崛起，统一中原地区；后来曹魏代汉，中原地区出现难得的安定局面，政治经济获得快速恢复和发展；司马氏经过长期准备，最终取代曹魏，建立西晋王朝，并扫平天下，大一统的局面再次出现。而在其时，中原地区及北方其他地区出现了一支长期兴盛的政治力量，这即是肇起于东汉末期，形成并发展于魏晋的世家大族。这支政治力量对当时的政治局势影响极为深远，他们自曹魏政权建立之后就把持了从中央到地方的权力，他们在政治上的倾向是导致汉魏晋三代更迭的主要因素之一，其政治立场的变动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到政治局势的变化。

荀彧字文若，其家世代冠族。汉魏之际河南颍川荀氏迅速崛起，成为当时最负盛名的世族。荀其祖荀淑有高行，号称“神君”，“当世名贤李固、李膺等皆师宗之”，俨然是当时中原地区儒林之宗。荀淑有子八人，均有令名，时人号为“八龙”，当时的地方县令“以为昔高阳氏有才子八人，今荀氏亦有八子，故改其里曰高阳里”。荀氏最早致高位的是荀爽，荀爽自幼便通《春秋》和《论语》，是荀氏八龙中杰出者，在汉末，荀爽九十五天内就由“平原相”而“晋拜司空”。在荀爽后，荀氏家族出了一个“王佐之才”，对当时历史进程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就是荀彧。

荀彧在汉末应征举，出任守宫令，董卓当政时，弃官归里。后来荀彧率领宗族人众前往河北冀州，依附老乡韩馥，至袁绍据有冀州时，待荀彧为上宾。荀彧此时凭借敏锐的眼光，发觉在群雄中，袁绍“终不能成大事 ”，远不如当时势力很小的曹操，便当即决断，弃袁奔曹。曹操得荀彧欣喜之极，说：“吾之子房也。”此后，从初平二年（191年）至建安十七年（212年）的20余年间，荀彧一直是曹操的首席谋臣，在他的辅佐下，曹操逐渐走上了统一北方的征程。

荀彧的立场有效地给曹操带来了人气效应，挽回或者重塑了曹操的政治形象。初平元年（190年）曹操用兵徐州，攻打陶谦，张邈等倒戈，迎立吕布，“兖州诸诚皆应布”，“督将大吏多与邈、宫通谋”。原因在于曹操杀了世族出身的边让，这在政治上是比较草率的行为，“自是士林愤痛，民怨弥重，一夫奋臂，举州同声，故躬破于徐方，地夺于吕布，彷徨东裔，蹈据无所。”但正当曹操困顿之际，荀彧以中原高门名士的身份加入其集团，极大地改善了曹操乱杀名士的不利声誉，高门名士开始加入曹氏集团‚表明曹操力量得到了当时名门世族的关注。

荀彧的加盟带来了巨大的士林人气，是曹操势力集团开始吸引人才特别是端据于人才金字塔顶端的中原地区世族名士的开始，这对于曹操力量的发展至为关键。同时荀彧还积极向曹操举荐人才，“前后所举者，命世大才，邦邑则荀攸、锺繇、陈群，海内则司马宣王，及引致当世知名郗虑、华歆、王朗、荀悦、杜袭、辛毗、赵俨之俦，终为卿相以十数人”。从汉晋之间的社会变革看，荀彧所引荐的大姓名士逐渐得势，形成了魏晋之世门阀士族阶层的骨干力量。由此观之，在这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变迁中，荀彧确是一位关键性的人物。作为一流的谋臣策士，荀彧屡呈妙计，出奇制胜；作为大族名士的代表，他居中协调，疏通曹操与大族名士的关系，稳定政局。

荀彧

荀彧的第二个贡献在于他为曹操深固根本，提供战略基地和大后方。荀彧向曹操进言：“昔高祖保关中，光武据河内，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要求曹操先建立一个稳固的大本营，以作供给之需，为争战之根本。荀彧主张先以兖州为基地，巩固曹操在山东的统治，随后主张曹操进击河南，以豫中为根据地，大力实行屯田。

荀彧的第三个贡献在于其鼓励曹操奉迎汉天子，取得政治上的优势。荀彧力排众议，主张立刻迎奉汉献帝。他指出：“昔汉高祖东伐为义帝缟素而天下归心。自天子播越，将军首唱义兵，徒以山东扰乱，未能远赴关右，然犹分遣将帅，蒙险通使，虽御难于外，乃心无不在王室，是将军医天下之素志也。今车驾旋轸，义士有存本之思，百姓感旧而增哀。诚因此时，奉主上以从民望，大顺也；秉至公以服雄杰，大略也；扶弘义以致英俊，大德也。天下虽有逆节，必不能为累，明矣。韩暹、杨奉其敢为害！若不时定，四方生心，后虽虑之，无及。”在这段对话中，荀彧力陈迎奉天子是顺从民意、吸引雄杰英俊人士的关键，属于高瞻远瞩的大战略，使自身在政治道德上居于优势。东汉的选官和教化制度使得当时的士人极为重视名节，所谓 “名不正则言不顺 ”，就东汉末年的情况而言，谁拥戴汉献帝，谁便取得了“名分”，追随他的士人也免去了失节之忧，从而获取大量的名士人才的支持。对此，王夫之感叹道“三代以下之天下，名之维持也大矣”。

“挟天子以令诸侯”是曹操平生最重要的决定之一。从此，他成了皇帝的代言人，他的东讨西伐，南征北战也有了一个令人生畏的借口。曹操迎奉汉献帝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袁术之谋士张承、公孙度之谋士凉茂，吕布之谋士袁涣等都以为曹操“功高而德广，可谓无二矣”。其他如关陇、河北、荆襄和江南诸地人士都有类似看法，以至各地士人纷纷投归许都，出现了“是时许都新建，贤士大夫，四方来集”的情形。如王朗、华歆、陈群等中原名流都是在此前后归附。曹操在人才的数量与质量上都大大超过了袁绍、刘表诸人，并且取得了正统名分，而其他割据者皆沦为偏霸与僭逆，只有坐以待毙了。胡三省曾说：“操之所以芟刈群雄者，在迎天子都许、屯田积谷而已。”可见荀彧在此的贡献是相当大的。

荀彧的第四个贡献在于为曹操制定进取先后顺序，在战略时机的把握上高人一筹。早在建安二年（197年）荀彧便预见到了未来的袁、曹决战。当时曹操北边有劲敌袁绍，东面受制于据有徐州的吕布，南面有张绣、刘表，西面则有关中的马超、韩遂，曹操四面受敌，境况极不利。为解除这一困境，荀彧要求曹操乘袁绍忙于兼并公孙瓒之机，东击吕布、西定关中。

《三国志》荀彧本传对此有较详细的记载，荀彧说：“不先取吕布，河北亦未易图。”曹操曰：“然。吾所惑者，又恐绍侵扰关中，乱羌、胡，南诱蜀汉，是我独以兖、豫抗天下六分之五也。为将奈何？” 曰：“关中将帅以十数，莫能相一，唯韩遂、马超最强。彼见山东方争，必各拥众自保。今若抚以恩德，遣使连和，相持虽不能久安，比公安定山东，足以不动。锺繇可属以西事，则公无忧矣。”曹操依此计，建安三年（198年）破张绣、擒吕布，并以钟繇督守关中，解除了四面受敌的困扰，从而全力经营北部边防，准备与袁绍决战。

荀彧

曹操后来说荀彧：“天下之定，彧之功也”。东晋初，王导还说：“昔魏武，达政之主也；荀文若，功臣之最也。”这说明荀彧的辅佐之功是世所公认的。

但荀彧出身世家，累世硕儒，有着很深的汉室正统情结。荀彧“见汉室崩乱，每怀匡佑之义”。当时曹操统一北方之后，权力鼎盛，睥睨四方，野心在不断膨胀。建安十七年（212年），董昭劝曹操晋爵国公，加九锡，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表明曹操正在篡夺东汉皇权，荀彧极力劝阻曹操晋爵，以为“不宜如此”，操“由是心不能平”。所有人都认为曹操“九锡备物”乃当之无愧之事，只有荀彧坚决反对。荀彧正确地预见到，随着曹操晋封为魏公，汉朝必然会被曹家终结，这是荀彧最不想看到的一幕。就在这一年，荀彧眼见汉室将被曹操倾覆，其匡护汉室的政治理想破灭，竟忧愤而死。

荀彧一生高自标榜，言行为世范，更重要的是他“乃心王室”，这是他助曹平天下的最初动机，也是铸就他最后政治命运的根源。清代学者赵翼对此评论道“献帝遭董卓之乱后，四海鼎沸，强藩悍镇，四分五裂，计诸臣中，非操不能削群雄以臣汉室，则不得不归心于操而为之尽力，为操即所以为汉业。其劝操迎天子之论，可知欲藉操臣汉之本怀，且是时操亦遽未有觊觎神器之心。及权势已极，董昭等欲加以上公九锡，则非复人臣之事，彧亦明知操之已怀僭妄而终不肯附和，姑以名义折之，卒见忌操，而饮药以殉，其为刘之心亦可共其白于天下矣！”

荀彧忠心于汉室，并选择了最有才能的曹操，希望冀此达到统一中国，匡护东汉政权的理想，他以此为最高目标，辅助曹操，统一整个北方地区，功盖当世，是整个中原地区世家大族的代表人物。从其功业与其政治理想来说，荀彧一生充满了悲剧色彩，他虽忠心于汉室，并致力于重建汉室威望，但他却以自己杰出的政治军事才能把曹操这个枭雄的事业推向了巅峰，为东汉政权的倾覆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这是其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巨大矛盾。最终为其政治理想而陷入巨大的痛苦和矛盾之中，并以悲愤的一死表明自己的态度，说明荀彧的政治操守让人钦佩。

曹魏政权在北方中原地区的统治日益稳固的同时，中原地区的世家大族的势力也在不断增长，他们开始有了攫取最高统治权的野心，其代表人物已经由辅弼元勋的荀氏家族转变为野心勃勃的河内司马氏，而荀彧的儿子荀顗在此时成为司马氏的主要心腹，在司马氏夺取曹魏政权上表现得极为卖力。

荀顗

高贵乡公即位后，荀顗为进一步稳固司马氏的地位，向司马师进言：“今上践阼，权道非常，宜速遣使宣德四方，且察外志。”“察外志”就是让司马氏检视附和自己的力量，分出敌我，以便做进一步的行动或部署。可以说荀顗成为司马氏夺权的战略谋划者，其对于司马氏的重要性，同其父对于曹操的重要性可以相提并论。司马昭辅政后，荀顗升任尚书，当司马昭出征反对者诸葛诞时，荀顗则留守洛阳，替司马昭看家。可见司马氏对其的信任。

高贵乡公曹髦被杀后，荀顗不仅不声讨乱臣贼子之首的司马昭，反而为平息朝野对司马昭之怨愤，不遗余力，动员当时的世族出面支持司马昭，以稳固司马氏的权力。如其以舅父之尊亲往动员同为世族代表的陈泰，对司马氏平稳渡过这场政治危机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渡过高贵乡公被杀的危机之后，以司马氏为代表的世家大族进一步控制了曹魏政权，司马氏的地位也更为突出，荀顗对于司马氏的依附更是达到了让人不齿的地步。如其为突出司马氏的地位，公然号召三公以下官员见司马昭时应行人臣之“拜”礼，并带头做起。此举充分表明了荀顗的道德操守之卑贱，与其父彧相比，有云泥之别。

正是因为荀顗为司马氏出画方略，赞翼司马氏夺权，所以，在西晋建立之后，荀顗的政治生涯达到了顶峰，“武帝践阼，晋爵为公”，官拜司空，转迁太尉，加太子太傅，死后也荣宠不减，得以“铭功太常，配飨清庙”。

综上所述，可以简单比较一下汝颍大族荀父子的异同。

第一，二者的政治取向和政治品格完全不同。荀彧拥戴的是汉室，反对变乱朝纲，反对人臣篡位，其一生最大的政治抱负即是巩固东汉政权，挽救衰弱不堪的东汉皇权，其始终坚守着儒家的君臣纲纪，可谓忠心不二；而荀顗则是典型的投机政客，依附司马氏，上演了一幕人臣篡位的大戏，是篡权者的主要帮凶，其政治品格卑下，是谓不忠。

第二，二者功业相较甚远，而遭际却迥异。荀彧以其王佐之才，辅佐曹操，扫平北方，建基立业，开创了新的政治格局，其功业冠压群贤，却因其理想化的政治人格和操守而被曹操不容，悲愤而死；荀顗则追逐利益而为人出力，从立事功的角度来说，父子俩不可同日而语。但荀顗在政治投机成功之后，荣宠至极，配食晋宗庙，得到了作为人臣的最高礼遇。

荀彧

第三，二者道德情操有高下之别。荀彧德才兼备，立身严正，行为世范，一生忠贞，史书赞曰：“德行周备，非正道不用心，名重天下，莫不以为仪表，海内英隽咸宗焉。司马宣王常称书传远事，吾自耳目所从闻见，逮百数十年间，贤才未有及荀令君者也”，“钟繇以为颜子既没，能备九德，不贰其过，唯荀彧然。”而荀顗则卑劣无耻，首先，君王被杀而不讨乱臣贼子，有违人臣之大义；其次，趋炎附势，唯司马氏马首是瞻；再者，则自甘下流，与贾充等结为朋党，沆瀣一气，“无质直之操，唯阿意苟合于荀勖、贾充之间”。

第四，荀彧公忠体国，与汉室共进退，不畏曹操威权，其举贤进德，皆是栋梁之才；而荀顗则以个人政治利益为先，攀附司马氏，阿附权贵，获讥当世。

第五，二者相同之处在于，他们都是以功害义之人。荀彧功业显著，助曹操一统北方，间接地导致了汉室江山的倾覆，尽管其忠心汉室，所以“世之论者，多讥彧协规魏氏，以倾汉祚；君臣易位，实之由。虽晚节立异，无救运移；功既违义，识亦疚焉”。荀顗更不用说，其主要功业便是帮助司马氏夺得政权。如果说荀彧以功害义属于被动的话，那么，荀顗则是主动作为的，在出发点上二者又有天壤之别。

荀彧父子不同的政治选择和政治取向，带来了二人不同的政治命运，父子二人的差异也恰好是当时世家大族名士在不同时期的真实写照，都具有代表性。

在东汉末年，大批名士坚持名节，心向汉室，汉献帝作为一政治符号，颇有吸引力，使众多名士选择投向曹操把持的衰落的汉室，使得曹操集团在人才数量和质量上都远远高于其竞争对手。如荀彧、荀攸、钟繇、司马懿、陈群、王朗等都是治世之才，他们起初都是怀着匡护汉室的政治理想加入曹操集团，帮助曹操统一了北方，其政治理想一方面使他们建功立业，一方面又促使了汉室掘墓人即曹魏政权的出现，这是一个巨大的矛盾。当时的世族代表荀彧在这种矛盾中忧愤而死，其他人则选择了沉默，如陈群在曹丕代汉践帝位时，也只是“有戚容”而已，没有表达不满，只是伤心最初的政治理想破灭而已。

荀顗

第一代建功立业的世族代表的整体表现极大地影响了后来的世族名士，即在政治局势变动之际，明哲保身以保个人利益及家族利益。也有部分世族人物在政治变动中积极进取，追求更大的利益和权力，这类代表人物就是荀彧的儿子荀顗。

荀彧为忠而死，荀顗为利而忘义，其父子的差异浓缩了那个时代的政治信念的变迁，政治人格的时代变化，其背后是一幕幕的政治局势的变幻。

可以这样说，在汉魏更迭之际，开始崛起的门阀世族在最初的一代人伴随着其政治信念和道德品格消亡后，新一代的世族们更多的是关注、保护自身的利益和家族利益，在动荡的政治局势中，保持世族的政治地位，他们在政治品格和道德情操上大大逊色于早期的世族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