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车展没有被投喂成功，360创始人/董事长周鸿祎跑到了重庆荣昌，终于接受了卤鹅哥的投喂，不过却因路人一句话爆火。

路人：“欠你的360借条钱可不可以不用还了”

周鸿祎脱口而出：“那不是我的公司”。

这让不少人错愕，360借条不是360公司的？不敢相信！

一个以“360”命名的借贷平台，创始人竟矢口否认关联。

要放在去年8月份之前，周鸿祎肯定不敢这么说，但他能这么说，还是有一定的关系的。

要回答这个问题，不妨先抛开情绪，从事实出发。根据奇富科技（原360数科）的公开资料，该公司自2022年从360集团分拆独立并在港交所上市后，已逐步完成品牌、业务与治理结构的全面“去360化”。

2024年8月，周鸿祎辞任奇富科技董事长及董事职务，彻底退出管理层，从法律层面切断了直接管理纽带。

奇富科技CEO吴海生更明确表示，公司已“独立于360集团运营”，金融科技与数字安全的业务定位泾渭分明。

若仅看治理结构，周鸿祎的回应确有依据，一家上市公司的董事长辞职后，若不再参与日常经营，其个人与公司间的关系自然从“控制”降格为“投资”。

然而，商业世界的复杂性远超纸面规则。周鸿祎虽卸任职务，但通过其家族控股的离岸公司Aerovane Company Limited，仍持有奇富科技16%的股份，稳居第一大股东。

股权穿透显示，他通过多层控股架构间接掌握着对董事会决策的实质性影响力。例如，2022年披露的文件中，周鸿祎虽仅持股14.4%，却拥有75.1%的投票权，足见其对公司战略的掌控力。

这种“持股少却控权多”的设计，恰是互联网巨头惯用的VIE架构精髓，既满足资本市场的合规要求，又确保创始人的话语权不因股权稀释而削弱。

再看品牌渊源，360借条诞生于360金融时代，依托360集团的流量与品牌背书迅速崛起。

即便在更名为奇富借条后，用户认知仍难以摆脱“360系”的烙印。

这种品牌依赖的双刃剑效应，在奇富科技的财报中体现得淋漓尽致：2024年，奇富科技净利润达62.6亿元，同比增长46.2%，而母公司360集团却亏损37亿元。一边是“弃子”的财务狂飙，一边是“亲儿子”的黯然失色，难免让人怀疑周鸿祎“金蝉脱壳”的深层动机，将高利润、高风险的金融业务装入独立壳公司，既享受红利，又规避集团层面的监管与声誉风险。

公众的愤怒，或许正源于这种“既要又要”的割裂感。法律上的独立，无法消弭道德层面的关联。当奇富科技因暴力催收、利率陷阱等问题登上黑猫投诉榜（累计超3.9万条投诉），当合作机构被曝非法获取用户隐私数据，周鸿祎那句“不是我的公司”便显得尤为刺耳。

毕竟，若真无瓜葛，何以用户投诉中频繁出现“360借条”而非“奇富借条”？品牌更名可以一键完成，但用户记忆与市场信任的迁移却需漫长重建。

奇富科技宣称转型“轻资本模式”，但其2024年第二季度的财报显示，高风险的重资本业务仍贡献70%的营收，90天以上逾期率攀升至3.4%，远超行业平均水平。这种换汤不换药的商业模式，暴露出金融科技公司普遍面临的问题：既要拥抱科技创新的光环，又难逃信贷兜底的宿命。

2024年金融监管总局对互联网贷款业务的整顿，直指风控漏洞与消费者权益保护不力，而“独立”的奇富科技，恰好为360集团筑起一道防火墙。

这场争议的本质，实则是企业治理与公众认知的错位。法律意义上的独立，无法替代社会对“责任连带”的朴素期待。当一家公司的崛起受益于母体品牌的输血，其后续的切割便难以洗脱“甩锅”嫌疑。

周鸿祎的尴尬，何尝不是中国互联网巨头们的共同困境？从蚂蚁集团到京东数科，从度小满到奇富科技，金融业务的剥离与独立，既是合规的必然，也是资本的话术。

但，商业伦理的答案从不是非黑即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