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一开头，罗贯中就想告诉我们一个大家都能懂的道理：世间的事儿，分开了太久就会合起来，合得太久又会分开。
听起来蛮有道理的，也挺符合历史的。但其实这只是一个个例，并且只在咱们中国这块地方管用。
不管是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希腊，还是古罗马、阿拉伯帝国、奥匈帝国，甚至是前苏联，一旦分裂开了，就再也回不到从前了。再看看旁边的印度，他们似乎从来就没想过要合并，就是各过各的。这样一来，这几千年来，印度也就只是个地理上的称呼，真让人纳闷，它是怎么被算作文明古国的。
比如说那个以前自称“日不落帝国”的大英帝国，最牛的时候，五大洲都有它的殖民地，加起来面积超过3300万平方公里。但一被打下神坛，地盘就嗖嗖地缩水，缩了138倍都不止，现在还分崩离析得更厉害了，说不定哪天就彻底没了影儿。
因此，在这蔚蓝的地球上，那种分了又合，合了又分的现象，唯独在咱们华夏这块土地上屡屡上演。也只有咱们中华文明，能够像火种一样代代相传，从未中断过。
这到底是为啥呢？
最关键的原因肯定是咱们的老祖宗太厉害了，再加上中华文明那叫一个深奥丰富，谁要是沾上了，简直就像上了瘾，想戒都戒不掉。其实能说的理由还有很多，但大家往往忽略了一个很关键的因素，那就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影响力。
说起魏晋南北朝那段日子，其实就是从184年黄巾起义闹起来，东汉朝廷分裂开始算起，一直到589年隋朝灭了南陈，再次统一全国，这中间一共是405年。说来也巧，汉朝前后加起来的时间，也正好是405年。
这事儿吧，说它是巧合，可又不全是巧合那么简单。
【01】
中国本来很有可能就变成一个全是同一个民族的国家。为啥这么说呢？因为咱们的祖先特别看重族群和血脉，老早就弄了个“华夷之分”。那到底是怎么分的呢？其实一开始，血缘啊、地域啊这些都不是关键，但礼仪、习俗这些方面，他们定下了特别严的规矩。只要谁不合这些规矩，那就都被归为“四夷”了。
东边的人叫夷，他们披着头发，穿着兽皮，有的人还不吃熟食。南边的人叫蛮，他们在脸上刻花纹，脚趾相交，也有人不吃熟食。西边的人叫戎，同样是披头散发，穿着兽皮，有的人连五谷都不吃。北边的人叫狄，穿着羽毛做的衣服，住在山洞里，也有人不吃五谷。无论是咱们中原，还是东夷、南蛮、西戎、北狄，大家都有安稳的地方住。《礼记·王制第五》里是这么说的。
不绑头发的、身上有纹身的、爱盘腿坐着的、披皮草大衣的、住地下室的、爱吃生鱼片或者不吃大米的……反正，在老祖宗眼里，这些跟咱们传统不一样的，看着有点另类的，那就是标准的“四夷”。住在东边的是东夷，住在南边的是南蛮，住在西边的是西戎，住在北边的是北狄——总之，只要不符合咱们中国人的主流眼光，那就都是四夷，都是“不是我们一伙的，心思肯定不一样”的那种人。那到底哪些地方才算是真正的中国呢？这事儿还真不好说。至少在夏商那会儿，今天的山东那边算东夷，江苏那边是南蛮，陕西那边是西戎，河北那边是北狄，就中间那块河南（还不是整个河南）才算是正宗的中国。周朝刚开始分封的时候，那些诸侯国都是“艰苦奋斗，开山辟地”，一点点扩大了华夏的地盘。那些原来特立独行的四夷，只要被教化了，回归主流，不再那么另类，那就能算作华夏的人了，不再被当外人了。
对于那些调皮捣蛋、没管教好的，大家自然还是把他们当作不受欢迎的野路子，就像楚国那样。前面咱们提到过的那句“不是我们同族的人，心思肯定不一样”，这话是从《左传·成公四年》里来的，讲的就是楚国。紧接着那句话说的是，“楚国虽然大，但不是咱们一伙的，他们会真心跟咱们在一起吗？”
后来楚国也慢慢变好了。不只是变好，在那个战国乱世，礼法都乱套的时候，楚国竟然成了最讲究周朝礼法的大国。还有人觉得，楚国就是因为太守规矩，太讲周礼，所以才衰败的。
秦朝统一全国没多久，二世皇帝就把家底败光了。接着上台的汉朝，在处理华夏与周边民族的关系上，碰到了一个新难题，而且这比之前的挑战还要棘手得多。
这个难题啊，就是匈奴。
虽然司马迁提到匈奴是“夏后氏的后代，名叫淳维”，但咱们得说实话，跟夏商周时期那些四夷比起来，汉朝碰上的匈奴，那可真不是一般的“非主流”了。就算在当时那些也被视为非主流的族群眼里，匈奴人的那些想法和行为，也是离谱得让人没法理解，更别提认同了：
匈奴人的习惯挺特别，他们主要吃肉，喝肉汤，还穿兽皮做的衣服。而那些牲畜呢，就吃草喝水，跟着季节走。所以，碰到紧急情况，匈奴人就擅长骑马射箭；要是太平无事，他们就乐得清闲。他们的规矩也不复杂，好遵守。君主和臣子之间关系简单，管理整个国家就像管理一个人似的。还有啊，要是家里的父子兄弟死了，他们会娶走寡妇，生怕家族血脉断了。这些事儿，都记在《史记·卷一百一十·匈奴列传第五十》里头了。
汉朝啊，就像个直愣愣的大汉，碰到不顺眼的人或事，压根儿不屑于废话连篇。他们处理麻烦的手段，既直接又管用，简单到就一个字：干！
从汉高帝七年，也就是公元前200年那会儿的白登之围算起，一直到元嘉元年，也就是公元151年，敦煌太守司马达攻打蒲类海，就是现在的新疆巴里坤湖，把北匈奴逼得往中亚跑了。这汉朝啊，跟匈奴硬拼了整整350年，不管付出多大代价，都要跟他们决一死战。最后，终于把这匈奴给打服了，让他们心甘情愿地做了汉朝北方的屏障。
不过说到汉朝，还有后来的三国时期，对待那些华夷问题，打起仗来那是相当果断，战果也挺显著。但打完仗之后怎么安置、安抚这些人，方法就显得既简单又粗暴了。粗暴到什么程度呢？就是随便找块地方，圈起来让他们住，然后设个护羌、护匈奴、护乌桓、护鲜卑的中郎将或者校尉啥的，名义上是保护，实际上就是盯着他们，事情就这么结了。至于匈奴人在那圈子里过得咋样，有没有人偷偷溜出去找活路，还有那些护匈奴的中郎将有没有中饱私囊，跟外族人勾结啥的，朝廷基本都不咋过问。
他们心想，最坏的情况，不就是匈奴人再反一次，到时候再收拾他们一顿就得了？平时干嘛为这些琐事费神呢？
要说五胡之乱的种子在那时候就已经悄悄种下，这话也挺在理的。
【02】
在工业革命和现代科技还没崭露头角那会儿，农耕的人和放牧的人几乎没法和平相处。说白了，就是因为一个字：穷。
说实话，和农耕民族比起来，游牧民族因为生活方式不太稳定，管理组织能力差些，技术也不那么先进，所以往往过得更穷。要是他们遇到天灾啥的，吃穿都成了问题，那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往南跑，去抢那些有钱但战斗力不行的农耕民族。
要是农耕民族武力超强了，那游牧民族不就显得相对弱小多了嘛？
结果还是会发生抢劫，只不过这次情况反转了，变成了富人抢穷人。
从黄巾起义闹腾起来，一直到西晋把吴国给灭了，这差不多一百年的时间里，中原地区那叫一个乱，打得不可开交。到底有多乱呢？你想啊，在黄巾起义之前的二十多年，也就是永寿三年（157年），汉桓帝刘志那时候还搞了个全国人口统计，说咱们国家人口超过了6500万，这可是两汉405年里人口最多的时候。但你猜怎么着？到了三国那会儿，就是景元四年（263年），魏、蜀、吴三个国家的人口加一块儿，连1000万都不到。就算是后来西晋统一了天下，天下太平了，全国人口也就勉强1600多万，连一百年前那时候的四分之一都赶不上。
为啥那些君王、大官，还有乡下的土豪们总能高人一等呢？说白了，就是因为有数不清的老百姓给他们当牛做马，受他们欺负和剥削。要是哪天这些被他们看作草芥的老百姓没了，或者不够用了，就算他们有钱有势，田地多得数不清，可没人给他们耕田种地，到最后还不是得饿肚子，等死？
中原这么大块地方，人口才千万多一点，这显然填不满那些达官贵人的欲望，也攒不下多少财富。但人口增长这事儿，它有自己的一套规矩，急不来。他们呢，又不想花钱，也不想按部就班地治理国家，保证百姓安宁，那究竟该怎么搞呢？
要是汉人数量不够，为啥不试着用蛮夷来补上呢？
其实，从汉朝末年那会儿起，不管是官府还是老百姓，都开始让匈奴、鲜卑、乌桓这些胡族人往内地搬，好给汉人帮忙干活。到了西晋的时候，江淮以北那地方，胡人已经多得满处都是了，加起来有好几百万呢，这事儿在历史上叫“五胡内迁”。
这事儿其实挺正常的。就算到了现在，有些发达国家还会让以前殖民地的人来干些低端的或者需要大量人手的活儿，这很常见。你看美国，到处都是黑人和拉美裔的人；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这些地方，印巴裔的人也不少；还有法国，都快成非洲国家的样子了，这些都是活生生的例子。
上面说到的每个国家的移民经历，那可都是一把辛酸泪。说到咱们从汉末到西晋那会儿，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说不定还更惨呢。
而且那理由，说白了就是没法说出口的那种偏见。其实啊，这种偏见从秦汉，甚至更早的商周时期就有了，就是觉得汉人高人一等，胡人啥也不是。想想看，西方殖民者对待黑奴那套，魏晋时的那些士族大佬们对胡人也是这么干的。说白了，就是内地的那些土豪恶霸跑到北边，整个部落整个部落地抓胡人，然后再高价卖掉赚大钱。因为这买卖太划算了，连官府都掺和进来了，打着收税、巡查、抓贼这些堂而皇之的幌子，去抓胡人、卖胡人。结果呢，本来在家乡放牛羊、逍遥自在的胡人，硬是被搞得家破人亡，财产被抢光，就像猪狗一样被抓起来、卖掉。然后没日没夜地给汉人白干活，吃不饱穿不暖，还得随时随地受侮辱、挨打甚至被杀，所以累死的、饿死的、病死的到处都是……
过着那种没日没夜苦日子的胡人数不胜数，足足有上百万之多。而且，不光他们自己遭罪，连他们的子孙后代也跟着受苦，这一苦就是上百年。要是咱换成了那些胡人，能不恨吗？
比如说后赵高祖石勒，这家伙手上沾了不少汉人的血，后来被人骂作SR魔王。他原本出身在一个小部落里，那部落是匈奴的一个分支羯族人，他老爸还是酋长呢。本来他小日子过得挺滋润的，可谁成想，那时候东燕王司马腾正忙着搞八王之乱，手头缺钱，就派人四处抓胡人来卖，好凑军饷，结果石勒就这么被抓走了。
被抓的胡人，两人共用一个大枷锁锁着，没人管他们上厕所、吃饭，生病了也不管。只要稍微反抗，就会被打甚至被杀，死了的就被扔到路边，所以能撑到最后的人连一半都不到。石勒呢，他被转卖了好几次，好几次都差点丢掉性命，好在有贵人帮忙加上自己命硬，这才勉强活了下来。
不管哪儿有人受欺负，那儿肯定就会有人站出来反抗。这个理儿，从陈胜那会儿到李自成那会儿，一直都管用。难道就因为石勒是个胡人，这个理儿就不灵了？
一开始，这招儿真不管用——东汉那会儿，氐羌人压根儿不信这套，差点儿被汉军给灭族了；到了汉末三国，鲜卑、乌桓、高句骊这些，还有南方的那些蛮族，也被曹操、刘备、孙权他们打得落花流水。后来西晋一统天下，汉人当家做主，胡人们几乎都心灰意冷了。
真没想到，突然冒出一大堆姓司马的“好心人”，愣是把一个本该安宁繁荣的好时代，给折腾成了人间惨状：
打从永熙那年开始，都过了十一年了，大伙儿没看到啥好事，就听到处杀人放火。皇族里头，篡位夺权的事儿一桩接一桩，亲兄弟亲姐妹被砍头的砍头，流放的流放。那些王爷们，一个个被关在笼子里头受苦，王妃公主们也是离散悲哀。回头看看以前的历史，国家遭难，亲人相残的事儿虽然不少，但都没今天这么惨啊。（《晋书·卷五十九·列传第二十九》）
要是胡人在苦日子里熬了上百年都还不反抗，那岂不是比那个被人说傻的司马衷还要憨得多吗？
【03】
说起五胡乱华那会儿，北方可真是乱成一锅粥，发生了好多残忍的大屠杀。长江以北的汉人，估摸着死了三分之二都不止。虽然站在胡人的立场，他们这么做像是在报复汉人百年来对他们的奴役和屈辱。但关键是，胡人那时候没文化，说话没人听，所以他们做的事就只能由着后人去评头论足了。
南北朝那会儿，匈奴和羯人差不多都被杀光了，氐羌、鲜卑也慢慢没了踪影。可这事儿吧，没人去深究，大家反而觉得这是他们的报应。为啥呢？还不是因为写历史的笔，一直都在汉人手里攥着呢。
说实话，只要不同民族间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就很难找到那种完全不沾血腥的圣人。你看《史记》、《汉书》里，到处都是匈奴人到汉朝地盘上烧杀抢掠、无恶不做的记载。但话说回来，像卫青、霍去病，还有窦婴他们跑到塞外去“串门”的时候，难道就能说他们就是文明之师、仁义之师，啥坏事都没干吗？
这怎么可能嘛！如果他们真的那么笨，又咋能做到封狼居胥、勒石燕然的大业呢？说白了，就是司马迁、班固这些人写书的手法太老练了，要是咱们看书不动动脑筋，很容易被他们绕得团团转，一头雾水。
不过，五胡那一通闹腾之后，带来的一个大问题，就是让从先秦那会儿就开始分的华夷界限，变得模糊不清了。
其实道理挺直白。不管是汉人杀胡人，还是胡人屠汉人，打来打去，最后就是汉人和胡人混在了一块，分不清你我——有的明明是汉人，却留着披肩发，衣襟左掩；有的明明就是胡人，一张口却是满口标准的之乎者也。那到底谁算是胡人，谁又算是汉人呢？
就像南北朝那会儿，北方有两个对头，北齐和北周。北齐的大佬高欢，老家在渤海蓨县，就是现在的河北景县。他的六世祖高隐，还在西晋当过玄菟太守，纯正汉人血统。但北齐这个政权吧，虽然主要由汉人建立，在五胡之乱后算是北方少有的汉人掌权的了，可他们偏偏要把鲜卑语当官话，鲜卑族人还有一堆特权。而且，他们特信佛，搞得胡汉分开，汉人受压迫。反观北周的宇文家，一听这姓就知道是鲜卑人。但他们呢，偏偏喜欢儒学，把佛教看作“胡教”，打击得可狠了，北周武帝宇文邕还参与了历史上有名的灭佛运动呢。同时，他们还重用汉人，努力让各族和睦相处。你要是说宇文家是胡人，他们准跟你急眼……
这就是那些被鲜卑文化影响的汉人，还有那些吸收了汉族文化的鲜卑人——在这两者之间，你觉得自己跟哪一边更像是一家人？
别说文化认同上难以区分，就连血统上都搞不清楚呢。
西魏时期的八柱国里，有个叫独孤信的大佬，他堪称历史上最厉害的老岳父。他有七个闺女，大闺女嫁给了北周的明帝宇文毓，后来被封为明敬皇后；四闺女呢，则进了唐高祖李渊他们家，嫁给了李渊的老爸李昞，唐朝建立后，也被追封为元贞皇后；至于最小的女儿独孤伽罗，她嫁给了大将军杨忠的儿子杨坚，这家伙后来厉害了，把北周给篡了，自己建了隋朝，成了继秦始皇之后第二个一统华夏的皇帝，隋文帝。
独孤信他们家要是往上追溯八辈儿，那可是正宗的鲜卑血脉。同样的，不管是隋朝的杨家还是唐朝的李家，要是往上数八代，也都是地道的汉人。但偏偏这三家结成了亲家，血统就这么混到了一起。结果呢，就有些要么脑子不够用要么心怀不轨的人，跳出来说隋唐两代其实都是鲜卑人掌权。
说实在的，魏晋南北朝那四百多年，各民族你来我往，碰碰撞撞又融合在一起。到了后来的隋唐时期，要想像秦汉那时候一样，清清楚楚地区分华人和夷人，那真的是没法做到了。
那咱得怎么解决这事儿呢？
【04】
这事儿不光杨坚和李世民在费心琢磨，石勒、苻坚他们也同样没少为这事儿头疼。
说白了，五胡乱华其实不算是外面的敌人打进来，更像是家里自己闹矛盾。想想从汉朝末年开始，匈奴、鲜卑、羯、氐、羌这些民族就已经搬到这里来了，都过了上百年了。他们虽然常被欺负，过得不好，但好歹也是在这儿出生、长大、老去，说话都一个味儿，就差没上个本地户口了。
再说了，人家又没先溜回老家，之后再杀回中原，这哪儿算得上是外来入侵啊？
这场战乱啊，说白了，表面是汉族和胡族的争斗，但骨子里其实是阶级之间的矛盾。就拿那个首先挑事的匈奴人刘渊来说，这家伙可不傻——他不仅给自己的国家起了个“汉”的名号，还硬是把蜀汉的那个末代皇帝刘禅认作祖宗，明显是想模糊掉汉人和胡人的界限。不止这样，刘渊对民族关系的和谐可上心了，他严令手下士兵，谁敢欺负汉人，那就得狠狠惩罚，绝不手软。
渊让诞当先锋都督，又让灭晋大将军刘景当大都督，带着兵马去攻打黎阳，结果打下来了；接着在延津又把王堪给打败了，还把三万多人扔进了河里。渊听到这事，气坏了，说：“刘景你还有脸见我？老天能放过你吗？我要灭的只是司马家，老百姓招谁惹谁了？”说完，就把刘景贬成了平虏将军。
就连跟汉人有着深重仇恨的石勒，在最初那股子疯狂报复劲儿过去后，也很快恢复了理智。他甚至还搞了个特别的“君子营”，再抓到汉族的大家族、有权有势的人，也不急着动刀子了，而是好吃好喝地招待着。要是发现谁是个可用之才，那他更是深信不疑，重用一番。像张宾、刁膺、夔安、孔苌、支雄、吴豫、冉良这些人，他们都是后赵的开国功臣，原本也都是这么被石勒从“君子营”里挑出来的，其中冉良还是冉闵的亲爹呢。
要是刘渊或者石勒的那一套能一直坚持下去，说不定南北朝能早个一百多年就冒出来了。想想东晋那时候乱成一锅粥，从北边打过去，把整个天下都收了，也不是不可能的事儿。可为啥这事儿就没成呢？说白了，就是运气不济，往细了说，就是那些胡人文化底蕴不行，历史积淀不够。这种民族里能出个有雄才大略或者眼光长远的英雄、领袖，那真是碰运气。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像刘聪、石虎、苻生这样的短视家伙，只想着自己痛快，把先辈们辛苦打下的江山给搞得一塌糊涂。而且，他们还乱杀无辜，愣是把本该在历史上留下正面形象的“各族百姓起来反抗两晋地主暴政”的正义斗争，给搞成了五胡乱华这样的民族大灾难。
这肯定意味着他们就像兔子的尾巴一样，终究不会长久。
因此，不管刘渊、石勒有多聪明和拼命，但只要他们先走一步，他们打下的江山很快就会垮掉，全都是这样的结果。
接着，苻坚挺身而出，说：“让我再来尝试一下吧。”
比起刘渊和石勒，苻坚的做法那叫一个激进，简直不像是个胡人的皇帝。他特别喜欢汉文化，对儒家那些经典的了解，很多正宗的孔门子弟都比不上。最关键的是，苻坚深信仁慈的人是不可战胜的，他守住道德底线，想要在战争不断、血流遍地的北方，重新把老规矩给立起来。
他曾经风光一时，但最终还是和刘渊、石勒一样，以失败告终，并且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他不仅自己丢了性命，国家也灭亡了。那些原本被苻坚的仁慈所“打动”，表示服从的各族豪杰们，很快就露出了真面目。他们不仅在背后给他捅刀子，还各自割据一方，互相残杀，让好不容易平静下来的北方再次陷入了战火纷飞、血流成河的局面。
接下来，轮到鲜卑族的拓跋家来试试手了。拓跋焘靠着强大的武力，跟苻坚一样再次统一了北方。之后，他便开始琢磨胡人到底该咋建个像模像样的国家政权。而他这一连串尝试里最出彩、最重要的，就是孝文帝元宏推出的那个“太和改革”。
太和改制说白了，就是要搞“汉化”。你看，从刘渊、石勒那会儿起，他们就觉得汉人和胡人老这么对着干不是事儿，得想办法拉拉近乎，一起过日子。再到苻坚，他更是主张各族平等，觉得汉胡就是一家人，梦想着建个不管啥种族都能融为一体的国家。最绝的是元宏，他为了跟汉人靠拢，连老祖宗传下来的姓都不要了，彻底把自己当汉人看，胡人的身份都不要了。这确实是往前迈了一大步，但说实话，也是没办法的办法，现实逼的呗。
为啥这么说呢？你看，从刘渊到元宏，不管他们自己心里怎么想，但在那个战乱不断的年月里，要想活下去，站稳脚跟，他们能靠的也就只有自己族人的力量了。要是族里的看法和利益跟他们不合拍，那他们再怎么折腾，也都是白搭。更麻烦的是，他们那些听起来挺新潮、挺先进的想法，到头来对汉族和胡族都没啥好处。不但没能让各族之间和和气气地相处，反而还一次次地激起了种族之间的仇恨和争斗。
刘聪、石虎、苻生这三位SR级大魔头就是这样诞生的，冉闵的那道狠辣的“杀胡令”也是如此背景下出现的。前秦垮台后，北方乱成一锅粥，就连后来让北魏分崩离析的六镇之乱，根源也是那会儿埋下的。
所以，咱们不难看出，那时候的民族融合，都是靠人为给加快的。这种硬凑在一起的融合方法，根本解决不了汉人和胡人之间的大差异，还有长久以来积攒的仇恨，肯定会遭到大家的强烈反对。像刘渊、元宏这样的厉害人物，也就只能靠他们本族的武力去镇压那些不同意的人。但他们一死，这种靠人为的融合就进行不下去了，政权也就跟着垮了。
要说搞汉胡融合这事儿，为啥他们就不试着拉拢拉拢汉人，特别是那些普通的底层汉人呢？
【05】
大家心里都怵，没人敢尝试。
北齐的大佬高欢，刚开疆拓土那会儿，也被手下汉人和胡人之间的矛盾，甚至是仇杀搞得头疼不已。最后，他费了好大劲，琢磨出一套说法，让人四处宣扬：
欢每次给士兵下命令时，总让丞相属下的代郡人张华原来传达。他对鲜卑人说：“汉人就像是你们的仆人，男人给你们种地，女人给你们织布，把粮食布匹都交给你们，让你们吃得饱穿得暖，你们为啥还要欺负他们呢？”而他对汉族人说：“鲜卑人就像是来你们家做客的，他们靠你们给的一斛粮食、一匹绢布，就帮你们打仗，让你们过上安稳日子，你们为啥还要怨恨他们呢？”（《资治通鉴·卷一百五十七·梁纪第十三》）
高欢虽然是在糊弄人，但他的话里也不全是瞎扯，里头夹杂着不少那个时代大家不太清楚的真实情况。
从刘渊那会儿开始，一直到杨坚篡了北周，这差不多三百年里，北方的胡人政权啊，就算想重用汉人，也就挑那么几个上层的。至于大部分的汉人老百姓，他们要么是杀啊、奴役啊，要么就是只想着让汉人出钱出力，别的事儿根本不让沾边儿。
特别是军队那边，简直是如临深渊，生怕汉人掺和一脚。他们根本不敢让汉人参与进来。
是不是因为汉人战斗力不行，没啥大用呢？其实啊，真相完全不是这样。你看那鲜卑人搞出来的府兵制，到了隋唐时期，被汉人一接手，那可就是威风凛凛，打得周围国家服服帖帖的。但回想北朝那会儿，除了拓跋焘厉害了一阵子，不管是北魏、东西魏，还是北齐、北周，都得抢着给柔然、突厥送公主、送财宝，就为了保住北边的边境安宁。
为啥那些厉害的汉人没被重用呢？其实，那时候的情况是，胡人里的明白人都在使劲儿推动汉胡两边和和气气，一起过日子。可汉人这边呢？不管是明白人还是糊涂蛋，大多都对此没啥兴趣。
他们心里头就琢磨着一件事，那就是要把胡人打败，把失去的土地夺回来，好好出口恶气，挽回之前的耻辱。
现在咱们回头瞅瞅历史，能发现一个挺有意思的事儿。就是从东晋那会儿一直到南陈，人们一直死心塌地地喊着要打北伐，还真就这么干了——打从建武元年，也就是317年开始，祖逖头一回试着北伐，一直到太建十二年，580年的时候，陈宣帝陈顼都快没辙了，还硬着头皮发动了一场想收回淮南的北伐。这264年里，南方的汉人政权，大规模北伐就搞了近30回，差不多十年就得来一回。那北方咋样呢？
说白了，就除了那个一心想让天下太平的苻坚，弄了个虚张声势的大游行之外，基本上没人再对长江以南那块地儿动过心思。
一个主要原因是，那些北方的统治者连自家的小片地盘都管不好，经常乱成一团，自然没能力再去扩大地盘。另外，更关键的是，汉人根本不愿意跟他们打交道，满心想的都是怎么把他们给灭了。
说白了，就是怕。要不是心里头害怕，也不会对北方的汉人下那么狠的手，更不会放着南方那块富裕的地儿不管不顾。
而且，不光是那时候跟胡人有着国破家亡深仇的汉人心里这样，就算是过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这股恨意也一直没散去。
说起咱们的历史书啊，老是夸隋唐时候对各个民族特别开放和包容。可实际情况到底咋样呢？
那就是要彻底分开，让他们怕咱们。除了少数对咱们国家有用的异族头头儿，其他的胡人都得赶得远远的，离汉人和汉族地界儿远远的：
“自古以来，咱们华夏民族和异族得分开，这是老辈人的教训。那些夷狄部落，说话不算数，脾气大又难安抚，所以啊，最好让他们待在长城外边。”（《唐会要·卷五十六》里就是这么说的）
说到原因，唐朝初期的重臣魏徵讲得很明白，他就是说那些夷狄啊，人面兽心，跟我们不是一路人。他们要是强大了，就一定会来抢劫；要是弱小了，就乖乖低头。他们才不会管什么恩情道义，这就是他们的天性。（《贞观政要·卷九·安边第三十六》）
说白了，胡人怕的是咱们的威力，而不是咱们的恩德。跟他们讲道理是行不通的，所以咱们得拿出横刀来，直接跟他们对话。
刚开始，李世民压根没把魏徵的话当回事。但经过好几次碰壁后，他突然就明白了过来，心里直后悔：
咱们中国的老百姓，那才是国家的根基。外来的各族兄弟，也都是这大家庭里的一员。要是想去动摇根基来让枝叶茂盛，还想着国家能安稳，那是不可能的。一开始要是听了魏征的劝告，也不至于现在越来越费心劳力，差点丢了长久安稳的法子。（《贞观政要·安边第三十六》）
到了盛唐最辉煌那会儿，真的有好多胡人，有的是为了活下去，有的是想赚大钱，都跑到中原来找活路。特别是在长安，胡人，特别是那些胡姬，简直就成了当地的招牌，迷倒了好多文人墨客。这样一来，大家就都觉得，唐朝对胡人挺开放的，两边的人相处得也挺融洽，感觉就像一家人似的。
咱们要是翻开《唐律疏议》瞅瞅，就能明白，胡人表面过得还行，但实际上法律根本不站在他们那边。说白了，要是胡人伤了唐人，被当场打死，官府根本不管。反过来，要是唐人就算没理由地杀了胡人，只要没人告，官府也不会主动查。这里说的“没人告”，可不包括胡人去告哦。就算真追究起来，大多也就罚点钱或者打几下板子就完事了。
那时候，唐人普遍认为，胡人的生命就这么回事儿，不管是朝廷还是民间，大家心里都这么想。
而且啊，胡人们在大唐，包括长安这样的大城市，都可以做生意，但就是不能买地盖房，更别说拿到大唐的“永久居住证”了。反过来，唐人要是想买卖胡人，甚至把他们抢来当奴隶，那都行。不过呢，不管是哪个胡人，就算他官做得再大，地位再高，只要他敢动一下拐卖唐人的念头，试试看？
尽管唐人要求严格，但还是有好多胡人非常向往他们。就连安史之乱那会儿，都有十几个国家（部族）、好几万人自己带着吃的，主动帮唐朝打仗。特别得提一下的是，现在阿富汗那块地方的吐火罗叶户，他们几乎把全国的青壮年，快5000人了，都召集起来，跑到老远的长安去，自愿参加战斗。你们想不想知道那时候吐火罗人给唐代宗李豫上书请战时说了啥豪言壮语？
为国出力，一起打击敌人！
其实，吐火罗叶户从来就没被大唐朝廷真正算作是自己地盘上的一部分，连藩属国的地位都没给，更别提会认他们是唐人了。
就像现在很多人都梦想着成为美国人一样，感觉特别荣耀。在那个时候，能被称为唐人，那荣耀感可一点儿都不比现在差。
这世界历来如此，穷的时候，就算住在繁华市区也没人会搭理你；一旦有钱有势了，哪怕你再怎么瞧不上，也会有一大堆人争着来巴结你。只要你变得强大富裕，不管你怎么不待见，总有人愿意围着你转，讨好你。
【06】
秦汉时期的汉人战斗力其实也很强，正所谓“一个汉人能顶五个胡人”。为啥这么说呢？就像陈汤说的那样，“五个胡人士兵才能抵得上一个汉人士兵，为啥？因为他们的兵器太简陋，弓箭也不锋利。”（《汉书·卷七十·傅常郑甘陈段传第四十》）说白了，就是两边的武器装备水平差太多了。特别是胡人打仗，主要靠骑射，但那时候，像马鞍、马镫、马蹄铁这些骑兵装备都还没发明出来呢，骑兵的威力自然就减弱了不少。所以，就算匈奴的且鞮侯单于集结了十多万的骑兵，面对李陵那五千步兵的强弓硬弩也是没办法，只能跟他们对峙，一直耗到李陵的箭射完了，他们才敢勉强开打。
不过到了隋唐，甚至更早的南北朝，这个问题就基本上没啥大影响了。那为啥汉人打仗还是那么厉害呢？这就得说说民族融合这事儿了。
说白了，胡人里那些有头脑的家伙都在使劲往汉族文化上靠；反过来，汉人呢，不管心里乐不乐意，慢慢都在被胡人的习俗影响了。
五胡之乱一开始，汉人，特别是那些大家族大老爷们，打死也不肯跟胡人扯上半点关系。他们一看胡人那军事力量，根本挡不住，干脆就扔下家业、祠堂，直接逃跑了，也不愿跟胡人来往。所以那时候有个事儿叫“衣冠南渡”，就是说那时候只有读书人才戴帽子，他们还有个专称，叫“冠族”。西晋垮了之后，北方的汉人，尤其是那些大家族，就带着大家往南边跑，跑到长江以南。他们到了那边，也不甘心就这么窝囊活着，一门心思想着北伐，想回老家。这样一来，还跟江南的大家族闹起了矛盾，争地盘呢。
所以在东晋那会儿，北伐这事儿大都是北方来的大家族挑的头，比如颍川的庾家、谯国的桓家、还有陈郡的谢家。反观司马家的皇族和那些江南本地的大家族，要么是能力不够，要么就是没那心思，反正是没咋冒泡。
那些离不开家乡的北方大家族，在胡人一次次残忍的屠杀里，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好多有着好几百年历史的老牌大家族，就这么衰败了，有的甚至彻底消失了，这事儿经常发生。但就算面临生死威胁，他们也不会跟胡人合作——那时候的汉人，骄傲得让人难以置信。
可说实话，有点让人心里不是滋味的是，不论是先南渡再回头北伐，还是一直躲在敌人后面搞斗争，那些骨头硬、意志坚、斗得凶的人，往往也是最先倒下的。过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能活到现在的，大多都是在对待中外问题上态度不那么强硬，更愿意让步的那些人了。
特别是从刘渊到元宏，那些明白事理的胡族皇帝都在使劲儿巴结和提拔士族。北魏统一北方后，像弘农杨氏、博陵崔氏、范阳卢氏这些顶尖的大户人家，慢慢对靠武力赶走胡人、重建秦汉那样的汉人王朝不抱希望了。有了他们的带头，越来越多的士族大户开始在北朝做官，还跟鲜卑的贵族结亲。
比如说，隋唐两代的皇族都说自己是弘农杨氏和陇西李氏的后代，结果导致现在还有不少人搞不清楚状况，硬是把这两朝当成鲜卑族的政权。
不过，隋唐两代的皇帝们对这事儿可是特别上心——自从国家建立后，皇子皇孙们要是想娶个胡人姑娘，那简直是门儿都没有。就像晋元帝司马睿，他娶了个鲜卑女子，结果生了个被叫做“黄须鲜卑奴”的儿子（晋明帝司马绍），这样的事儿，在隋唐是绝对不会重演的。
不过，早在隋唐之前，魏晋南北朝那会儿，历史就已经拐上了一条没法回头的小路。那四百多年，汉人和胡人既斗争又交融，慢慢地，彼此间就有了对方的影子，到最后，根本分不清谁是谁了。
像匈奴、鲜卑、高句骊，还有好多突厥人等，大大小小可能有几十个民族，在这几百年里都不见了。他们到底去哪儿了呢？肯定不是都被杀了，也不可能全搬走了。唯一可能的解释就是，他们慢慢跟汉族人混在一起了，现在谁也分不清谁是原来的哪个民族了。
汉人之所以能将他们融合，一方面是因为文明上存在差异，但更重要的是，人口数量上根本没法比，这就像大鱼吃小鱼一样，是自然而然的结果。
汉人虽然能把胡人文化融合进来，但也会被胡人的风俗影响。所以从那以后，像秦汉那样纯粹的华夏王朝，就再也回不来了。
汉族原本是没有跪拜之礼的。朱元璋在“赶走外族，复兴中原”后，着手制定了《大明集礼》，他大力推崇汉族传统礼仪，想要“让服饰礼仪恢复到唐朝那样”（《明太祖实录·卷三十·洪武元年二月壬子》）。但问题是，他可能觉得自己坐在高处，看着下面大臣们屁股翘得老高，头往地上磕的场景，感觉实在太好了。所以，尽管那是契丹人耶律楚材给蒙古人窝阔台设计的胡跪方式，朱元璋却也迟迟舍不得把它废除。
说实话，想要真的回到过去，那简直是白日做梦，压根就不可能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