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春，在奉天市郊的汪家河子村，一所独特的大学正在拔地而起。这所学校的创办者，是东北王张作霖结拜兄弟冯德麟之子冯庸。作为张学良的发小，冯庸本可以凭借显赫的家世在军界继续发展，却在父亲去世后选择了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他将继承的巨额家产变卖散尽，投入150多万银元创办了民国第一所私立公益性大学。这所不收学费、包食宿的大学，不仅拥有完备的教学设施，还配备了三架教学用飞机和专门机场。然而，这个令世人惊叹的义举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故事？这位＂翩翩浊世佳公子＂为何会做出如此抉择？

二十世纪初的东北，军阀割据，权力交织。在这片黑土地上，冯庸出生在一个显赫的家族之中。他的父亲冯德麟是东北王张作霖的结拜兄弟，在当时的东北军阀集团中举足轻重。

1901年，冯庸降生，乳名＂小五子＂。由于两家渊源深厚，他自幼与张学良为玩伴，与张作相之子张廷枢结为兄弟。

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军事人才备受重视。1920年，冯庸与张学良一同进入北京讲武堂就读，为日后从军打下基础。在那一年，直皖战争爆发，东北局势风起云涌。

战争的胜利为冯庸带来了难得的机遇。奉系击败段祺瑞后，分得了一批战利品飞机，年轻的冯庸看到这些飞机时欣喜若狂。这些飞机成为了他日后建立航空事业的契机。

凭借父辈的关系网络和自身的能力，冯庸的军旅生涯一路高歌猛进。短短三年间，他从东北空军少校参谋一路升至空军少将司令，随后又担任装甲车司令，直接受张学良指挥。

然而，军旅生涯并非一帆风顺。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冯庸指挥的装甲车部队全军覆没，仅他一人生还。这场失败让另一位指挥官韩麟春对他极为不满，甚至提议处死他。

虽然在张家父子的力保下保住性命，但这次失利让冯庸失去了军职。更重要的是，这次事件让张学良对冯庸的军事才能产生了怀疑。尽管张学良在物质上仍然支持冯庸，但始终不再让他掌握实权。

1926年，两件重大事件改变了冯庸的人生轨迹。他的父亲冯德麟与张作霖相继离世，这让冯庸不得不重新思考自己的人生方向。此时的他，已经对国家的前途有了新的认识。

在军界失意的经历，让冯庸深刻认识到单纯的军事力量并不能拯救国家。他开始将目光投向了工业发展和人才培养，这为他日后的重大决定埋下了伏笔。

继承了巨额家产的冯庸，却一改往日纨绔子弟的作风。1926年深秋，他开始变卖家中产业，变卖的范围包括了位于奉天城内外的商铺、地产和各类实业投资。

变卖所得的白银，被他用来在汪家河子购置校地，聘请工程师设计建造校舍。这片占地两千余亩的土地上，很快就竖起了一座座气势恢宏的建筑。

校园建设工程浩大，包括了教学楼、实验室、图书馆、体育馆等设施。除了基础设施外，冯庸还投入大量资金购置教学设备，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三架教学用飞机和一个专门的机场。

建校期间，冯庸四处奔走，聘请名师。他不惜重金，从全国各地延揽了一批学术造诣深厚的教授。这些教授中不乏留学欧美的博士，还有多位知名学者。

1927年春，冯氏大学正式开学。这所学校在当时可谓独树一帜：不收学费，提供免费食宿，还为贫困学生提供生活补助。招生对象面向全国，只要通过考试就能入学。

学校开设的专业涵盖理工、农业、商科等多个领域。冯庸特别重视实用技术的培养，学校配备了先进的实验设备和实习场所。每个专业都设有实践课程，学生们可以在校内完成从理论到实践的完整学习。

教学方式也颇具特色，除了常规课程外，还经常邀请各界名人来校演讲。学校提倡＂德智体＂全面发展，除了专业知识，还注重培养学生的品格和体魄。

为了维持学校运转，冯庸几乎散尽家财。他将自己住所也迁到了学校，亲自参与学校管理。在他的管理下，学校纪律严明，教学秩序井然。

学校的声誉很快传遍东北，吸引了大批莘莘学子前来就读。这些学生中，不少人后来成为了各行各业的精英，为国家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然而，办学之路并非一帆风顺。由于学校完全依靠冯庸个人财力支撑，随着资金的不断投入，学校的财政状况日渐紧张。东北局势的动荡也给学校的发展带来了不确定性。

冯庸为了维持学校运转，不得不四处筹措资金。他变卖了最后的家产，甚至典当了自己的衣物。在这个过程中，他的生活也逐渐变得拮据。

即便如此，冯庸仍坚持着他的办学理念，始终没有向学生收取任何费用。他经常对人说：＂教育乃百年大计，培养人才就是为国储才。＂这句话，也成为了他坚持办学的写照。

1931年9月18日，一声炮响打破了奉天的宁静。日军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东北局势顿时风云突变。冯氏大学也未能幸免于难，被迫停止办学。

面对日军的步步紧逼，冯庸带领全校师生开始了艰难的南迁之路。在这场仓促的撤离中，许多珍贵的教学设备和图书资料都来不及转移，只能遗留在校园中。

南迁的路上，师生们辗转多地，经历了无数困难。从奉天到北平，再到天津，每到一处都试图重建校园。但战争的阴影始终笼罩着他们，让他们无法在一地安定下来。

1932年初，冯氏大学暂时在天津租界落脚。冯庸四处奔走，试图为学校争取新的办学场地和资金支持。在这期间，不少学生因为家庭困难或其他原因，不得不中断学业。

天津的办学环境并不理想，空间有限，设备简陋。但在冯庸的坚持下，学校仍然维持着基本的教学秩序。他甚至动用了最后的积蓄，为贫困学生提供生活补助。

1933年，形势进一步恶化。日军的威胁迫使学校不得不再次迁移。这一次，目的地是河南开封。长途跋涉中，又有一批学生和教师因各种原因离开了学校。

开封时期的冯氏大学，已经难见创办之初的规模。教学条件更加艰苦，许多专业因为设备缺失不得不停办。但冯庸仍然坚持着免费教育的理念，继续为在校学生提供基本保障。

1935年，战事再起。冯氏大学不得不进行最后一次搬迁，迁往陕西西安。这时的学校，已经完全失去了往日的光彩，只剩下少数几个专业在艰难维持。

在西安，冯庸试图重振学校。他多方筹措资金，试图恢复一些基础设施。但此时的政治环境和经济条件，都已不允许学校有太大作为。

经过多年颠沛流离，许多最初跟随南迁的师生已经离散。有的参加了抗日救亡运动，有的转入其他学校，还有的投身到各行各业中。曾经蓬勃发展的冯氏大学，终于在战火中逐渐消失。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冯氏大学的最后一批学生也不得不离校，分散到全国各地。这所倾注了冯庸毕生心血的学校，最终没能逃过战争的劫难。

1937年后，失去了学校的冯庸在西安过着清贫的生活。这位曾经的东北豪门公子，此时已经变卖了所有家产，租住在一间简陋的房子里。

抗战期间，他受聘于西北大学，担任教职谋生。在课堂上，他常常向学生讲述东北往事和办学经历，期望能够唤起更多人对教育的重视。

1945年抗战胜利后，冯庸返回东北，试图重建冯氏大学。他来到汪家河子故地，看到曾经气派的校舍已经破败不堪，图书仪器早已荡然无存。

面对这样的情况，他依然不愿放弃。他四处奔走，寻求政府支持，希望能够重启这所培养了众多人才的学校。但战后的东北百废待兴，重建学校的提议未能获得足够支持。

1949年，新中国成立。冯庸选择留在大陆，并积极响应政府号召，参与教育工作。他被安排在沈阳工学院任教，继续发挥着自己在教育领域的才能。

五十年代初期，冯庸参与了多项教育改革工作。他将自己的办学经验整理成文，为新中国的教育发展提供建议。在这个过程中，他始终保持着对教育事业的热忱。

1957年，政治风向突变。作为旧时代的军阀子弟，冯庸受到了批判。他被调离教学岗位，改做图书管理员。但即便如此，他仍然坚持在教育战线上工作。

1972年，已经年过古稀的冯庸被允许回到沈阳居住。他的住处是一间十几平米的小屋，生活十分简朴。但他仍然保持着读书写作的习惯，将自己的教育理念和人生经历记录下来。

1974年，冯庸在贫病交加中离世。临终前，他将自己珍藏多年的教育笔记和往来书信交给友人保管。这些资料后来成为了研究民国教育史的重要文献。

冯庸去世时，身无分文。这位曾经挥金如土的富家子弟，最终以一个清贫教育工作者的身份谢幕。但他散尽家财办学的事迹，却在中国教育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

在后来的岁月里，冯氏大学的校友们经常聚会，纪念这位为教育付出一切的师长。他们当中，不少人成为了新中国各个领域的栋梁之才，实现了冯庸为国育才的夙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