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陕西洋县纸坊街道某社区，发出“返乡过年人员报备”的通知，要求对返乡者的个人信息、工作地及返乡理由进行“日排查，日汇总”。

这自然招致议论和指责。涉事街道发布情况说明，称此系工作人员“理解偏差、工作方式简单，社区负责人把关不严”造成，已责令社区撤销通知。

而该社区开宗明义，是“接县委县政府通知”。县里如要撇清责任，就需要传上白纸黑字的东西，说明县委县政府的原意是那样，而不是这样。

否则，洋县的这个“洋相”就出定了，会越描越黑。

被洋县触怒，想写几句的主要原因，是他们身上的那股子虚矫作派。

在外忙活一年，返乡过个年，就是最现实、最合理、最正当的理由，还需要别的什么理由？

既如此，就很有必要对洋县的这个搞法，找到他们不愿示人的真正理由。

过去三年防控，加强了基层社会的管制，一些临时性、应急性的权宜之计，带来的思维和治理惯性，仍在某些地方延续。

这便是“封控后遗症”。“管控”俨然成为一种无时无地不可付诸实施的正确性，似乎管得越多越细越好。

不仅仅是洋县有此冲动。迄今在不少地方和领域，都能发现例证，即把非常态下采用的一些规则、程序、方式以及思维，直接沿用到后疫情时代的日常生活。

洋县此举，一开始是不惧的。其逻辑起点，说到底无外乎“牧民”。就是视老百姓为牛羊牧之，他们则是执行“牧民”政策的“牧吏”。

或许在洋县官员看来，三年封控相当于把羊们圈养起来，且框定了吃草的范围。

单向管制模式下，社会成员处于绝对服从状态，把羊彻底驯服，权力可以汪洋恣肆，这瘾还远没过足呢。相信洋县官员是留恋那三年的。

后疫情时代，百姓可以自由流动，相当处于散养状态。若是被养野了，再对他们提出什么要求，想必死活都不肯轻易答应了，因此要有所作为，搞出点动静。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最大的进步，是社会越来越趋于正常化，日益形成以权利为导向的社会诉求和社会期待。

对于疫情防控中呈现出的权力驯服，有人是乐见的，唯恐其少，不惮其多 。而这个格局一旦被打破，难免有落差感，这一年下来“嘴里都快淡出个鸟来了”。

见不得老百姓撒欢打滚，哪怕回乡过年。但凡嗅到某些微妙的风向，就要亮出本质上属于消极的、防御性的管制手段。

而问题在于，社会管理越是刚硬，社会问题越是增多，这成了一个怪圈。洋县官员自然懒得加以考量，时下管住管死再说，除非你有本事不进本县的“羊圈”。

洋县的这个计划虽然流产，但再次证明一个道理：“政府不是问题的解决者，政府就是问题本身”。

人不是羊，需要对大大小小的权力，总是保持戒备。毕竟其最大的偏好，是不断扩张边界，挤压私人权利空间。

惟其“不合作”，形形色色用作“圈养”的栅栏，才不至于越扎越高越密、越理直气壮。

来源：老萧杂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