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资料

Fairbank, John King (1953). Trade and Diplomacy on the China Coast: The Opening of the Treaty Ports, 1842–1854.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海关新人需在北京接受至少一年汉语培训，期间赫德亲自考察其应变能力，培养他们独立处置突发事件的素质。福利措施包括缩短工时，使职员有暇进行下午茶会、赛马、网球、业余戏剧演出等社交活动，晚间宴会常伴有趣味游戏或音乐表演……】

从1757年到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期间，中国的对外贸易全部通过广州体系进行。该体系以中国南方港口广州为中心，实行垄断经营。《南京条约》废除了这一垄断制度，开放上海、厦门、宁波和福州等港口进行国际贸易，由此需要在新增口岸建立关税征收机制。

甲午战争（1894-1895年）及外国在华租界的持续扩张，导致列强在海关总署人事任免问题上产生冲突。历史学家马士指出，英俄两国就帝国海关总署雇佣的英俄籍雇员比例问题争执不休，这种竞争实为"大博弈"的延伸体现。

虽然海关主权归属大清中央政府，但其历史上高级职位多由外籍人士担任。该机构实际由驻上海外国领事团于1854年创设，初衷是为征收太平天国运动期间清政府无力管控的对外贸易税款。其职能随后迅速扩展至：国内关税管理、邮政运营、港口航道维护、气象观测及反走私行动。

此外还负责测绘沿海及长江流域航道图、设置航标，并参与贷款谈判、币制改革等财政事务。海关定期出版《贸易报告》、航海指南、气象与医疗公报，代表中国参加二十余次世博会，创办教育机构，甚至承担部分外交职能。职员以英国人为主，同时包含相当数量的德、美、法籍人员，后期增加日籍雇员。中国籍职员晋升机制始于1929年。

运营二十年后，海关税收已占清政府可用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规范的贸易管理体系促使对外贸易迅猛发展，外国政府也借此建立了稳定的贷款偿还保障机制。至1900年，全国40个主要海关及附属机构共雇佣两万人。

首任总税务司李泰国（Horatio Nelson Lay）1863年因与清廷矛盾被解职，由近代最著名的罗伯特·赫德爵士（Sir Robert Hart）接任，直至1911年逝世。赫德推动海关全面发展，其贡献包括：创办京师同文馆（翻译国际法、科技及历史著作）、建立现代邮政系统、筹建北洋水师。

赫德在上海设立的海务统计司（1873-1950）成为中国首个中央统计机构，义和团运动后创办海关专门学校培养中国籍专业人才。继任者安格联爵士（1869-1932）及其侄梅乐和爵士（1871-1959，1929-1943在任）延续了赫德政策。

海关系统涌现诸多知名人士：植物学家威拉德·斯特雷特（Willard Straight）、挪威籍约翰·蒙特（Johan Wilhelm Normann Munthe）；首任长江航道督察塞缪尔·普兰特（Samuel Cornell Plant，立有普兰特纪念碑）；著有七部长江专著的河道专家伍斯特（G.R.G. Worcester，1914-1948在任）；以笔名"普特南·威尔"闻名的作家辛普森（Bertram Lenox Simpson）与布兰德（J.O.P. Bland）。

历史学家马士（H.B. Morse）。海关医疗团队包括北京总医官德贞（John Dudgeon）、牛庄医官沃森（James Watson），以及打狗、厦门口岸的疟疾研究先驱曼森（Patrick Manson）。香港政商领袖何东（Robert Hotung）早年曾任海关文员（1878-1880）。

早期汉学家多出身海关，如语言学家威妥玛（Thomas Francis Wade）、鲍拉（Edward Charles Bowra）与邓罗（Charles Henry Brewitt-Taylor）。

【海关职员生活】十九世纪时，即便高级内勤人员也面临经济压力——薪资随银价浮动，赫德推行的七年增发一年薪金（替代养老金）制度难以保障退休生活。职员需自付家属旅费，导致并非所有人都能享受规定的两年半薪海外休假（初始七年一次，后续十年一次）。

他们承受着在华生活的典型风险：疾病、动乱、子女教育难题，往往导致家庭分离，这种困境因强烈的团队精神稍得缓解。通过书信往来（多由妻子执笔），职员们在调动期间维持着社交网络。

赫德爵士虽具亲和力，但坚持高效廉洁的标准，要求晋升高层者必须精通汉语读写。潜力新人需在北京接受至少一年汉语培训，期间赫德亲自考察其应变能力，培养他们独立处置突发事件的素质。福利措施包括缩短工时，使职员有暇进行下午茶会、赛马、网球、业余戏剧演出等社交活动，晚间宴会常伴有趣味游戏或音乐表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