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占据北平之时，留在北平的人前来看我的也很多，但分两种。一是旧日好友熟人，都来安慰。大家的说法，却不一致。有的人说，日本这样可恶，非设法报仇不可。有的人说我向来于政治无关，必是有本国人倾陷，探听出是何人来，非治他罪不可。有的说，他们早打听过，逮捕我并非要治罪，只是想我同日本人合作。种种谈论很多，且有人想出力代为探询倾陷我者，其意思固然可感，但都婉言谢之。二是帮助日本做事之人，这般人可笑，亦复可怜。在日本刚进北平时，他们是很露高兴之色，因为他们平常即与日本人有来往，有联系，都以为这是他们得手抓权的机会来了，纷相告语，有许多人约我合作，或请我暗中帮忙，那种得意忘形的情形，实在令人发指。到现在固然有许多人藏躲不见，而又来的却也不少，大致是当过日本红差使的人都不见了，凡又来的，都是差使较低，或是从前与我来往较多之人。一进门都带仓惶之色，他们的来意，大致与日本人一样，都是求我帮助他们，且有的人说，在日本时代，他们暗中都替我说过好话，这可以算是无聊到家了。但他们正在不得意的时候，我也不愿抢白他们，我说："已往的话不必说，我可以帮你们忙的地方，我一定帮忙，不过我对你们说，我们政府是宽大的，为首的汉奸，自然不能容恕，你们这些中下级的人员，是问不着的，只管放心不必害怕。"乃有较为更无聊之人，则说："我们不过是求碗饭吃，谋个生活，何以说是汉奸呢？"我说："这话不要说，你们认为从前是错了，以后做事为人，或者还可以另有一番斟酌，四书中的'过'字，不是很坏的字眼，可是过而不改，那就不可问了。你说怎能算汉奸，我问你们日本是不是侵略我们？是不是想灭了我们？一个侵略我们毁灭我们的国家，你们跟他合作，而且帮助他们，请问这样的人，不叫作汉奸叫作什么呢？你们说是谋生活，不错，为谋生活的人当然很多，但不给日本做事，自己也可以生活的人有没有呢？你们自己知道。而且有许多人，不但想谋高升，而且总要找机会，在日本人前献殷勤买好，更有人找机会出风头，类似这些情形，这就不止是为谋生活了。"类似以上的种种事情，每日总有一两批，真可以算是麻烦已极。在彼时我是已经身安心静，而他们正在多所畏惧、多所顾虑的时候，我又何必说他们的闲话呢？其实这样的人，心目中既无道德，又无是非，连自己的行为都不知检点，迨国家容恕了他们，他们还以谋生活为借口；就是真正是简单地为谋生活，也似可不必借以文过。提起来实在令人浩叹。
由中央到北平的朋友，来的就更多了。如老友张溥泉及张道藩兄诸君，都枉过慰问。我说："中国之受灾难者，不晓得有几千万，伤亡者是不必说了，就是未亡未伤者，哪一个不比我受罪受害较重？我在家中虽然八年之久，但毫未受罪，只是不能行动，而看点书写点东西，于精神亦毫无损伤，实在值不得诸公慰问。再有一层，我固然说不到有学问，但按知识二字说，虽不够高明，在全国国民中，也可以算是中等以上，总之国民的知识，比我强的人，大致到不了一半，不及我的总在一半以上，当国家有这样严重的国难之时，我这种程度的人，总应该替国家出点力量，方不负国家的栽培，家庭的教育。八年的工夫，我对国家或人民，是丝毫的帮助也没有，我自己正深惭愧，而乃劳诸君慰问，岂不羞死？"也有人说我不肯降日本，不与日本人合作，就令人钦佩。我说："这更笑话了，不投降敌人，不与敌人合作，乃是自己分内之事，应做的事情，有何可钦佩之处。若说一个人做了自己应做事情便可钦佩，那世界上的事情就钦佩不过来了。"又有人说我可以媲美于孟之反不伐。我也笑了，说："那更比不了，孟之反虽然是逃回去，但仍整理政治，重整军马，与敌人一战，我这个无声无臭、毫无作为的等候胜利的到来，实在无的可'伐'，又焉能说到'不伐'二字呢？"以上乃与朋友闲谈的话，自然也有些笑谈的性质，但确都是实情，实在是乏善可述。
最麻烦的是报界的友人来看，多想使我给写点稿子，我本最懒于写这种文字，而且不长于写。他们说我从前在报纸及杂志中，都很写过，何以说不能写呢？我说："不错，从前确写过一些，但虽经友人催索，十几年的工夫，也不过写过短文一百余条，后来凑到一起出了版，名曰《京剧之变迁》，其实这不过是仿沪上报中的情形，述说梨园故事而已，于真正研究国剧实没什么重要关系。有许多人以为这就是研究戏剧，其实这只可以说梨园演戏的小故事，充其量可以说是小掌故，若说它就是研究戏，则隔膜太远。"友人说："不管它于研究国剧有关无关，总之国人多爱听述说旧事。"我说这话自然不错，但现在也无可写的了，我从前所写，都是关于从前老名脚特别技术的点点滴滴。彼时写此，有许多人或者见过那些老名脚，就是没有见过，而知道那些名姓的还很多，所以写出来，许多人看着有趣。如今的人对于那些名脚，连姓名都不知道了，就是写出来，大家看着也就不会感兴趣了。友人说："你可以写现在的好脚。"我笑了一笑说："现在的脚是无可写的了。"友人说："你太小看现在脚儿了。"我说："这并非我鄙视他们，如今青年的脚色，我认识的还不少，就是不认识本人，倘是戏界的子弟，则他们的祖和父，大致我也都认识，且大部分是好朋友，而且我得他们的益处也很多，我又何必鄙视他们的子弟呢？倘我能唱能登台，我说他们闲话，好显着我好，如此则说他们闲话，还算有所为；而我既不能唱，又不能登台，更非仗此吃饭，我说他们闲话，于我有什么益处，而且损处极大。我若说他们好，他们对于我当然有好感的，这等于互相标榜，我又何乐不为呢？我若说他们坏，他们当然也要说我坏话，我又何必如此呢？但我是专从艺术着眼，并非对何人有所褒贬。不信请举一件极小的事情来谈谈。比方《问樵闹府》一戏，问樵一场，范仲禹丢失妻儿，急要寻找，踉跄前行，致把鞋子落于头上，此身段乃老名宿王九龄所创，因其有幼工，故能如此。后谭鑫培演此，完全效法九龄，而做得也非常利落美观，两人做此身段，都绝对不用手，只一抬腿，鞋即落于头上。后来所有学谭之脚，演此戏时也都有此身段，但都是用手帮忙，自余叔岩、王又宸便是如此，后来者更无论矣。按这样身段，并不是非有不可，有它可以算是给本戏添精彩，最少也可以说是添花头，但没有它也不能算是缺点。不过有一层，倘若想做此身段，则非多用功不可。由足踢高，把鞋落于顶上，方能点出踉跄急促的情形来。若用手帮忙，则毫无道理了，不但不合理，而且也不美观。可是若想用足把鞋踢落于顶上，那非腿上有功夫不可，至少也得几个月的练习，而乃须腿有幼工，否则一年二年也不见得练得好。而如今的脚，没有肯下这种工夫的。总而言之，是从前的脚，都想用些长久的工夫，在戏中特别添点精彩，以便吸引观众。如今是都不肯特别下苦功，只学得老脚一点皮毛，便得意自豪，如此则哪能有高深的造诣，特别的技术呢？所以就是写也无可写的。"友人说："这件事情不写，可以写点别的事情。"我说："自中央人员到此，每日人来人往，又不断出门看友，真是没有兴趣写东西。"友人说："如此把旧日写的东西拿出来登登报也好。"不得已只好把七八年来所写者交给他们去登。这一位持去，那一位也来要，彼时北平各报差不多都有我的稿，尤其是天津《益世报》登的更多，这一来不要紧，可给我出了广告了。因为我所写关于戏剧的几种，没有往外拿，所见于报者，都是关于北平的故事，如《故都琐述》《北平土话》《北京零食》《三百六十行》以及《小说勾陈》等等。我自光绪庚子以后，出了书房门，对于书本中的学问，就算是没有实在用苦工夫研究过，但对于家庭社会中的文化、风俗、习惯、人情，以至婚丧、庆吊、酬应、来往、买卖、工艺、技术、娱乐、游艺、饮食、游逛等等，我都极感兴趣，极愿研究。倘有一种情形，不能明了，则必想各种方法去研究它，因此我知道的零碎事情特别多。因为研究无论任何学问也不能离开社会的实在情形，倘若不管真的实事，而只知研究书本的记载，那总是近于空虚的学问，所以我对此特别注意。但我这种工作，外边知道的人并不多，只有些好友稍知，如朱桂辛、袁守和诸君便常以此夸奖我，而外人并不知道，因这一登报，可以说是给我登了广告，知道的人可就多了，都说我知道的北平掌故最多。其实这不过是零碎事情，够不上掌故，不过由小的事情可以得到重要的理论，也可以说是由细微的情形可以发现有关历史的学问。这种例子很多，不过人多不注意。现在把我所感觉的事情谈一件。
我因为研究北平的零食及各级饭馆子的菜品，而得到下边的一种思想，也可以说是理论。西洋的筵席，基本原料是牛、羊、猪、鸡等物，多少年来，可以说是没有重大的变化，至于烹饪法，则当然另有进步。中国则不然，在周朝时，牛、羊、猪、兔、狗、鸡等等是极平常而离不开的原料，两汉到唐朝，就有了很大的变化，似乎是侧重猪、鸡等物了，此在正史中不容易考究，然从《玉芝堂谈荟》《酉阳杂俎》等等书中，往往可以看得出来。宋朝以后差不多是专在猪身上想法子，元朝又兼用牛羊，此在《饮膳正要》一书中，可以稍稍看出。到明清两朝，差不多牛羊肉就不能上席了，我收藏有明朝的两张半饭馆中的菜单，其中都没有牛羊肉。按这两张菜单，固不足为凭，但散见于各种笔记中的这种情形，也恒看到。到清朝后半季，则乡间之席，可以说纯是重用猪肉，尤其北方更是如此。比方河北省乡间之席，是一碗条子肉，一碗方块肉（亦名东坡块），一碗肘子（蹄子），一碗拆骨肉，一碗杂碎，一碗猪肉丸子，或加一碗鸡，一碗鱼，几几乎都是猪肉。大城池中之席，中等席仍以猪肉为主，高等席则以鸡、鸭、鱼及猪腹内之心、肝、肚、腰等物为主要品了，虽然也仍用猪肉，则整用者至少，大多数是细切或剁碎，炒丝炒片，或做丸子等等。如炖肘子、东坡块等等虽亦恒见，但都非重要菜品。
以上乃说的席间菜品之本质，至于山珍海味的特别品，那是踵实增华，特别要好，特别的花头，类如南方之鳝鱼席，北方之全羊席、全猪席（西四牌楼南之砂锅居，即专做此种）等等，那是特别又特别了。
以上所说之由重用牛、羊、猪，进而为重用猪，又进而为重腹内各物，在这种过程情形中，可以有三种的感想或研究。
一是原料的关系。这与国家疆域变化有关。所谓周朝重用牛、羊者，因唐虞三代发达都在山西陕西一带。西北地带，虽非寒带，但山多宜于牧畜，所以彼时重用牛、羊。两汉时代及以后，渐渐重用猪、鸡等物，此已是家畜，大概彼时内地开发已广，荒地少，时农田多，牧畜便减少，家畜便发达；西北一带，虽仍是游牧之地，但匈奴已强，则其地所产之牛羊，便不易来到内地，此所以席间牛羊渐少，猪肉渐多也。在唐宋几百年中，牛羊亦微，而海味渐渐的大风行起来，此盖系朝廷对北方力弱，而渔业比从前发达了许多，所以食品也多往海产中追求。元朝来于蒙古，当然又重牛、羊，乳酪气味，普遍了北几省。明朝后牛羊肉亦未十分发达，其实清朝势力远及蒙古，由彼来牛、羊极易，他所以不十分畅销者，也有原因：古时所食者，都是山野的牧牛，俗名菜牛；两汉之后，牧牛渐少，耕地之牛渐多，所食者多系耕牛，大家遂说，牛之一物，拉车耕地，给人类卖一辈子力气，结果还落一个宰而食之，以为太忍，于是便有不食耕牛的说法。其实蒙古之牛，何尝能耕能运呢，但因为不食耕牛的说法盛行，于是牧牛吃的也就少了，尤其羊肉不适于热带，所以南方吃的很少，而北方亦止秋后食之，到初春吃的就很少了。周朝及以前，建都在山陕及河南北部，较为寒冷，故食羊肉较多，以上乃原料变化的由来。
二是割烹的关系。西洋到现在仍是只讲烹而不讲割，中国古来便是割烹并重，不过古代割也很简单，如割不正不食等等的记载，只是割的正当与否耳。两汉以后的切法已有进步，唐朝《酉阳杂俎》一书中，已有"蝉翼切"等名词，则其薄可知。因为地面开发，牧畜业日微，全靠家畜，则当然不够吃，对于肉类不能不节俭用食，于是乃创出细切的办法，以配合各种菜蔬使用。因为细切，又创出炒、爆、炮、涮等等速成的做法来，其原义大致就是因为俭省肉类，而这种种速成的做法，可以说是又省原料又好吃，至今世界为中国独有之菜品。
三是卫生的关系。周朝时代，食各种兽类，似乎是只重用其肉，对于腹内各脏，是不讲吃的。西洋一直到十九世纪末尚是如此，近三几年以来才加重视，从前几几乎是废物。我国则千余年来就重用它了，尤其肝、肚、腰子、大肠等更为重要，再细者则为鸡、鸭腹内之物，再细则为鱼类腹中之物，类如鱼肚、鱼骨等等也是大馆子恒见之菜。中国人早就说，肚、肝等等之滋养料比牛羊肉多，吾国从前化学不发达，这种理论当然指不出确实的证据来，近来据西洋人化解，已知道这都是于人营养极好的物品了。吾国对于鸡、鸭、鱼等腹中之物，虽早已极有研究，但牛腹中之物，则至今尚不重视，按牛肉滋养料多，则腹中之物滋养料亦不会少，然这些东西，到目下仍是在街头上卖的，大饭馆中尚不见，可以说仍都是下等食品，阔人都不吃。这大概是因为两汉以后，不容易吃到牛肉，对于牛肉的吃法，没有许多研究的机会，所以至今牛肉的吃法还很简单，则对它腹内的物品，就更不肯研究了，因为千八百年的时期吃得很少，口味已失掉了习惯，后来简单地就不大爱吃，于是更没有人研究了。所以至今牛腹中之物，在北平仍是街头小贩的下等食品。
以上说的这些话，证据似乎不够充足，理由也似乎不够圆满，我从前有搜索的这种材料，但不在手下，无法填补利用。再唐宋以来各种笔记中，亦常有关于这些事情的记载，但手下无书，记忆力又不够，亦不能引用，只好就这样大略随便说说。按此事诸君或者笑我胡说，也或者说我随便瞎扯，不错可以说是胡说，也可以说是瞎扯，但这确是一种理想。世界上的事情，有理想然后有研究，有研究然后就可成为实事。
我是因为在北平多年，看到许多物品在街头背筐挑担卖食品的小贩处买得到，而饭馆中则无有；也有许多饭馆中有，而小贩担中却没有的，所以我才研究此事，知道国民的食品，是与政治国势有极大关系的。若再能详细调查，再由书本中街头上找证据，则未尝不是一种学说，此事容另详之，兹不多赘了。
最后是由中央到的一般新旧朋友，怂恿我把国剧学会还办起来，把所有物品也再陈列出来。这自然是我极想做的事情，但我既没有地方又没有钱，怎能办得到呢？七七事变之前，我用的那一所房子异常宽大，在西城绒线胡同路北，共有大房间三十余间，然陈列已满，尚有许多物品不能陈出。日本军进城，被它占据，日本投降之后，又被某机关使用，用了很大力量，也没有要回来，再找这样一所房子，实不容易。有人建议，演义务戏筹款。又有人说，我虽与戏界人都相熟，但筹款不能完全靠戏剧界，因为既想筹款，则票价须高，仍须观众帮忙，若戏价只卖物之所值，则余款太少，若想筹款，自然就须增高票价，若销票听其自然，则未必能卖好，这必须组织一个推行委员会，以便分力推销。又有人说，组织委员会，也不可勉强，最好是先把国剧陈列馆中之物品陈列出来，请大家看看，方能引人之兴趣。陈列固不难，但房子则不易觅，且东西太多，若陈列出来，就得陈列一个相当的时期，长久的固好，最短也得有半年，否则太费事值不得，于是就有许多朋友帮助找房。出力最多者有陈纪滢、梁实秋、王向辰、袁守和、张伯谨、许惠东、沈兼士、胡伯翰诸兄，故宫博物院诸君也很帮忙。由袁守和君建议，借景山之观德殿陈列，地方是极好，但此在故宫博物院范围之内，这些东西送进去是很容易，倘有时须往外取时，则手续相当麻烦，乃改借前清之堂子﹣﹣堂子者，乃前清祭祀远祖之所，原来在御河桥之东边，规模极大，凡有大典，如出征祭大蠢旗及凯旋献俘等等，都由皇帝亲身致祭，王公陪祭，礼极隆重。光绪庚子，被意大利占用，此处原为一小宫殿，不得已将就用之，所以很小，正殿不过十间，本不够国剧学会各物之陈列，但房不易觅，只好将就用之，然能得此房已很不容易了。没有想到，陈列出来之后，虽然未尽陈列，而且地方不够，虽陈列出之品亦不能按科学方法，分类界限清楚，更无暇每件做一说明（从前陈列时，每类每件，都各有一说明牌，经此变乱，都遗失了），虽如此将就，观者亦颇感兴趣，都以为得未曾有，盖这种文献及物器，大多数都是不容易见到的，尤其是文献，恐怕全中国，也就是只有这一份，所以大家都觉新奇而感兴味。因此遂提起了大家的精神，都说一定得筹款设法维持。筹款的方法，只有演戏最为合宜，而且省事，用什么名义呢？王君向辰说，南京国立编译馆，改正许多剧本，总没有人演，此时可否找人排演几出？我说大概可以办到，但这种性质的事情，似乎须找老脚，大家问，为什么非老脚不可呢？我说不是非老脚不可，但老脚有种种的优点：
一是老脚久未演戏，或不常演者，偶尔一演，其号召力当然比青年脚色大得多。
二是戏词虽经编译馆酌改，但经青年脚演出来，不见得能得到戏界及观众的重视，若经老脚一演，则必为大多数人所注意，则于已改之本或将来再改之本，均有极大的助力及影响。
三是青年脚色大多数都是一出戏，只会唱一种词，如此你使他骤然改念词句，是较为难。老脚则会的种类较多，一出戏往往会两三种词。比方随便说一出，《长坂坡》糜夫人跑箭一场后见赵云之词，就有三种之多，有的唱人辰辙，有的唱幺条辙。这种地方，旦脚得听武生的，因为武生先唱，他用什么辙，旦脚就得跟着唱什么辙，所以有时唱"大将无马怎能行"，有时唱"大将无马怎能逃"，等等的这种情形很多。这还只是说同别人合唱，有时自己唱，其词句也不一样，老脚会的多，听见说过的也多，他改念词句，不但不甚难，且也不觉得新奇，倘使青年脚色改念词句，他便以为是很大的事情。因为自初学唱，就是这一套词，永未改过，所以让他改，是较难的。甚至他不肯改，也是平常事体。老脚对此，则看法较活动的多。
大家很以我这话为然，于是决定先与各老名脚接洽接洽，好在老名脚我都认识。没想到，开首一访问，使我大大地吃了一惊，而且感叹了许久，为什么这个样子呢？原来这八年的工夫，老脚去世的很多，这大概是生活不能如意，精神大受损害的关系，简直地说，除尚和玉一人外，没有比我年长的了，最老者也都比我小一两岁，其余就更不用提了。回头一想，从前的老脚，如杨小楼、王又宸、曹心泉、吴彩霞、俞振庭、余玉琴、阎岚秋（九阵风）、慈瑞泉，冯蕙林、程继先、时慧宝、余叔岩、范宝亭、钱金福、张彩林、郭春山、孙怡云等等这些老朋友们，从前有的往往遇到，有的天天对谈，是何等有味，如今一问，都去世了，真真是"访旧半为鬼，安得不惊呼"呢？本来想都找老脚，但人太少了，只好找年轻一点的，除尚和玉外，如萧长华、马德成二人算是最老的了，萧长华比我小一岁，马德成比我小两岁，其余谭小培、王瑶卿、王凤卿，还可以算是前清的名脚，若贯大元、侯喜瑞，只可以算是清末民初的名脚了，然年最少者，也已五十多岁，也只好得算老脚了。约他们几位来，同他们一商议，他们说，我们都是几十年的交情，又是为国剧学会筹款，一切都好办，只是光演旧戏，恐怕不够看，不能满观众之意。尤其是尚和玉先生说得更好，他说："现在国家胜利，一切维新，我们也得有出新戏演演，才算够劲。"萧长华同他开玩笑说："你这是最老的脚，偏要演新的戏。"说的大家大乐。陈君纪滢说："正好有南京国立编译馆修改的剧本，请你们诸位演演，不过得现念新词，恐怕难一点。"尚和玉问："改的多少？"王向辰说："改的不多，不过略事修正而已。"尚和玉说："那不难，有两天的工夫就够了。"我说："我曾说过，老脚倒往往不怕改词句。"尚和玉说："那是不错的，不像他们年轻的人，只会一种词句，老一辈的脚唱《空城计》，哪一位不是会两三种词句呢。如今的脚，都是只会一种，差一个字，他就以为不对，因为他们学的太少，所以才有此现象。说起这话来，在北平唱戏是最便宜的，大家都在一处，所唱所念，都差不了许多。若在乡间唱戏，就不是这样子了。这个班离那一个班，至少也有几十里路，这个师傅离那个师傅，相离或至几百里路，谁跟谁学的也不一样，不论搭哪一个班，也得与各脚对戏，否则在台上非碰不可。北平虽也有对戏这个名词，但不过是大略说一说，因为大家学的都差不了多少，所以在京外演过戏的人，心思都活动。谭老板唱的词句就往往不同，有一出戏，我听过他三次，一次一个样，这固然是他特别的天才，但他二十岁时，他同刘景然、李顺亭等等，在京东一带演过两年多的工夫，于他也未尝没有帮助。"大家见和玉说得这样有趣，于是也都高兴，商量演何戏，在编译馆改正的戏中，找了两出，又特别改良了一出，定规共演四出，先规定了《芦花荡》《翠屏山》《夜奔》。戏界诸君便又说，光是这样的戏，怕不能履观众之望。第一，只是我们这些老古董，老是够老的了，但是不能叫座，必须找一两位年轻的，且须旦脚才好。说得大家大乐。第二，光这旧戏，虽经改过，也不够新鲜，要想保险，还得有一出新戏。大家说，现编是来不及了，问我有无编就现成之戏？我说还有两本未演过，但一本不合此次之用，其余一本曰《桃花扇》，倒可将就，不过也有不大合宜之处。这本戏我编时有两种主意，一是反对借外力来侵略中国，如清兵之下江南；二是描写当时之政局之腐败，如马士英、阮大铖等等，所以使李香君把他们大骂一顿，这恐怕有讥讽现政府之嫌。再者听说已经有人编了一出《桃花扇》，倘我们演时，恐怕有同他打对台的嫌疑。大家说这三个问题，都没什么关系。第一项的借外力侵略中国，正合目下情势。第二项的官员腐败，现在虽然不是这个样子，但这样的官员仍然不少，演出来使众官知所警惕，借以自省也好。再者不能说现在没有坏的官，就不能演坏官员的戏了吗？至于别人也要演《桃花扇》一层，更没有关系，本子不一样，演的时间不一样，有什么妨害呢？于是便规定了演此戏。此戏主要的脚色，当然是李香君，因稍微年长之脚，念新本子太慢，且别的戏忙，不克演此，遂选定了杨荣环。各脚都派定以后，一念本子，就又出了问题，因为词句中有关于共产党的话，大家就不敢念。其实我编此戏时，约在民国十六七年，其中讥讽地方政治之处，确有用意，因彼时北京之政治太坏也，又因其为明末清初之故事，不能不说到前清。不过我向来的主张，在前清时代，我们因革命的关系，不能不攻击前清。但民国以后，满汉不分，不应再说闲话，所以在原剧本中，只稍点缀点缀便够了。此次排演，因苏联的关系，才又加添了几句，可是他们都不敢念，而对于讥讽政治的词句倒肯念，对于讥讽苏联的倒不肯念，这种思想太不正当。我说，这事极容易明白，也是一定的情形。第一是中央你讥讽得对，固然可以接受，就是不对，也以为是不足深究；苏联则不然，你有讥讽他的话，无论对与不对，他是不能容的，轻者受罪，重者就可以要命，这正是他恐吓手段的成功，不必定要怪罪几个演者。不过这种手段，我们不能学法就是了。我的意思，把最严厉的词句改一改便妥。同人还不十分赞成，我说原本可不用动，只把给他们抄的单本，稍为改动便妥。于是便规定了演四出戏：《芦花荡》《翠屏山》《夜奔》《桃花扇》。为什么演这四出戏呢，都有些理由。第一，前三出都经国立编译馆改正过，《桃花扇》也经国立编译馆转呈教育部审定过。第二是这四出戏，都各有它的特别优点。第三是前三出戏，都是各该脚的拿手戏。兹在下边大略谈谈各剧的优点。
《芦花荡》为《西川图》中之一折，乃歌舞并重之戏，不但所有身段都与词句呼应，而美观之外，尤饶潇洒滑稽之至，出场起霸，花样繁多，与他剧不同，从前特名之曰"芦花霸"。
《翠屏山》一戏，为观众所皆知，似乎不必介绍，但此剧的构造及演法，实为旧剧之代表作，不可不略加说明。按《翠屏山》，乃明朝人一部传奇之总名，清初翻成梆子腔，演来比传奇紧张，常演的吵家一场，由传奇中之"反班"及"交帐"两折翻来，比传奇紧凑精神。而杨雄遇石秀一段，尤为精彩绝伦。按此段为杨雄刚出家门，欲往外走，忽闻石秀咳嗽声，杨心中自忖："这是石秀的声音，他对我妻室如此无礼，本应与他翻脸绝交，但因多日交情，且立此地，不理睬他，看他有何举动，或有何话说，再作道理。"遂背立，佯为不理。石秀见杨不理，心想："杨雄与我至交，平日甚相亲爱，今日如何这般情形，其中必有原故，但他是兄长，我应当先上前去招呼才是。"于是上前一揖曰："杨仁兄起床来了！"杨雄此时想道："我虽然想不理他，但他向我施礼，也不好不予招呼。"但仍不愿直接答礼，乃望空念出一句成语："贫贱之子不压富。"石秀一闻此言，心中自忖："他为何不直接理我，而念起则儿来？"（念则儿为北京土语，又作嘴儿）于是亦答以"背地听妻反谈吾"。杨又念"沙滩无鱼怎落网"，石又念"男子须称大丈夫"。杨问："哪一个是大丈夫？"石云："俺便是大丈夫。"杨云："近前来讲话。"于是啐石三口而去。石秀愤极，乃曰："我与他朋友相交，就是这样的待我？"又一想："看此情形，我须赶上前去，分辩几句。"及至赶了几步，见他已去远，又自忖道：他既已去远，何必再赶，而且看此情形，辩亦无益。于是幡然改计，但仍持君子绝交不出恶声的态度，只好自言自语："不免清算账目早离他家。"乃持账簿，进二门与潘巧云相遇。以上情节，虽是极短的时间，但情节则相当复杂，请闭目一思，编剧时须用多少话白，方能全盘写出，而他编这出戏，只用了六七句话，将二人的心事及各种情节，完全烘托出来。他所以能如此者，全赖有背供、神气、身段、舞式四种功用，遂使演者轻松而美观，观者明了愉快，这种场子，在旧剧中亦不多见。
《夜奔》系《宝剑记》中之一折，本为歌舞并重之戏。所有舞的姿式，除与词句音乐配合外，都极优美，可以说是安排尽善之剧，可惜各脚所演，失传之处甚多，例如杨小楼之身段，就有许多不对的地方，其实他是张淇林所授。淇林之身段，都很讲究，教与小楼自不会错，不过因小楼年岁之高，力不充足，所有费力之处，都不易做到，不得不设法通融办理，所有身段，遂大走样，不合理之处，就很多了。吾乡之昆弋腔班，当年老脚之演法，都是由北京传去，而且尚无大变更。一切扮相穿戴，都仍是旧谱，所以特演此戏。再此次特演两出北曲者（《夜奔》与《芦花荡》)，因其为国剧中存留最早的腔调，且极多精美的舞式，若南曲则较此相差尚远。又有人谓本会以皮簧为国剧，实属误解太甚，本会之所谓国剧，乃国内所产生之戏剧，一切中国之戏剧，均包括在内，如弋腔、昆腔、秦腔、梆子腔、川腔、滇腔、皮簧、粤剧，以至越剧、嘣嘣等等都不能例外，如有好剧本，好演法，无不尽力提倡。
《桃花扇》传奇，共为四十出。此次翻成皮簧，只摘取四出，即《媚座》《守楼》《寄扇》《骂筵》诸折改编而成，宗旨是借鉴往事，警惕来者，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按抵抗侵略，固属重要，而斩除贪污，清明政治，实为强国之根本。然究止官邪，不得专赖政府，贪污枉法，亦非专指官吏。凡我国民，应群策群力，尽量协助政府，消灭暴力，扫尽贪污，排除一切建国之障碍，则是此剧的微旨。如李香君以一妓女，而对马阮大僚毫不惧怯，侃侃而谈，激怒对骂，不顾生死，此种精神，如果能发扬光大，奸邪小人，贪官污吏，何愁不除？国家社会，何愁不安邪？
组织就绪以后，在银行公会演了两天，华乐戏园演了三天，居然天天满座，而且大受欢迎。所以受欢迎者有两种原因。一是前三出都是经国立编译馆改正过，有许多人要看改过的本子如何，而且尚和玉、马德成二君，都是七十岁以上，尤其尚君特允唱开场戏，大家更以为新奇。二是《桃花扇》之剧本，在我初编的时候，是针对彼时之腐败政治而言，没想到日本投降以后，由中央来的官长，能使民众满意的，实不多见，观众以为剧中李香君骂马士英、阮大铖的词句，就是骂接收的高级人员，所以听着特别起劲，且特别兴奋。咳，我实在没有想到此戏得到了这样一个结果。
演完了戏，每脚都送了几个钱，又请他们吃了一回饭，借以长谈。我当然对他们客气几句，谢谢他们。没容我的话说完，尚君和玉就说："齐先生什么客气话也不必说了。我们几人这回演戏，就算是名利双收。第一，我们两个人都是许久未曾登台，马老板（德成）固然是二十年不常演了，我也是十几年未唱过，不经您这一提倡，谁还知道我们哪？每人又给这许多钱，可不是名利双收吗？"马君德成，为黄月山的入室弟子。在光绪年间，北京武生分三派，一是俞菊笙兼唱花脸，如《拿高登》《金钱豹》等等。二是黄月山，兼演老头儿戏，如《独木关》等等。三是李春来，专演短打的戏。黄月山外号黄胖，得意弟子首推李吉瑞，次则为马德成。他吃着饭，叹了一口气说："曲不离口，技不离手，如今二十多年不登台，所有身段都退化了。"我说："有幼工还可将就，倘无幼工则一时不练，便要退化。"尚君同我玩笑，问我："您有什么幼工？"他不过是随便问问，我说："敝村有花拳门，能者极多，我虽未正式学过，但自幼常看，也会个几手。"他说："花拳讲究打飞脚，您还能打吗？"我一字未回答，站起来就来了一个，他们都非常惊讶。萧长华说："没想到您有这套本领，您这个飞脚打的还是很高，要早知道，早请您到富连成当教师去了。"我说："光会打一个飞脚，也不够教师的资格呀？"尚君说："如今什么也不会，就想当教师的人多得很呢！"萧君说："圣人说诲人不倦吗，把人都毁了完事。"时陈君纪滢、梁君实秋、王君向辰诸君都在座，他们也没有想到我能打一飞脚。尚和玉兴致来了，也打了一个。萧君说："你看你这个飞脚不及齐先生打的高，然而你的身份，已够教师的师傅了，那齐先生有什么不可以当教师的呢？"大家谈了几个钟头，真可以说是尽欢而散，临走时还特别说，以后国剧学会有何事情需用他们，只管告诉他们，随唤随到，绝对没有问题，这也很可以钦佩。
此后本想把国剧学会大大的发达起来，奈时局日紧一日，而北平各机关人员又一点办法也没有，于是国剧学会的计划都成画饼。
【齐如山（1875-1962)，名宗康，以字行，是京剧大师梅兰芳背后的"戏袋子"，也是然识近代社会掌故的宗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