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启军

按照有关规定，师直属队由一名副参谋长分管并担任党委书记，副书记由直属队工作科科长担任。精简整编之前，我给孙继武、郑勤、朱锦林三位参谋长当助手期间，因另一个副参谋长一直缺编，我便自然而然分管直属队工作，担任直属队党委书记。

1985年精简整编中，师副参谋长的编制由两个减少到一个，但整编后的编余干部需要消化，19 军作训处张处长于 1986 年安排到 55师任副参谋长。朱参谋长给我们两位副职分工时，明确由我继续分管直属队和全师行政管理工作，担任师保密、绿化、体育、爱国卫生、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等，张副参谋长分管作战训练和机关工作。这样，我的整个副参谋长任期，便与直属队结下不解之缘。

师直属队的编制丝毫不亚于一个团，辖 5 个营级单位、6 个直属连。师直属队党委在司令部党委领导下开展工作，委员由各业务科科长担任，负责直属队全面建设。直工科是直属队的综合领导机关，编制参谋干事，负责与司政后三机关和所属部队的上下联系，业务科主要负责各自分队的业务训练和业务建设。

由于各自专业特点不同，直属队各营和独立连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不像团队，机关一个号令各营连便可统一行动起来，所以在工作指导上就需要有分有合。思想政治工作、行政管理、党委支部建设和干部队伍建设统一标准要求，专业训练、战备工作和执行任务则要分类指导。为增强凝聚力和集中统一领导，我重视发挥直工科的组织领导作用，全力支持他们的工作，放手他们处理日常事务，维护和树立他们在部队中的威信。同时也注意充分发挥各业务科室在直属队建设中的作用，强调业务科室不仅要抓专业训练和业务建设，也要抓思想和管理工作，指导全面建设。

在干部骨干的选拔配备上充分听取和尊重业务科的意见建议。这样一来，既解决了直工科忙、业务科闲的忙闲不均现象，又充分调动了业务科的积极性，增进了业务科和分队上下之间的感情与信任。

那些年，要消除生产经营给部队带来的消极影响，使部队建设步入正轨。要响应把训练摆到战略位置的号召，大抓军事训练工作，提高部队战斗力。在直属队党委和各业务科室的积极努力下，训练先进单位和各种尖子大量涌现。

师侦察连在 1985 年对越自卫反击轮战中，创造了九战九捷无一伤亡的赫赫战绩，荣立集体二等功，被成都军区授予英雄侦察连荣誉称号，连长王凤荣光荣地出席了全国英模会；师警卫连在“684演习”、50周年“师庆”等重大活动中，圆满完成安全警卫任务，为师赢得荣誉；高炮营参加军区实弹射击比武，击落两个靶标，被军区表彰为训练先进营；通信营无线连参加军区专业比武夺得第一名，该营女兵郭俊参加军区射击比武被评为神枪手；技侦队侦听到重大国际情报，受到总部通令表彰；工兵营、防化连出色完成“684 演习”等重大演习保障任务。直属队全面建设呈现出崭新面貌，迈上新台阶。

直属队建设形势好，也出了一批干部。5 个营级单位的 10个正营职主官，从 1984 年到 1989 年，有 11 人次提升为副团职。当然，这与师党委、首长机关和司令部党委首长对直属队工作的正确领导与指导密不可分。

一分为二地看，在我分管直属队期间，也出现了一些管理上的突发问题。记得在 1984 年冬老兵退伍前的一天，我正在家里吃中午饭，直工科长王守仁匆匆赶来向我报告，通信营无线连丢失了一份密件。我当即放下碗筷同他一起赶到连里了解情况，分析丢失文件的原因和可能去向。判断很大可能是个别战士出于对干部的报复藏匿了文件，经和营连同志商定，决定采取思想教育，政策攻心，开导规劝的办法，让藏匿文件的同志主动交出。

我向全连官兵讲道，丢失绝密文件是要不惜一切代价，挖地三尺也要找到的，请拿了文件的同志不要抱任何侥幸心理，主动拿出文件或将文件交给自己所信任的人。否则，一旦查出，将依法依纪严肃处理。结果一名即将退伍的战士将藏匿的文件交给连队技师李忠朝，此案及时告破，未造成负面影响。

移防张掖后的 1986 年秋，侦察连战士王某因外出违法违纪，遭到保卫部门侦察调查，心怀不满，无端猜疑机关一位科长和他过意不去，便持枪到这位科长住宅楼层，对着他的门脑墙壁开枪射击。对这起无法无天的违法犯罪行为，闻声赶到现场的干部战士立即将其制伏，作了劳教处理。直属队党委以此为鉴，及时在全直属队开展作风纪律教育整顿，使官兵从中汲取教训，受到警示，自觉遵规守纪。一度出现的松散现象得到根本好转，条令条例和各项规章制度进一步落实。

我分管直属队工作六年间，之所以整体形势较好。除党委委员、各业务科长支持配合外，关键是先后遇到王守仁和李卫东两位好党委副书记、直工科长。两人从基层一步步成长起来，军政素质全面，带兵经验丰富，敢抓敢管。卫东后来从团政委岗位调军队院校工作，成为职业军人，守仁转业地方担任咸阳市卫生局党委书记。我同大家在工作中结下的深厚情谊，随着时间的推移，越久越醇。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