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动荡爆发后，国内瞬间乱做一团，到处都在“闹革命”、“搞斗争”，并由此引发了不少流血事件，造成了大量无辜人员伤亡。毛主席对此很是心疼，为了遏制这种不良风气再继续蔓延，主席便拍板决定让解放军介入其中，采取强制手段平息革命和斗争，以缓和阶级、群体矛盾。

很快，在中央军委的指示下，解放军开始陆续派遣干部进驻各省、市人民政府或革委会担任“军代表”，主要负责协调各方关系，维护社会稳定。等到了1967年、1968年，“军代表”们在各方的一致推举下，开始出任省委书记、省革委会主任等职务，由此成为统管军、政两方大权的“封疆大吏”。

从短期来看，此举充分集中了权力，提高了地方政府、革委会的应急反应速度，有利于管控局势；但从长远来看，军、政合一是“历史的倒退”，严重妨碍了经济发展，而且也极易形成“山头主义”，进而危害国家安全。毛主席在意识到这一点之后，当即联合时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的邓公，以中央军委的名义，对八大军区的司令员进行“对调”，以铲平“山头”。

除此之外，毛主席和邓公还要求解放军的干部们主动辞去行政职务，将军和政分离开来，双方互相制约、互相监督，共同面对严峻的国内、外形势。很快，解放军便又匆匆退出行政系统，重新将注意力转移到国防事业上，此后很少再参与社会活动。

值得一提的是，在动荡期间，“四人帮”曾多次尝试掌控解放军，以巩固自身的政治地位，比如在1969年，江青、王洪文等人便极力推动各地建立所谓的“民兵武装”，并设置独立于军委之外的指挥机构；再比如，在1973年、1974年，张春桥又通过封官许愿的方式，妄想拉拢北京军区的驻军。

但这些阴谋诡计无一例外全都被毛主席识破，主席在1975年3月和7月，曾两度公开批评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和姚文元，称他们故意挑动是非，破坏党内、军内团结。然而“四人帮”并未因此收敛、罢休，他们在1976年又罗织罪名，攻击邓公和叶帅，结果导致此二人被迫退出政坛，赋闲在家。

1976年9月毛主席病逝后，“四人帮”立即开始纠集党羽搞“夺权”，王洪文甚至仗着自己中央副主席的身份，想要从沈阳军区调一支装甲师进入北京，这摆明了是要颠覆人民政权！好在毛主席和邓公此前针对解放军的改革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党中央对部队的管控，因此王洪文的诡计并没有得逞，所有解放军只听从解放军总参部的调遣，拒绝接受其他人的命令。除此之外，各大军区的司令员也都坚决反对“四人帮”，时任广州军区司令员的许世友将军，甚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当众怒斥江青和王洪文。

9月底，华国锋同志和叶帅决定采取雷霆手段粉碎“四人帮”，彻底结束动荡，许世友、韩先楚等同志对此表示支持，10月初，在经过充足的准备后，华和叶果断出击，仅用了三天时间，便将江青、王洪文等人及其党羽、拥趸全部控制起来，同时开始纠正“左倾”思想，叫停所谓的阶级斗争。

不过上海市委、市政府仍有一大批居心叵测者对“四人帮”抱有幻想，他们拒绝听从党中央的命令，同时鼓动上海警备区的部队搞“武装事变”，妄想割据自立。但上海警备区只遵从南京军区和中央军委的调遣，完全不理会居心叵测者的煽动，居心叵测者在没有部队的支持下，如同虾兵蟹将一般根本不堪一击，最终被党中央派来的工作组一网打尽，上海也由此恢复了和平与安宁。

动荡结束后，中央军委为了进一步加强解放军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接连多次推行军事改革，精简兵员数量的同时，也愈发重视思想政治建设，将“党指挥枪”的原则深深刻录在每一位战士的心中。另外，中央军委还大力反腐，先后打掉了多个贪赃枉法、中饱私囊的“大老虎”，刹住了部队中逐渐滋生的不正之风，确保了解放军的纯洁性。现如今，人民武装已经成为世界排名前列的军事力量，具备全天候、全地形作战能力，足以应对一切挑战，保护十四亿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