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姜建军

这是上世纪80年代初，家父姜云清和母亲宋丽云在天津大理道106号老院里的留念。相片还是我用120相机拍照的。

转眼，我也到了母亲当年的那个岁数了，但养育之恩是永远难忘也永难报答的。

也许老了爱怀旧,孤独的时候总爱回忆过去和父母在一起生活的往事,有些事情想起来还觉得挺有意思的,就借着博客平台给大家说一点有意思的家事吧!

母亲宋丽云1930年阴历正月19日生于天津宝坻县王卜庄乡,属马。小的时候家乡发大水,跟着姥姥姥爷逃荒到口外(现张家口康保县一带),在那里参加了妇救会革命工作,并和在当地当县大队长属龙的父亲认识并结成革命伴侣.母亲参加革命工作后把大舅也带了出来,所以后来她和大舅都成了离休老干部.而留在家中的老舅和大姨便一直在家中务农到老了.

母亲1945年参军到55年转业,在部队当过干事,教员和协理员,部队搞正规化的时候,先是在幼儿园当主任,后来实在留不下,就转业到北京文化用品公司当人事科长.以后为了解决和在天津部队上的父亲两地分居的问题,就举家搬到了天津.

母亲于2001年去世的时候才70岁,是因为长期患肾病转尿毒症并发症所致,去世前做了5年的血液透析.

现在回想起来,母亲是很有大主意的人,她的一生才智可以有三条来证明:

一是当了一辈子军人的父亲脾气虽然火爆,动辄发火骂娘摔东西,连他的领导都让他三分,可唯独对我的母亲服服帖帖,有点象孙悟空遇到唐僧一样.而母亲从来就没跟父亲争吵过,就是连粗话都没跟父亲说过,就能把父亲的脾气降住.我至今都在想,在这个世界上能和脾气怪怪的军人父亲过了一辈子的母亲的道性到底是如何修炼成的?

二是母亲生养了我们兄妹六个子女,而且这六个孩子里出了将军,大校和两个军医主任,属我官小,在政府机关也混个正处,还当了个业余作家,应该说孩子的成长进步的每一步,都有细心的母亲的谋划和栽培,所以母亲的才智真的是用到了我们孩子们的身上,有些虽然不那么直接,但母亲的那些修养作派在我们孩子们尤其在我的身上是显而易见的!不着急,能忍耐,想办法是母亲传我的法宝!母亲常跟我说:还有比死更大的事吗?没有咱就什么事都别太当回事!

三是母亲1964年文革前从北京调动工作到天津来以后,她主动要求去工业口,结果分到一机局,那时侯全国工业大上,领导让她和另外三个同志去负责齿轮厂的建设,她当书记,结果工厂在她的手上建立起来了。

文革开始了.文革中是当领导的都要被批斗,母亲担心被批斗,说我把厂子建起来了,累的一身病,本来就有高血压,在批斗个几小时,那我还能活吗?!于是就此称病不上班了,由于厂子刚建立,工人对领导都不太熟悉,在加上母亲假条不断,叫了几次也没去.一来二去,把批斗运动居然躲过去了.但从那时候起,母亲就再也没有去那个工厂上过班,也就是说母亲才40出头就在家当起了老病号.倒是那个工厂总是按月把母亲的工资送到家里来.

我记得特别清楚,开始送工资的是个复员兵小张,后来这个小张变成了老张了,当了工会主席还坚持往家送工资,(他结婚的时候母亲还送了他礼物祝贺,走动的跟家里人似的那么亲)直到老张退休又换了其他人接着再送,一直到80年代后期换成工资卡直接从银行取才打住.光往家送工资还不行,还要把母亲的药费带回厂里去报销.计划体制的时候还好说,自从企业转制走向市场后,竞争激烈了,效益指标很紧,厂里连工人的工资都发放困难了,所以母亲的药费有的时候要压好几个月才能报销,还不是全报销.有的时候母亲手头紧了,就让我和我姐姐妹妹一起去厂里找厂长书记的据理力争,

有一次,我们把书记说的没词,带哭腔跟我们诉苦说:宋姨是离休干部,我们要是有钱,绝对首先给报销.可是现在厂里确实困难,好几个得了癌症的老工人也都天天找着闹着的要报销.这样的交涉慢慢地常态化了,有时候能要点药费回来,有时候就无功而返.反正母亲到晚年每年都要住一两次医院,这是让母亲和母亲那个厂的领导最头疼的时候,也是我这个两头跑的儿子最头疼的事情.

后来母亲让我给李瑞环市长写信反映情况,介绍自己的老伴是老红军,介绍自己是宝坻老乡,介绍自己的病情和厂里的情况.李市长调中央后又给张立昌市长写批示.其他市长们也都有写有批示,然后我跑到市政府拿了市长的批示在跑局里、公司、单位的,局里老干部处的处长拉开办公室的抽屉让我看一沓沓的领导批件,都是反映老干部药费报销难的问题的,就这样,局里,公司,厂里各分担三分之一.直到母亲去世前夕,上边才下来规定:离休干部由局里老干部处负责全额报销.

也就是说.几十年前母亲接手创办的这个齿轮厂,到最后她自己却成为了这个厂的负担和累赘.母亲去世后家里为母亲开了个追悼会,母亲厂里的书记也参加了,我见她也流泪了.我理解她的流泪,既有几十年和母亲打交道的感情在里边,也有企业负担过重说不出的难言之苦.其实母亲生前总跟我提起这事说,"我也知道厂里困难,可是有什么办法呀!我也不想透析受这个罪呀,等着吧,我死了厂子就会轻松点了."

我老娘还特信农村的那些老历，也有说是“迷信”的那套东西。我家大理道106号对着天河医院的太平间。他们医院的玻璃日光照能照到我妈住的房间，我老娘就在二道门上方安个过去装上衣口袋里随时掏出来照的那种小圆镜钉在二道门进出的地方，借用太阳光返回去。直到老娘去世以后，我们家搬走时，那个小圆镜还挂在二道门上。谁也不好说这个“老历”到底准不准。

母亲去世后我还去她的单位办理过最后的丧葬费和医药费的手续,那时候厂子基本上要黄了,只有几个留守的人员,还有一个姓黄的复员军人负责这事,他经常往我家跑,我们熟悉.在局里交涉母亲的住房补贴的时候,一查看母亲所在的那个二、三百人的齿轮厂才是个股级单位.好在母亲离休证上写着是处级,否则在干部骨灰堂里,还不能和父亲住在一起.这些事情,母亲早就想到并办理好了.

前不久,我办事路过母亲的那个厂房，工厂已经倒闭拆迁了,挖掘机在轰鸣吼叫着,预示着物是人非了,明天这里将是一片摩天大厦了!

作者

作者简介：姜建军、1955年生人、中共党员、军转干部、天津市民政局退休干部。现为天津市作家协会会员、天津市延安精神研究会宣讲团副团长，网络专栏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