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邓玉芬，穷且益坚，不坠爱国之志。1891年出生于北京市密云县（今密云区）水泉峪村，后嫁到密云县张家坟村，一生务农。她没有多少文化，甚至不识字，但北京密云却为她雕塑主题广场，被誉为“当代的佘太君”。
石城镇密云区下辖镇，位于密云区西北部，距城区22千米。东北与冯家峪镇接壤，西北与怀柔区交界，南接溪翁庄镇，东临被称为“华北明珠”的密云水库，西倚有“北方小黄山”之美誉的云蒙山。密云水库的两大水源之一的白河，自镇西向东穿越石城全境，在大关桥注入水库，全镇入库共有河流九条，是首都饮用水源保护区，也是重要的首都生态涵养区。
邓玉芬雕塑主题广场在石城镇张家坟村新村中心。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她舍家纾难，为革命献出了自己的一切，给后人留下了永恒的精神财富，至今仍被亲切地称为“邓妈妈”、“英雄母亲”、“燕山母亲”。
邓玉芬出生在密云县云蒙山深处的水泉峪村，未成年就嫁给了本县张家坟村的任宗武。和娘家一样，婆家也是穷苦的庄稼人，房无半间，地无一垄。可她是个倔强的女子，她坚信只要努力，家里人丁兴旺日子总有一天会好起来的。婚后，她和丈夫借住在亲戚家，靠租种地主的几亩地过活，先后含辛茹苦地养活了7个儿子。
长城抗战是中国抗日军民在长城沿线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斗争，是中国人民早期抗日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1933年3月至5月，中国国民政府指挥下的国民革命军（东北军、西北军、中央军等），在长城的义院口、冷口、喜峰口、古北口等地，抗击侵华日军进攻的作战。我军顽强抵抗、浴血奋战，但日军装备精良训练有素，长城沿线仍失守，平津危急。之后成立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被迫由参谋部作战厅长熊斌与日本代表冈村宁次签订《塘沽停战协定》，划定冀东二十二县为非武装区，军队不得进入，而日军退回长城以北。中华民国与伪满洲国也因此事实上以长城为界，伪满洲国更于长城各地树立“王道乐土大满洲国”的界碑。
这场战役过后，邓玉芬的人生也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日本侵略者把她的家乡强行划入了伪满洲国。为了糊口，她家被迫搬到张家坟村东南的猪头岭山上，开荒度日。这就成了“亡国奴”？邓玉芬的心中充满悲愤，她想为抗日出一份力，但在荒山野岭的猪头岭山上，一直没的机会。于是，她在心里认定了这样两条死理：一是坚决不做汉奸，“是中国人就不能对不起中国人的事，谁做了谁就对不起我们这个国家、我们的老老祖宗”；二是艰苦等待，始终坚信侵略者不会有好下场，中国人一定能把日本人赶出中国去。为此，她开始在等待中储蓄力量，成天默默无语地和丈夫一起拿着镐头，面朝黄土背朝天地下地干活。
七年时间过去，到了1940年，当年，八路军10团挺进密云西部山区，开辟丰（宁）滦（平）密（云）抗日根据地，猪头岭来了抗战的人民军队。听着宣讲抗日道理，邓玉芬高兴极了，八路军的话，字字句句说在了她的心坎上，她越听心里越敞亮。这些话也使她懂得了只有穷苦人抱成团儿，拿起刀枪打鬼子，才能救国救己。
6月，十团组织游击队。邓玉芬和和丈夫任宗武商量要为抗日出一份力量。丈夫说，咱面朝黄土背朝天地干了大半辈子，没有一分钱。邓玉芬说，没钱，可是咱家有人呀。没钱可出，但咱们可以出人。在打鬼子这件事情上，我们不能含糊。就让永全、永水打鬼子去吧！随后，邓玉芬和和丈夫把大儿子永全、二儿子永水送上了抗日的战场，让他们成为了白河游击队的首批战士。
三个月后，邓玉芬的三儿子永兴在外地因受不了受雇地主的欺压跑回了家，邓玉芬打听到白河游击队还缺人手，又将三儿子永兴送到了白河游击队。白河游击队是丰滦密联合县一区区游击队，因一区位于白河两岸，故名之为白河游击队。成立于1940年7月，在各区游击队中建立最早，是丰滦密联合县第一支区游击队。成立之初只有区区几十人，至当年底才发展为100多人。邓玉芬一下子就为这支游击队贡献了三个儿子。
在永兴加入白河游击队后的9月，日伪军4000余人对根据地进行了78天的“大扫荡”。日伪军重兵压境 ，白河游击队奉命随八路军十团的主力部队转移到外线，进入敌占区作战。游击队的人员虽少，武器虽差，但他们凭着人熟、地熟，人少行动方便等有利条件，和敌人兜圈子。敌人向东，游击队向西；敌人“扫荡”过去 ，游击队就转战回来，弄得敌人晕头转向。
游击队趁着敌人疲惫不堪，在夜色中摸进敌营，打击敌人。等援敌赶到，已经胜利撤退。游击队还趁敌人后方空虚，四处出击，将杀害八路军伤员的地主就地正法，设伏活捉了为日伪效劳的伪甲长。同时，吸引敌人进入八路军的伏击圈，配合十团先后取得了水堡子、梨树沟等战斗的胜利。邓玉芬的三个儿子永全、永水、永兴也在战斗中不断成长、成熟。
1941年 ，日寇在丰滦密地区制造“无人区”，实行惨无人道的“集家并村”和“四光”（烧、杀、抢、奸）政策。邓玉芬响应党的号召，开展反“无人区”斗争。她叫丈夫任宗武把在外扛活的四儿子永合、五儿子永安找回来，在环境最残酷的时候，让父子三人一起参加了抗日自卫军模范队。
把儿子和丈夫一个个地送上战场，牺牲的消息也便一个个传来。在今天的史料里，我们看到：
丈夫：任宗武。1942年3月，响应抗日政府“回山搞春耕”的号召，与四子永合、五子永安重返“无人区”种地，宗武和永安同时遇害，永合被抓走后，于1943年夏惨死在鞍山监狱中。
长子：任永全。1942年秋，在保卫盘山抗日根据地的一次战斗中英勇牺牲。
二子：任永水。1943年秋在战斗中负伤回家休养，因伤情恶化无药医治死在家里。
面对一个个不幸的消息，大家都不忍心面对邓玉芬，想把一些她还不知道的事情瞒下来，怕她伤心过度，但等时间长了，她自己就明白了过来。在看到丈夫宗武、五子永安遇害和二子永水的离去后，坚强的她没有被吓倒，大家劝她不要再回山，“无人区”里太危险。她摇摇头，抱起最小的儿子“小七子”，拉住六子永恩的手，坚定地说：“走，回家去。姓任的杀不绝，咱和鬼子拼了！”随后，又回到了猪头岭，拿起丈夫遗下的镐头，没日没夜地开荒种地。而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当她得知长子永全牺牲的消息后，又听到四子永合惨死狱中，沉默了好一会，深吸一口气，喃喃自语道：“我老任家的都是好样的。”
白发人送黑发人，一个接一个的沉重打击，邓玉芬都默默地咬牙挺住了。在这个过程中，往日性格开朗的她，变得沉默寡言。但春种秋收，做鞋做袜，照料伤员，她样样都干在前头。而她的家则成了八路军和伤员的经常性住所，干部战士到了她家，就像到了自己家一样。她说：“我的亲人参加八路军没了，但八路军还在，八路军就是我的亲人。”
就这样，邓玉芬为八路军烧水做饭、缝补衣服，为伤员接屎接尿、喂汤喂药。她和家人以粗糠、树叶、野菜充饥，把省下来的粮食送给八路军。为了给伤病员增加营养，她专门养了几只老母鸡，鸡蛋一个也不舍得给家人吃，统统送给了伤病员。很快，八路军队伍里许多人都知道在密云的猪头岭有一个家，家里有一位坚毅、善良的“邓妈妈”。这时的“邓妈妈”除了把八路军当亲人也盼着自己未成年的六子永恩和小七儿快些长大，好继承父兄的遗志打鬼子。
1944年春，日伪军为了肃清“无人区”的抗日力量，围住猪头岭一带，一连折腾了7天7夜。六子永恩跑丢了，邓玉芬背着小七儿躲进一个隐蔽的山洞里。山洞里没有吃的也没有喝的，小七儿由于年幼饥饿，开始发烧。小孩子不懂事，哭闹着要回家吃饭。而此时日伪军又来搜山，想到附近的山洞里还藏着区干部和乡亲们，邓玉芬不停地哄小七儿不要哭，答应他过一会儿就有吃的了。可是刚满7岁的小七儿，哪受得住疾病和饥饿的双重煎熬，还是大声地哭。
搜山敌人越来越近，邓玉芬急出了一身冷汗。情急之下，她从破棉袄里扯出一团棉絮，塞进小七儿的嘴里，堵住他的嘴。随后，她紧搂住小七儿，在仿佛凝固了的时间里，一点一点地等着日寇的离去。而当日寇终于下山，她焦急地从小七儿的嘴里取出那团棉絮，看着小七儿青紫的脸色，摇晃着连声呼唤。好半天，小七儿才缓过气来，泪眼巴巴地望着妈妈，费劲儿地吐出几个微弱的字：“妈……饿……饿……”她很想很想下山为孩子找点吃的，救下孩子，但又不能不顾藏在附近的干部和乡亲们！
就这样，在当天晚上，连个大名都没有的小七儿，连病带饿，死在邓玉芬的怀里。眼睁睁的看着离去，作为妈妈的她却无能为力……随后，在乡亲们的帮助下，小七儿被一捧泥土掩埋了，跪在小七儿坟头，她开始了痛彻心扉的放声大哭，觉得太对不住小七儿，哭声撕心裂肺。哭声里，大家都觉得她不可能重新站立起来了，但擦干眼泪的她却告诉大家自己要顽强地活下去，要亲眼看到胜利的那一天！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了，中国人民胜利了。邓玉芬眼噙泪花，告慰九泉之下的丈夫、大儿、二儿、四儿、五儿、七儿——咱们胜利了！然而太平的日子没过几天，战火又起。面对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的内战，邓玉芬又做出一个惊人的决定，送六儿子永恩去密云县支队参加解放战争。
永恩走后，邓玉芬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孤独，眼看着她身边的亲人一个个地走的走、死的死，乡亲们前来劝她，要她把永恩留在身边，给自己将来留个养老送终的。听着乡亲们的劝说，她多少有一些动摇，想着第二天去密云县城把永恩领回来，可是到了驻地，当看到一队队的战士，她却又犹豫了：哪个孩子没有妈？都不上战场，谁来保卫乡亲们的胜利果实？别人的孩子也是母亲身上掉下来的肉啊！我怎么能如此自私啊？
想到这儿，邓玉芬收起了眼里的泪水，改变了主意，还是让永恩留在了部队。随后，她叮嘱永恩：“记住你爸和你哥是咋死的，好好打仗，立了功回来见妈！”永恩挥舞着手对她说：“妈妈放心，妈妈再见！”事实也是，永恩没有让妈妈失望。1947年8月，他在密云县河北庄战斗中立了功，受到嘉奖；1948年在攻打黄坨子据点的战斗中却壮烈牺牲了。他立了功，却永远不能回来见妈妈了，让那个曾经想领他回去的妈妈永远定格在了密云县城和家乡的土地上。
如此算来，邓玉芬的丈夫和儿子一共7位亲人走了，其中5人壮烈牺牲，而她的三子永兴被送到白河游击队，参加抗日战争，后下落不明。乡亲们因此为她写下这样一副对联：“万众一心保障国家独立，百折不挠争取民族解放”；横批是：“抗战到底”。党和政府也没有忘记她对革命作出的贡献。全国解放后，党和政府在生活上给了她很好的照顾，为她在张家坟村里盖了两间瓦房，送衣送粮。
1956年，一位领导同志见邓玉芬一人住在乡下多有不便，有些孤单，就将她接城里住，但她住了几天就硬要回家。临行前，工作人员陪她逛了各大商店，并转达领导的话，只要她买些需要的东西都由国家开支，但她只是饱了饱眼福，一分钱东西也没买，并说：“政府对我那可是一百一，我很知足。眼下不缺吃不缺喝，怎能再给国家添麻烦。”
1961年春节，邓玉芬光荣出席了北京市全市烈军属代表大会，受到彭真、刘仁、吴晗等领导同志的接见。1970年2月5日，邓玉芬因病医治无效不幸逝世，享年79岁。为她送行时，人们更多想到的是，乡亲们当年为她写下的那副对联，是中华儿女同日本侵略者血战到底的怒吼，是中华民族抗战必胜的宣言。
古人说：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酌贪泉而觉爽，处涸辙以犹欢。意思是：年纪虽然老了，但志气应当更加旺盛，怎能在白头时改变心情？境遇虽然困苦，但节操应当更加坚定，决不能抛弃自己的凌云壮志。即使喝了贪泉的水，仍觉着神清气爽，即使身处于干涸的主辙中，也是欢乐无比。我们把这“青云之志”改成“爱国之志”，那就成了邓玉芬的精神，一个底层百姓的中国精神，一位平凡母亲的中国精神，也是我们面对侵略者共同的民族大义和家国情怀。
如今，在张家坟村新村，8米高的邓玉芬雕塑贮立在广场上，永远地活在了人民的心中。她微微地笑着，慈祥地注视这片土地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除了平时的瞻仰、宣讲，每年清明等一些重要节日，人们总会来到这里开展一些主题活动，以告慰前辈英灵，缅怀革命前辈付出与奉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