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79年的春天，台湾军队中一位名叫林正义的连长作出了一个命运改变的选择：他决定离开台湾，回归大陆的怀抱。林正义原本是台湾大学的才子，本可在学术界大放异彩，却选择了从军之路。这位年轻的连长不仅获得了蒋经国的赏识，还被视为台湾的杰出青年，他内心深处对大陆的思念和对中华民族的责任感驱使他做出了这一决定。为何林正义会放弃在台湾的安定生活，选择回到充满未知的大陆？下面小史就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

1952年，林正义在台湾宜兰的一个贫困家庭中诞生。他的父亲是一个操持诚实的农民，希望他能成为一个正直和具有义气的人，因此为他取名为“林正义”。那时的台湾正处在国民党撤退后的动荡中，社会秩序未复，经济困难，普通民众生活艰苦。林正义家庭条件极为贫苦，经常为下一餐而忧心，母亲健康欠佳，全家依靠父亲做体力劳动维持生计。

“童年时，我常穿着破旧的衣物，饥饿已成为常态。”林正义回忆说，这种艰难的生活状态是当时许多台湾人的真实写照。随着年龄的增长，林正义的父亲坚信教育能改变命运，决心不让儿子重蹈覆辙。尽管家庭条件贫困，他还是坚持让林正义接受教育，希望他能通过学业改变未来。

林正义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在学校表现出色，成绩总是名列前茅。他的求学过程虽然困难重重，却始终保持对学习的热情和执着，仿佛古代文豪宋濂在贫瘠中求学的故事在他身上再次上演。

到了19岁，林正义通过自己的努力考入了台湾大学，选择了农工农机专业。大学期间，他继续保持优异的成绩，并且积极参与学校的各种社团活动，甚至成为了学生会主席，他的校园生活充满了丰富和精彩。

按照正常轨迹，林正义完全有望在农林领域成为一个专家，大学一年级结束后，受到当时国民党领导层的强烈呼吁，希望更多年轻人参军，林正义的人生轨迹发生了改变。

林正义对平静的大学生活感到不满，更渴望在更大的舞台上发挥作用。当时国民党的征兵宣传正如火如荼进行，他被这种氛围所感染，最终决定休学参军，希望在军中找到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1978年，他获得硕士学位后，迅速被重新调入军队，并荣膺金门马山连的连长。这个位置位于金门岛的东北角，距离大陆非常近，只有表现卓越的军官才能担任此职。

1979年2月16日，林毅夫接受了在马山地区的陆军连长职务。然而，仅仅三个月后，他便决定投奔大陆，追随他内心深处的信念。

林毅夫是宜兰人，自幼生长于台湾。他不仅出身于贫困家庭，还在学业上展现出非凡的天赋。在19岁那年，他成功考入台湾大学，成为了当地的学术骄子。但他的人生轨迹在一年后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他选择转入台湾陆军官校，迎接不同的生活挑战。

在当时的台湾，军人的待遇并不理想，社会地位也相对较低，但林毅夫的这一决定让他成为了一个社会焦点，甚至受到了时任领导人蒋经国的亲自接见，他的行为被用来鼓励更多的年轻人参军。

林毅夫不负众望，以优异的成绩从军校毕业，并获得了“优秀青年奖章”的荣誉。随后，他被送往台湾政法大学继续深造，攻读MBA学位，以备未来更大的用途。完成学业后，他被任命为金门岛马山观测所的陆军上尉连长。

在金门岛的日子里，林毅夫负责宣传和接待外宾，他接触到了许多来自大陆的信息。金门岛的地理位置让他能够直观地观察到大陆的日常生活，每当夜幕降临，他便会打开他的半导体收音机，聆听来自大陆的声音，这些声音深深触动了他的心。

尤其是当他了解到大陆方面通过各种方式展示的亲和力，如送礼船、广播提醒及中秋节的月饼传递等行为，更是加深了他对大陆的好感。此外1979年初中美建交和台美断交的政治变动，以及停止对金门的炮击，这一系列事件都使他感受到了和平与统一的可能。

在被这些深情厚意感动之后，林毅夫坚定了他的决心。他认为，作为同是华夏子孙的一员，他应该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出一份力。于是，他开始策划离开台湾，回到祖国大陆的计划。

在详细了解过其他人通过泅渡成功抵达大陆的故事后，他相信自己的体能足以应对这场挑战。终于在三个月后的一个夜晚，林毅夫实现了他的计划，他独自一人跨过了台湾海峡，踏上了大陆，寻找属于他的归属与未来。

在198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舒尔茨教授应邀访问中国，并在复旦大学进行讲学。行程的最后一站设在北京大学，而为舒尔茨提供翻译的重任便落在了林毅夫的肩上。虽然林毅夫的英语能力不至于精通，但足以应对高层次的学术交流。北大在得知舒尔茨教授的来访后，基于林毅夫在经济学领域的扎实基础，决定让他担任此次活动的翻译。

林毅夫的卓越表现满足了活动的需求，还赢得了舒尔茨的个人赞赏。舒尔茨对林的翻译质量和对经济学的深刻见解印象深刻，在回美国后，他亲自给林毅夫写信，邀请他到美国芝加哥大学深造，进一步研究经济学。

芝加哥大学在全球经济学领域享有盛誉，而当时中国的经济学研究与国际相比尚存在差距。林毅夫深知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可以将国外先进的经济学理论带回国内，为国家的经济发展贡献力量。携带着这份使命感，林毅夫在1982年前往美国，展开了他的学术之旅。

当林毅夫抵达美国后，他在台湾的家庭因他当年选择大陆而受到台湾当局的持续关注和压力。台湾方面甚至给予了林毅夫“叛逃”的标签。林毅夫在北京期间，虽然频繁念及远在海外的家人，但只能通过妻子陈云英寄来的家庭照片来缓解相思之苦。

林毅夫在芝加哥大学的学习期间，舒尔茨教授虽已退休十年且不再担任导师，但在见识了林毅夫的才华和潜力后，决定破例接纳他为学生。在舒尔茨的指导下，林毅夫投入巨大努力，编撰了《中国农村改革：理论与实践》的博士论文，该论文不仅在学术界引起广泛关注，还被舒尔茨誉为“新制度经济学的里程碑”。

林毅夫的家庭在他学成之时也得以在美国团聚。林毅夫的妻子陈云英与他的两个孩子终于结束了分离的日子，全家在芝加哥重逢。这次团聚给予了林毅夫更大的精神支持，也使他能够更加专注于他的学术研究和未来为中国经济发展贡献的目标。

1994年，林毅夫发起并成功建立了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该中心设立于北京大学，并由林毅夫担任主任。这个平台吸引了国内众多顶尖经济学家的参与，并逐渐成为培养和输送经济人才的重要基地，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智力支持。

林毅夫的职业生涯几乎全部献给了中国经济的繁荣，然而这段经历也给他的个人生活带来了深刻的遗憾。特别是在1996年，当他的父母相继去世时，由于政治原因，台湾当局阻挠他回台奔丧，使得他未能在父母最后时刻陪伴他们的身边，这成为他一生中挥之不去的痛。

当谈及当年决定回国的选择时，林毅夫仍无怨无悔。他坚信作为一个中国人，他的选择符合亿万同胞的复兴之路。林毅夫深知，中华民族的复兴不仅需要台湾的两千万人民，更需要大陆十亿人民的共同努力。他认为大陆的复兴将为台湾提供更广阔的发展前景，从而推动整个民族的进步和繁荣。

林毅夫的人生和职业选择，体现了他对国家和民族的深切责任感。他的经历和牺牲，成为激励后人的重要历史见证，表明了个人理想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的深刻意义。

在2002年，当林毅夫的父亲去世的消息传来时，台湾的政治气氛依旧紧张，地区领导人对林毅夫的回归持绝对阻挠的态度，甚至有高级官员强硬表示：“如果他敢回来，我就辞职。”面对如此态度，林毅夫深感无奈。

在这种情况下，林毅夫无法回台参加父亲的葬礼，只能在大陆撰写了一篇满载哀思的《祭父文》，表达对父亲的深切思念和哀悼。他将这篇文章委托给妻子陈云英，希望她能代表他回台奔丧。

尽管政治隔阂使他无法亲自回台，林毅夫的事业并未因此停歇。他继续在大陆为中国的经济发展贡献力量，始终坚信只有依靠祖国的整体力量，才能实现国家的全面进步和发展。他的职业生涯从林正义到林毅夫，始终是一系列不懈努力的连续，为国家的繁荣和振兴而奋斗。

在成功的背后，林毅夫心中最深的遗憾是未能为父母尽孝。他时常感叹，乡愁如同一枚遥远的邮票，连接着他和他的祖国，又像一座低矮的坟墓，隔着他和他的父母。这种距离的痛苦，使得他对家的思念愈发强烈。

诗意地表达了他的情感：“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后来，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林毅夫对未来仍抱有希望，梦想着有一天能够回台为父母尽孝，弥补心中的遗憾。他的生活和事业，虽然波澜壮阔，却也充满了个人牺牲与家国情怀的交织。

2008年2月4日，林毅夫被任命为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及首席经济学家，成为首位担任此职位的中国学者。他的角色涉及领导世行庞大的研究机构，负责制定与实施发展战略，并参与全球范围内的经济合作与协调。这一任命不仅标志着国际社会对中国经济取得的显著成就的认可，也体现了对林毅夫在经济学研究及应用领域卓越贡献的高度评价。

在赴任前的5月，林毅夫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举行的MBA毕业典礼上发表了激情澎湃的演讲。他深刻地表达了自己对于国家责任和个人使命的理解：“只要我们的民族复兴尚未完成，我们的责任便未曾结束；只要世界上还存在贫困，我们自身的挑战就未得到解决；只要有人遭受苦难，就意味着我们的任务还远未完成。

林毅夫的生活和职业道路被一种深沉的国家使命感和人道关怀贯穿始终。即便已步入七旬之年，他仍然保持着对教育与国家发展的深厚热情，不断在多个平台上发表见解，为中国的经济和社会政策贡献智慧。

时至今日林毅夫仍心系祖国的统一和民族的复兴，这些年来，他虽获得了诸多国际与国内的荣誉，但在他心中，最大的愿望仍是能够有朝一日回到台湾，亲自为逝去的父母扫墓，以实现孝道与责任的完满。他的人生哲学和行动，被许多人视为现代版的“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典范。

我们衷心祝愿林毅夫教授及其家人健康长寿，并希望他能早日实现回到心系多年的宝岛台湾，完成他心中的孝道与家国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