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交天团”以高超的外交技巧和战略思维，成为全球瞩目的焦点。他们维护着中国的尊严与利益，在国际和平与稳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回顾改革开放初期，中国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正是在这复杂的局势中，涌现了一位杰出的外交家钱其琛。他凭借睿智和胆识为国家的外交事业奠定了坚实基础。他如何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坚持自己的外交理念，捍卫国家利益？下面小史就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

1954年，钱其琛被选为前往苏联接受深造的年轻干部之一。这次学习旅程对他未来的外交生涯起到了关键的铺垫作用。在《外交十记》一书中，他详细描述了自己的旅程：“经历了两次换乘后，我们在小雨中抵达苏联，那时我刚刚迎来了女儿的出生，只能远远地思念家中的新生儿。”在苏联团校，他接受了党史、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系统教育，同时他也没有放松对俄语能力的锤炼，这对他后来在苏联的工作和交流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1972年他第二次被派往苏联，任职驻苏使馆参赞，多年海外经验让他的外交能力和战略眼光进一步成熟。归国后钱其琛被任命为外交部新闻司司长，这一职位虽然新设，却由他首次赋予了实质性的意义。

钱其琛在任新闻司司长期间的表现尤其引人注目。1982年3月，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表明希望缓和与中国的紧张关系，但言辞之中不乏对中国的指责。面对这一复杂局面，邓小平迅速指示外交部作出回应。

钱其琛当天下午便面对了近八十名中外记者，只用三句话表达了中国的立场：“我们已留意到勃列日涅夫在塔什干的发言。我们坚决反对任何对中国的不当指责。在处理中苏关系和国际事务时，我们更注重观察苏联的具体行动。

这简洁而明确的发言表明了中国的坚定立场，也为未来中苏关系的改善留下了余地，同时也保护了中国的国家形象。这次发言后，外交部高层深刻意识到了新闻发言人在对外关系中的重要性，随即决定正式设立这一岗位。钱其琛凭借其在新闻司长任内的表现，被委以重任，成为新中国首位外交部发言人。这一举措标志着中国外交在公共交流和国际形象塑造方面的一大步进。

1989年1月7日，裕仁天皇，二战期间的日本象征和战争领导者，病逝。随后在2月24日，他的国葬在东京举行，日本政府向全球各国发送了邀请，包括对于日本军国主义遗害仍深感切肤之痛的中国。

这一邀请在中国引起了广泛的争议和愤慨。裕仁不仅是侵华战争的策划者之一，而且许多中国人认为，如果不是美国的干预，他应当在战后接受审判和应有的惩处。如今这位负有沉重历史责任的人物逝世，却以国葬的方式被纪念，而日本政府竟邀请中国参加，这在道义和情感上都让中国难以接受。

中国的领导层需要在国际舞台上审慎行事，考虑到如果拒绝出席可能会被日本借机在国际社会上进行不利于中国的宣传，最终决定派遣代表参加。中国选择了钱其琛，一个经验丰富的外交家，以主席特使的身份前往，而非正式政府代表。

派遣钱其琛的决定并非仅仅因为应对日本的外交挑战，更重要的是利用这一重大的国际场合来推动中国的外交议程，尤其是与印尼的关系。历史上，中国与印尼有着悠久的友好交往，但由于印尼国内政变，两国关系一度陷入僵局。随着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地位的提升，双方都有重启友好关系的需求。

在东京的国葬上，中国特意通知了印尼政府钱其琛将出席，提出了希望与印尼领导人苏哈托会晤的愿望。印尼对此反应积极，表示欢迎与中国代表会谈。2月13日，钱其琛与印尼国防部长的会晤顺利进行，并随后与苏哈托总统进行了深入的对话，讨论如何改善和加强两国的双边关系。这次会晤为1990年两国恢复正常外交关系奠定了基础。

1990年8月8日，中印尼两国正式恢复了外交关系，这一外交突破在东盟国家中产生了连锁反应。中国随后也与新加坡和文莱建立了外交关系，实现了与东盟所有成员国建立正式外交联系的目标。

钱其琛在东京葬礼上的敏锐外交操作不仅帮助中国突破了外交孤立，还成功地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维护了国家利益，加强了与东盟国家的关系，这些努力对中国的国际形象和地位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99年，一场突如其来的爆炸震惊了整个中国：在南联盟，美军误炸了中国大使馆，引发了国内外的巨大争议。当时担任美国大使的李肇星同志，在此关键时刻展现出了他的外交韧性和智慧。

在事件发生后，美国方面试图通过一份声明来解释此次行动，称之为“误击”。李肇星同志面对美方的这份所谓“狡辩书”，坚定地表示：“对于美方这种在明显错误面前仍然试图狡辩的态度，我们是绝不会接受的。”在接下来的外交交涉中，他多次与美方高级官员交锋，每次都以铿锵有力的事实反驳，令对方难以回应。

特别是在一次紧张的会谈中，美国代表奥尔布莱特女士试图避开媒体，提出了“不见记者”这一不合理要求。在这种情况下，李肇星同志巧妙地应对，他坚持说：“我们的使馆可以确保您的安全，并且，正如我们的原则所示，我们的大门始终向正义与真相敞开，不会有任何后门可以选择。”最终奥尔布莱特在众多记者的包围下不得不发表了公开道歉声明。

在随后的媒体交锋中，李肇星同志的表现同样令人瞩目。在PBS的一次采访中，面对提问是否相信美国的解释以及“炸馆事件”是否真的是意外，他从容不迫地分析了事件的背景和细节，明确指出美方的解释缺乏事实依据，力促美国对其行为进行深刻反思和公开道歉。

对于挑战性极强的问题，如美国名嘴山姆·唐纳德质疑中国是否能保证在华美国外交人员的安全，李肇星同志则反问：“为什么不先关心一下在‘炸馆事件’中受到实际伤害的中国工作人员？”这一机智的回答不仅展现了他的智慧，也彰显了他对国家尊严的坚定维护。

钱其琛作为新中国的杰出外交部长，为国家的国际地位和外交关系稳固做出了巨大贡献。在国际舞台上，他的智慧和策略赢得了世界的尊重。尽管在国家外交中的成就斐然，钱其琛作为一位家庭成员，却常感愧疚。自从26岁开始他的外交生涯，他便长期奔波于各国，那时他刚刚成为一位父亲，他的女儿还是一个不满月的婴儿。

随着职责的加重，他的时间更多地被外交任务占据，家庭与他的相聚变得越来越少，这种聚少离多的情形对家庭成员都是一种考验。钱其琛的长子，钱宁，回忆说在自己成长的重要时刻如升学、入伍、留学期间，父亲几乎总是不在身边。平日里，钱其琛总是忙于处理外交部的工作，很少有机会回家共进晚餐。

不过钱宁表示即使父亲不常在家，他仍能感受到父爱的存在。在工作稍有空档时，钱其琛会乘坐夜火车前往东北探望女儿，随后再转往上海看望读书的钱宁，尽管时间紧迫，每次停留都极为短暂，但这已是他能给予的最大的关心与爱护。

钱其琛的退休生活与他作为新中国外交部长的高调职业生涯形成了鲜明对比。他选择了一个相对隐秘的生活方式，将大部分时间用于整理自己的外交笔记和回忆。这位老外交家几乎不与外界互动，很少有人能在他的私人住所看到客人的踪迹。

2003年10月1日，这位老外交家的个人回忆录《外交十记》在中国内地发布，标志着一个前所未有的时刻，因为在此之前尚无中国政治人物亲笔撰写的书籍面市。钱其琛对此评论说：“退休后的生活我只希望简单平静，我70岁高龄，早已超出常规服务时间。这本书的编写，是我希望利用退休生活回顾过去，不求评说，只求记录事实。

随着年岁增长，钱其琛的健康逐渐衰退，他的生活逐步依赖医护人员的照顾，有时候状况严重到必须长时间住院。在这些艰难时刻，他的老友李肇星常常前往医院探望。李肇星记得，最初他们还能进行一些简单的对话，但随着时间推移，钱其琛的身体和精神状态恶化，交流变得越来越单向。

李肇星回忆说：“起初，他还能认出我来，我叫他一声老钱，他还能点点头表示认识。但到后来，他已经无法辨认访客了，每次去看他，看到这样的变化，我总是心情沉重。

2017年5月9日，钱其琛因病在北京离世，享年90岁。在他的葬礼上许多中央领导人和海内外朋友来到八宝山为他送行，显示了他在国家和个人层面上的深远影响。

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梁振英，尽管与钱其琛并非密切友人，也从香港赶到北京，向这位老外交家表示最后的敬意。梁振英曾在香港回归期间与钱其琛有过接触，深受其严谨工作态度所影响。他的家族同样出色，其弟弟也有显赫的政治职务，曾任天津副市长，至今仍是社会的活跃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