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革命的旋涡中，李德这位德国共产党员的角色极具争议。作为苏联共产国际派往中国的军事顾问，他起初负责指导红军对抗国民党的军事行动。然而，由于李德的理论脱离实际，导致1934年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战役的重大失败。遵义会议后，他被撤销最高军事指挥权。那么，在失去军事权力后，李德的命运将何去何从呢？下面小史就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

李德这位来自德国慕尼黑的革命者，曾在1900年出生于一个动荡的时代。自青年时期，他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烽火中接受了共产主义的洗礼，并坚定地加入了共产党，开始了他波澜壮阔的人生旅程。

18岁那年，李德在德国积极参与创立了巴伐利亚苏维埃，标志着他早年的政治活跃，26岁时他因为革命活动被德国政府投入狱中，这一时期欧洲的政治环境对于共产主义者极为严峻，他们常常处于被迫害的状态。

在监狱中，李德始终没有放弃希望，他一直策划着逃离的计划。终于在28岁那年，他成功逃脱，并寻求庇护前往了苏联。那时的苏联，经历了十月革命后，成为全球共产主义者的圣地，为李德等人提供了一个可以自由呼吸的空间。

苏联的环境安全而且充满机遇，李德进入了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这段学习经历极大地丰富了他的军事知识和战略思维，为他后来的职业生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军校毕业后，李德的身份和视野都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在加入共产国际后，李德的生涯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共产国际是由列宁创立的，旨在促进世界各地共产党的合作与发展，李德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中共自成立之初便与共产国际建立了紧密的联系，多次接受其资金和策略支持。

1920年代初，共产国际派遣李德前往中国，他的任务是协助新成立的中共定位和发展其在中国的革命活动。从那时起，中共的发展历程中便深受共产国际的影响。1922年，中共官方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这一关系深化了中共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地位，也预示着未来两者间更紧密的协作和指导。

在1928年，李德追随着对共产主义的执着理想，逃离了德国，前往苏联，寻求新的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可能性。他入读伏龙芝军事学院，深化了他的军事理论知识，并在毕业后，他被吸纳进苏联共产国际的东方部，开始了他的国际共产主义工作生涯。

1933年的秋季，应中共中央的邀请，李德抵达江西瑞金，正值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发动激烈的第五次“围剿”。在这个关键时刻，博古等领导人急需一位能指导军事的专家，于是李德凭借其卓越的理论知识和记忆力，迅速赢得了他们的信任，并异常迅速地掌握了军事指挥权。

李德带来了一套严谨的理论框架，试图将这些理论应用于对抗国民党的堡垒战术。他制定了详尽的计划，要求红军部队对每个敌军阵地发起精确打击，以防土地丧失。在他的指挥所内，墙上挂满了用于作战指挥的地图，然而这些地图存在严重的准确性问题，有的位置标记错误，甚至方向颠倒。

李德的指挥虽然理论化，但实际操作中他未曾深入前线，没有真正理解战场的复杂性和变化。许多军事领导和战士对他的纸上谈兵方式表示反对，认为他的指挥脱离了实际战场的需求。尽管遭到部分反对声音，博古依然坚定支持李德，甚至对批评者采取了严厉措施。

结果李德的理论指挥未能适应迅速变化的战场环境，导致了中央苏区在第五次“围剿”中遭受重大损失。这场战役的失败不仅对红军造成了巨大的物质和人员损失，也暴露了高层决策中存在的问题。此次事件成为了中国共产党军事战略调整的重要转折点，促使后续的军事指挥体制和战术方法进行了根本性的改革。

在1934年的冬季，湘江成为了中国革命历史上一个决定性的地点。三条河流——湘江、灌江和潇水交汇于此，构成了三个战略隘口：泉州、兴安和灌阳。红军在这一地区的行动关键在于控制这些隘口，以确保一个稳固的通道用以突破国民党的封锁。

桂系部队控制着这些要地，而湘军则从西北的零陵快速向这里调兵遣将，国民党的中央军在东侧保持了一定距离，紧追红军。在连续突破国民党三道封锁线后，蒋介石怒不可遏，立即部署了第四道封锁线以困扰红军。

在这紧要关头，李德的决策却出人意料地停滞了三天，因为他坚持携带沉重的大型机器，这无疑加大了红军的行动负担。虽然湘军的攻势猛烈，但红军原本有三天的时间可用于过江和突破封锁，而李德的迟疑给了敌军围堵的机会，错失了宝贵的突围时机。

在红军的历史上，湘江战役是一次血腥的抗争，战斗异常激烈，红军在此一战中损失惨重。红一军团在与川军的四日苦战中损失了四千余人；红八军团从1.1万人减至仅剩1200人；红九军团的力量也大幅减少，最终只剩下不足3000人。红五军团，作为后卫，在强行过江时亦损失惨重。

特别是红三十四师，本来人数众多，却在战斗中几乎被全歼。师长陈树湘、政委程翠林、参谋长王光道在战斗中壮烈牺牲，只有团级干部韩伟幸存，他后来被授予中将军衔，并坚持与他的部下一同长眠于闽西战场。

在纪念这些历史时刻的同时，无法忽视的是蒋介石的作为。在他的领导下，国民政府与日本签订了淞沪停战协议，丧失了国家的尊严，还在国内挑起了连绵不断的内战，频繁地对抗和压制共产党。而在抗战期间，蒋介石的内部政策仍然是以“安内”为先，这一策略严重影响了对抗日本的战争努力。

在1935年，重要的遵义会议揭示了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不足。尽管面对直接的批评，李德并未接受自己的失误，反而将责任推诿到其他方面，从未深刻反省过自身的错误。

尽管李德试图为自己辩护，但会议上的领导们达成了共识，决定李德不再适宜继续担任军事指挥的重任。他的指挥权被正式撤销，但他依然选择留在红军中，继续参与随后的长征。

1935年7月，随着红军大学的建立，李德被分配去教授军事理论。这个职位虽然不再涉及实际的战场指挥，但他仍有机会与年轻的革命军人分享自己的知识。9月，红四方面军领导张国焘公然批评党中央决定的北上策略，认为这是一种逃避战斗的行为，坚持主张红军应该向南进发。

他的立场引发了内部的巨大争议，当朱德和刘伯承等左路军高级指挥官公开反对他时，张国焘的行为更加激进，甚至提出要另立一个“党中央”来领导红军。张国焘的分裂企图在9月10日达到顶峰，他企图使用武力阻挠红军的北上行动。在这关键时刻，他的忠实支持者李特在右路军中发起呼吁，要求停止北进，支持张的南下策略。

这种严重的分裂行为立即引发了李德的强烈不满。在紧张的局势中，李德与李特之间爆发了激烈的争执，声音之大以至于引来了毛主席的注意，毛主席亲自前来试图缓和双方的冲突。

面对毛主席的调解，李特却态度傲慢，几乎要对毛主席采取暴力。在这一危急关头，李德果断介入，从背后紧紧抓住李特，制止了可能的暴力行为，并坚定地表示支持北上是唯一正确的选择，并应该坚定不移地跟随毛主席。

尽管情况混乱，毛主席的决策最终使双方都撤离了现场，恢复了秩序。李德在这次事件中的果断行动赢得了广泛的赞誉。彭德怀等高级将领也公开表扬他此次选择了正确的道路。

这场争执后，李德在红军中的声誉明显改善，许多人对他竖起了大拇指，认为他在关键时刻作出了英勇的决断。甚至有组织特别赠送了两匹马给他，一匹作为座骑，另一匹用于携带他的行李和文件。随后李德继续与红军共同历经艰难困苦，完成了伟大的长征，最终抵达陕北延安，证明了他对革命的忠诚和对正确路线的坚持。

1939年，李德离开了中国，返回了苏联。虽然长征途中经历了重重困难，李德仍然给予了这一历史事件高度的评价。他认为长征在政治上是一次壮举，红军在面对占据明显优势的敌人时表现出了惊人的勇气和坚韧不拔的精神。

回到苏联后，李德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审查，审查结束后，他被从共产国际调出，并分配至当地的外文出版社，负责编译马克思和列宁的作品。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李德加入了苏联的卫国战争，表现出他对抗法西斯的决心。

战后他回到了外国文学出版社，50年代还曾短暂担任教师。1954年，离开苏联后的李德返回了他已离开26年的德国家乡，继续从事翻译工作，将列宁的思想带给更多的德国读者。1974年，李德在德国逝世，享年74岁，他的一生充满了波澜壮阔的历史风云和个人的奋斗与执着。

在红军建军初期，李德作为高级顾问带着理论的枷锁而非实战的锋利。尽管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忠诚无可置疑，他的军事策略却显得力不从心。需要明白的是，中国的革命战争不仅是理论的较量，它涉及到从帝国主义压迫中解救全国人民的艰巨任务，这需要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

李德在海外接受的教育虽然深厚，但他的知识结构并不适应中国复杂多变的战场环境。当时的他，固执己见，试图将自己的理论一刀切地应用于中国革命中，这种盲目自大的态度与缺乏对中国国情的深刻理解，使得他的策略与实际需求严重脱节。

李德的存在对于红军来说既是一个负担也是一个警示。虽然他的初衷是为了支援中国革命，但他的方法却差点导致整个红军的覆灭。现今尽管中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已迈向繁荣发展的新时代，李德的这一段历史却依然是一块难以洗净的污点。

但历史是无法改写的，从李德的失策开始，革命的历程就已铸成铁证。虽然我们不能确定如果没有这些失误，革命道路是否能更加顺畅，但从另一方面来看，正是这些错误成了革命者前进道路上的警钟。他们以李德的教训为镜，每一步都更加慎重，这种从错误中吸取教训的历程也是通往最终胜利的必经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