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七点半。
地铁即将进站，拥挤的人群开始自发地、有规律地在车厢里“涌动”，有人往开启车门的方向移，“下车吗”，“借过一下”，有人侧身，有人挪了几步，有人拉了拉行李箱，还得继续坐几站。下车的人来不及说一声“谢谢”，急匆匆站上了去往地面的电梯、步梯。接着快步走向上班的地界——当然幸运的话，也可能随手扫了一辆共享单车——这个时候，越是靠近目的地，越是可能遇见同事。或许你们都是“社恐”，使出浑身解数，用一个尴尬的微笑打了招呼；或许同事都很热情，上来就是一番不间断的问候，“你吃饭了吗”“最近忙啥”“你们部门怎么样”“你和你对象什么时候结婚”，凡此种种关心都是有可能的。几分钟后终于来到工位。刚坐下，有同事走了过来，送上每日必来的寒暄，问了问你某项工作的进度，能否顺带帮助他（她）解决一个小问题。此时隔壁工作间传来此起彼伏的笑声，他们在聊着某件有趣的事，似乎是终于拿下了某个合作项目，但从语气听好像又是“职场八卦”，虽然不会有人如此大声地谈笑八卦。后来他们散开了，有人走到你跟前，可能要问你什么。
《年会不能停！》（2023）剧照。
人来人往，一路匆匆。
多年后，你和多少以前的同事、同学在继续联系呢？不用等到将来，或许你此时此刻就能给出答案，毕竟你知道你自己最不愿意交往的是什么人，会和谁成为朋友。这是一套独属于你“拒绝谁”和“接受谁”的标准，它隐藏在你心底。
“最烦假惺惺的人”“最烦爱装的人”“最烦犯蠢、没常识、太笨”（网络称“厌蠢症”），我们通过种种辨别的方法塑造了个人的社会关系网络。我们也可能在某个瞬间发现与某某做不了朋友，在你们之间隔着一道似乎跨不过去的阶层之墙，关于消费的、关于理财婚恋观念的，也关于音乐艺术品位的。这有可能发生。甚至，社会阶层也由此得到再生产。
好吧，到此，关于友谊的形成已经有两种猜想了：一种是结构主义的，认为相似的人结交，“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布迪厄就讲具有相似品位和偏好的人倾向于天然地相互喜欢；另一种则认为人与人之间有各种各样的划分人群的边界，如社会声望、经济财富，还有道德修养，在某方面不合，不意味着在其他方面也不合。有的边界并不是“结构”，相似的人未必成为朋友，不同的人未必不能成为朋友。他们有各自的做派，他们会互相看不上，有鄙视、有吐槽，他们也会与自己并不相同的人“打得火热”……上世纪末，有人做了上百次访谈去了解交友这件事。
撰文｜罗东
《金钱、道德和做派》，[加]米歇尔·拉蒙著，谢天、珍栎译，浙江人民出版社·潮汐Tides，2024年7月。
择友的范围
1987年，叫米歇尔·拉蒙（Michèle Lamont）的年轻人结束了博士后最后一年的工作，接着应聘到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系的教席，担任助理教授。这在如今被认为博士“过剩”的年代让多少博士毕业生可望不可及？在当时倒是比较寻常。也是在这一年，她在美国印第安纳波利斯展开了一项颇有理论野心的研究计划。原定在11月开始的访谈，临时改为了12月——这是从她“访谈程序”里统计出来的，她本人并没有透露具体的缘由。此后两年，她和研究助理把大部分时间用在这项研究上，在纽约近郊、巴黎近郊等地“寻找”（她用的是传统的电话抽样方法）中产男性做访谈。1992年，她这项研究的专著《金钱、道德和做派》（Money, Morals, and Manners）出版，副标题是“法国和美国中上阶层的文化”（The Culture of the French and the American Upper-Middle Class）。这本书让刘易斯·科塞（Lewis Coser）等众多大家成为其读者。他们赞赏她在研究中展现的访谈技艺和理论突破。是的，她年纪轻轻就挑战了当时炙手可热的布迪厄（Pierre Bourdieu）。1993年，她顺利地获得了终身教职。可见这本书在其中的贡献分量。
当初让拉蒙着迷的问题是有关符号、阶层边界的文化研究。她访谈了法国和美国160位被认为事业和人生成功的男性，包括专业人士、职业经理人和商人，并将他们统称为社会中上层人士。
她希望知道，他们会选择什么样的人成为朋友？
爱德华·霍珀作品《自助餐厅的阳光》（1958）。
按现在的标准审视，这个提问恐怕是会被反思和被批判的。仿佛其他人都被对象化了，渴望融进中上层圈子，排着队让他们筛选。选择者、被选择者，主体、对象，凝视、被凝视，凡此种种关系，每一种都可以说上若干后现代主义。但是，去掉他们的阶层身份，也不过就是一个普通的问题，毕竟每个人都有一些自己的择友标准。不同的是，他们在选择朋友的过程中因为遵循和发展了某种标准，结交了谁，排斥了谁，尊重了谁，鄙视了谁，群体边界和阶层再生产问题，跃然纸上。
“我喜欢的精雅，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思维方式的巧妙缜密、存在方式的敏锐。我真的是很喜欢那些在审美品位、行为举止、自我展示和思维方式上达到精雅境界的人。”
这是一位法国建筑学教授的回答。拉蒙给他的化名（其他受访者也为化名）是迪迪埃·奥库儿，他“坐在四壁挂满艺术品的巴黎工作室里”接受访谈，讲述起家族史，把祖上在殖民地时期的经历重塑成“具有异国情调的迷人故事”。虽然拉蒙在这个地方并未加以描述和评说——她的研究者身份要求她只做客观性叙事，不允许她这样做——不过作为读者，大概也能想象被访者奥库儿口若悬河的场景。他通过讲述一段有起源、有转折、能与大历史产生联系的家族史，来展现其阶层身份的渊源。至少缺乏历史的“暴发户”在他的心中是不值一提的。当物质和财富条件无法区分他们时，历史就变得重要了。奥库儿说，他的朋友得有艺术天赋、充满活力，以及同等重要的是富有想象力，因为他认为“想象力正是生命活动中最崇高的维度”。奥库儿还有一个重要标准，那就是他喜欢有距离感的人，“这是精雅和贵族理想的一部分，你看，‘贵族’（aristos-cratos）这个词由‘aristos’和‘cratos’组成，‘cratos’的意思是‘顶尖的’。我喜欢这个定义，距离意味着对他人的尊重。”按照这些标准，生活方式无聊的、缺乏想象力的人必然不能进入他择友范围。
《托斯卡纳艳阳下》（Under the Tuscan Sun,2003）剧照。
中文版的校译者在脚注指出“aristos”本义是“顶尖的”，“cratos”本义是“权力”，当然也有“力量”之义。奥库儿的解释则疑有误。不论他解释如何，这与现代意义上的“距离感”好像都没有多少直接关系。他借此大概只是为了说明他本人看重的绝非友谊中“无话不说”的亲密，也不是金钱，而是某种与文化修养有关的尊严。难怪拉蒙说这位建筑学教授形容他自己是一个自命不凡的人。
也曾自卑
拉蒙在纽约近郊访谈了一位经济学家，约翰·布鲁姆，他自认没有多少审美能力，宅邸的装修风格全由妻子操刀。屋内摆放着古董家具，这是一种彰显品位的陈列方式，似乎在任何地方都可以见到一些。哪怕是刚成为精英的人群，也偏爱此种风格。靠个人而非家庭取得成功，原本是一件更值得炫耀的事情。除了宣扬“白手起家”的成功学叙事，似乎没有多少人愿意只讲他（她）个人的成功。布鲁姆说，古董家具都是妻子的传家之宝。读到这里，我们都感受到了，这就不是金钱的问题，是买不到的家族史。
不过，布鲁姆本人似乎还是缺乏足够的信心。他此前在美国电话电报公司上班，被职场政治搞得精疲力竭后，跳槽到一家咨询公司。
“当我接到不请自来的电话，或是业务伙伴主动向他人推荐了我，那是最令人愉快的。我的自尊心需要这些。在很大程度上，这是一种渴望，一种需求，去感受我所做的事，相信自己干得很出色，其他人也认为我做得很好，这是一种对外界认可无休止的追求。”
他还是渴望被同事和合作伙伴认同的。假如没有这部分，他只能把自个儿定义为失败者。幸运的是，他依靠他的本事和努力得到了尊重；遗憾的是，当他见到那些看上去拥有一切的人，立马感到低人一等。要是有人“容貌英俊、服饰考究、知识渊博、口才一流，周游了世界且功成名就——我便会觉得自惭形秽，望尘莫及”。
布鲁姆最满意的，或者说可能是唯一让他感到有安全感的是其求知欲。他始终处在把自己“知识化”的过程中，他说：“我注重的是尝试回答关于人生的某些基本问题。人生的目的是什么？目的是发展你的心智，你的思维过程，你对事情的反思能力。只有这样，对我来说，我才感觉到自己的存在是有意义的，不平庸的。”
维尔姆·哈默肖伊（1864-1916）室内系列作品之一，“房间里的读书人”。
让我们把这件事说得简单一些，借用他的话来说，他“绝对是那种会把自己包装成知识分子的人”。“包装”这两个字用得微妙，如果他不是在用某种解构意味开玩笑，就是底气不足，与他见到更成功者的自卑情绪是一致的。可惜的是，关于这一点拉蒙没有告诉读者更多。倒是她把书写到一半（见中文版189页），不客气地指出，“布鲁姆不太清楚‘知识分子’作为一种社会身份类别的含义，因为他将‘知识分子’和‘致力于智性活动’的概念混为一谈了”。
所以布鲁姆先生，你在外人眼里可能连“知识分子”也不是了。实在是残酷。
拉蒙解释说，知识分子的文化标准是模糊的，“美国的大众媒体也不像法国的大众媒体那样经常使用这一身份类别”。但是，作为研究者，哪怕不是在“研究问题”和“研究方法”中明确界定其使用的概念，在论述中，凡是在做分类工作时都有必要对概念进行清晰的“操作化”。她归类的标准是什么呢？必得喜欢采用抽象的表达方式，比如“在谈到他们最近阅读的书籍时，这种抽象倾向很明显……从我们互动时的语气来看，有些人显然喜欢辩论式的讨论”。照这么说来，布鲁姆的“知识化”似乎还达不到这一条标准？不够抽象，不够文化。不知他本人读到这本书是怎样的感受。
让道德问题浮现
在上面两位受访者的讲述中，我们至少读到，凡有关文化的、物质的条件，都在定义一个人的社会位置。拉蒙采纳了布迪厄的一个观点，即“共同的文化风格有助于阶级再生产”。她在引用这句话时特别用了“有助于”这个表述。文化风格方面的差异，未必就直接转换为等级化。布迪厄《区隔》（Distinction）的论断是有一个倾向的，也就是说，他认为具有相似品位和偏好的人倾向于天然地、自发地相互喜欢，也就是说选择与自己相似的人做朋友。拉蒙认为这是结构主义限制了他看到问题的多样性，有些符号或者说边界比较弱，并非牢不可破。符号的边界强度问题在布迪厄那里是未被提到的。对强度的分析也因此构成拉蒙在文化研究上的理论贡献之一。
纪录片《区隔及其产生机制：皮埃尔·布迪厄如何研究我们的日常生活》（Die Feinen Unterschied und Wie Sie Entstehen: Pierre Bourdieu Erforscht unseren Alltag，1983）画面。
道德就是一个例子，“事实上，对于道德败坏行为的不同定义往往共存并相互抵消”。
弗朗索瓦·雷诺，一个医生，接受访谈时五十余岁。
“我喜欢人单纯朴素。我不在乎他们的社会地位。戴有色眼镜看人是不对的。我认识各个阶层的人，有的没上过什么学，旦非常聪明，他们会带给你一些不一样的东西……我喜欢诚实的人，还有说到做到的人……我不喜欢那些总想惊艳四座，依仗他们的头衔而自我膨胀的人。我觉得他们缺乏慈悲与爱。他们除了自己谁也不爱。”
雷诺的回答使作为听者的人们——包括拉蒙——看到在道德这个维度上，阶层的边界被打破了。他住在乡村别墅，按拉蒙的描述，其住处有虫鸣声和喷泉声。他喜欢结交各种朋友，标准只有一个：为人诚实。两人在友谊中能坦诚相处也就够了。雷诺的回答是否考虑到平等主义的影响，是未知的。毕竟，他不可能面对访谈者直言不讳地讲他厌恶失败者或“下层人”这种旧式说法，凡是谈起其他阶层的人，能被接受的、正确的回答必然是“不在乎他们的社会地位”。
《老友记》（Friends）第三季（1996）剧照。
我们不知道拉蒙是如何向雷诺提出这个问题。她在研究方法部分只讲了如何开启话题的技艺，比如寒暄和闲谈是必要的。如果她在提问中直接或间接用到“是否会在意朋友的家庭背景”“是否会去主动认识其他阶层的朋友”等表述，那么提问就不可避免有诱导性。受访者的回答就需要加以甄别。或许，这只是“杞人忧天”，没有必要的担忧。重要的问题是，道德这一被忽视的问题由此浮现了。拉蒙认为，结构主义的视角关注的是文化和物质，悬置了道德。
如果我们从方法和操作上来讲，文化和物质其实也是最容易度量的，一项研究，即便用的是质性研究之法，也需要告知对所使用的概念是如何界定的。物质不必多说，通过收入和财富即可测量。文化难一点，不太好清晰界定谁有文化、谁更有文化，但是也勉强能通过职业、教育和表达方式分类。道德呢？其标准大概是漂浮不定的。不同的人群有不同的看法，此时有此时的定义，彼时有彼时的说法。仿佛唯有依靠主观的“识人术”才能识别一二。当然，这只是从操作层面来讲。拉蒙的意思是，这是结构主义在理论上的回避
谁能拒绝诚实的人呢？
“你好吗？你妻子好吗？你的孩子好吗？”
一番热情的问候，本来表达了对听者家人的关心。但是读到此处，讲述者把三个问句连在一起，一口气讲完，仿佛我们还能感受到某种语气上的升调。这已经是不满的表现了。讲述者是一家大型现代医院的首席财务官约翰·贝利，他手下约有75个人，依社会经济的标准看，他在事业上属于成功者无疑。他“吐槽”的是他那虚情假意的老板，那个人的问候“看上去总是发自内心……他说这话的时候并不是真的在乎，那都是表演”。接着，他讲起是如何知道老板是一个“虚伪者”的。
“我们去参加会议，或者专业人士聚会时，就是这样，我坐在他旁边，他会悄悄地指着一个人问我：‘这家伙是谁？’我告诉他那个人的名字，他就会上前跟那个人打招呼，那番动作仿佛是见到了失散多年的兄弟，可他刚才连人家的名字都不知道呢。我不觉得他是发自内心的……我喜欢人们做自己。跟朋友在一起时，我不需要装腔作势，假装是个什么人。”
读着这段文字，我们或许都能想象贝利的表情，比如有比划、翻白眼。拉蒙没有告诉读者这些有关受访者动作的部分。我们只是根据其中的描写，自然地联系到在生活、在影视剧中见到种种类似做派。总有一种人，他们对任何人都一样，问候这或问候那，持续的提问似乎在传达着关心。“仿佛是见到了失散多年的兄弟”，这个“控诉”简直绝了。当然，热情没有错，通过热情，一个人也能快速结识其他人，人脉广了，能在需要时获取信息或资源。在道德上，此种做派很可能成为人们说的“虚伪者”。
《职场杀手》（Le couperet，2005）剧照。
有一位叫乔·科恩的跨国公司经理，管理着90名下属。他从另一个管理者的角度给出了“辩护”（请注意，拉蒙本人没有把他们对比着讲）。
“你知道，如果你处在我的位置上，重要的不是你工作有多努力，而是你工作得多聪明。我需要向人们表现我对他们的关心，而且是发自内心的，不是逢场作戏。祝福别人度过愉快的周末很重要，我会在每个节假日给他们写个祝愿卡：‘按照传统，我要祝您和您的家人度过一个快乐和安全的复活节’。”
是例行公事营造友好的工作氛围，还是虚情假意，听者自然会根据讲话者的性格和平日做派去识别。
那么，他们是如何定义诚实的？有意思的是，拉蒙在这里使用的是一位法国受访者的看法——或许是她认为有关抽象的问题得问法国人。
丹尼·霍米埃，文学教授，他是这么讲的：“对我来说，普遍意义上的诚实，心智上的诚实，物质上的诚实，对自己的诚实，对他人的诚实。诚实之中蕴含着荣誉。（诚实的人）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它的内涵肯定不仅仅是说你该偷窃邻居的东西。”也有法国受访者认为所谓诚实是不得已才遵守的规则。组织高管培训课程的卢克·杜普伊就说，“诚实的人让我发笑。这个词本身就有点蠢：‘诚实，他是个老实人。’我认为，假如人们诚实，那是因为他们不得不那样。当我诚实的时候，是因为我不敢不诚实。说真的，我倒想不诚实……”他这么一说，反倒让人认为他绝不是不诚实的人，他将内心的真实念头讲了出来。他还说“我觉得能偷东西挺了不起的，撒谎也是。毫无疑问，我自己也撒谎，所以我很清楚这一点”，如此坦白，他好像更让人无法讨厌起来了。他这话倒是可以追溯至商品经济兴起前夕伯纳德·曼德维尔的《蜜蜂的寓言》。
对了，她在访谈中还发现，除了诚实，能力也是他们（美国而不是法国的受访者）看重的道德，一种有关职业的道德。他们厌恶无能的人。活力、积极向上的工作态度是被赞赏的，但是，就像一位叫让·德特里尔的受访者讲的，“野心有好有坏。一种是因为想追求某种工作目标，想要个人成长，这是很好的。但是另一种野心，仅仅是为了超过别人，仅仅是为了获得领先的快感，这是不好的，因为这不是人活着的目的”，有何种能力、如何展现能力，似乎也有一个关于度的问题，是放肆、放大还是克制，将决定能否被尊重，能否被接纳。
《穿普拉达的女王》（The Devil Wears Prada，2006）剧照。
我们自然可以追问，职业道德上的能力是否与阶层就没有关系。总有人因为缺乏机会和资源无法进入某种或某几种行业，并且在生活空间上表现出阶层分布特征。这就是另一个话题了，拉蒙也没有分析。而这部分则是她批评的结构主义擅长的地方（近年来的中文版新书有罗伯特·帕特南的《我们的孩子》、戴尔德丽·马斯克的《地址的故事》等）。拉蒙本人呢？她让我们见到人与人之间交往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友谊没有多少天然的、必然的阶层属性。“诚实”还是排在了前面。
谁能拒绝诚实的人呢？
本文内容系独家原创。作者：罗东；编辑：西西；校对：刘军。封面题图素材为《年会不能停！》（2023）剧照。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