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50年代，在一次讨论人事分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主席提议周总理担任最高领导职务，周总理笑着拒绝说：

“主席，你是了解我的，理理家还行，我不是帅才，做不了帅。”

自此以后，周总理就在中央扮演起了“大管家”的角色，并长期在工作中当二把手，结果引发了各种流言蜚语。

有历史学者称周总理的只能当二把手，无法像毛主席一样做领袖，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周总理领导智慧绝非只能做二把手那样简单。

作为一位马克思主义者，周总理不仅学识渊博，阅历丰富，而且具备远见卓识，善于审时度势，由已知推测未知。

所谓一叶落而知天下秋，卓越的政治家一定拥有见微知著的能力，能够以管窥豹，通过科学决策掌握博弈的主动权。

1940年，蒋介石主动宴请周总理，并一反常态与周总理大谈感情，周总理对此十分警觉，当即预测蒋介石会酝酿阴谋。

事实证明，周总理的政治嗅觉极其敏锐，通过蒋介石在宴会上表现就预见了未来，结果没多久，蒋介石就发动了皖南事变。

周总理驾驭未来，从来不是单纯依靠主观臆测，还经常运用历史经验和事物规律，去判断未来的发展走向。

周总理重视研究规律，又善于总结和掌握规律，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周总理总能通过驾驭规律进行决策，由此展现了高超的领导艺术，并取得了领导成就。

太平洋战争爆发时，周总理利用规律精准地预测了太平洋战争和世界战局的走向，与毛主席对抗日战争的判断如出一辙。

周总理的领导智慧遵循唯物主义辩证法，唯物主义者善于普遍联系，优秀的政治家能够从不同的事物中找到相同的因素。

这种观点就是著名的求同存异思想，周总理作为求同存异思想的集大成者，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

西安事变之后，周总理为了促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先后多次前往西安斡旋，劝说蒋介石搁置国共矛盾，与我党共同抗日。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正是周总理领导智慧的体现，优秀的领导者总能让具有不同立场的双方找到共同的观点。

在和平建设时期，周总理多次利用求同存异思想开展外交工作，先是促成万隆会议顺利召开，又让中日外交关系正常化。

中美建交的过程中，周总理与尼克松和基辛格商讨公报的事宜时，提出：先立异，再求同，在不掩盖分歧的基础上寻求一致。

中美两国虽然意识不同，过去又长期对峙，能够顺利建交，周总理的求同存异思想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周总理的领导智慧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包含与时俱进的创新，除了求同存异思想之外，还包括删繁就简的领导艺术。

面对复杂的问题，周总理经常能做到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甚至会利用以退为进的策略，让问题变得柳暗花明。

周总理的领导智慧绝非只能做二把手，只是为了顾全大局，才甘愿做二把手，这同样是一种高超的政治智慧。

党内外人士都赞誉周总理是共和国的“周公”，正如历史上的周公辅成王一样，周总理一直竭尽全力地辅佐着毛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