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时代读鲁迅的《故乡》一直有个疑惑：闰土究竟有没有偷鲁迅家的碗碟呢？文里在写到闰土偷碗碟时，是这样描述的：

“我和母亲也都有些惘然，于是又提起闰土来。母亲说，那豆腐西施的杨二嫂，自从我家收拾行李以来，本是每日必到的，前天伊在灰堆里，掏出十多个碗碟来，议论之后，便定说是闰土埋着的，他可以在运灰的时候，一齐搬回家里去……”

从鲁迅的叙述来看，闰土的确是“偷”了鲁迅家的碗碟。可鲁迅明明写得清楚明白，我却依旧对此满是疑惑，有这样的疑惑是因为：那个曾在月下刺猹的少年闰土，给过我很多美好的想象。

悲剧，是把美好撕碎给人看。闰土如果由那个纯真、善良、质朴的形象，变成了虚伪、丑恶的小偷，那真就是彻头彻尾的悲剧了。

人到中年，看过很多世事悲欢后，再重读鲁迅的《故乡》，终于把心里的疑惑解开了：闰土的确拿了鲁迅家的碗碟，但他在碗碟上放了草木灰，这层草木灰并不是他虚伪，而是他的尊严和对鲁迅的情义。

闰土是鲁迅儿时的伴侣，他们相识在十一二岁的少年时光。初识时，鲁迅是富有的周家少爷，而闰土则是随父替周家看管祭祀器具的小帮工。

年少“无知”，闰土唤少爷鲁迅“迅哥儿”，两个年纪相仿又经历不同的少年，总有说不完的话。闰土给鲁迅带来了一个与他平日所接触的世界完全不同的世界，以至于，鲁迅在听闰土讲完海边拾贝壳、西瓜地里钢叉叉猹等等新奇事后，忍不住感叹：

“我素不知道天下有这许多新鲜事：海边有如许五色的贝壳；西瓜有这样危险的经历，我先前单知道它在水果店里出卖罢了。”

初识，两个少年都无忧无虑。时光荏苒，转眼已过了三十年，两人再见时，竟都已是中年。他们再度重逢，却也是注定“再难相见”：鲁迅此番回故乡，是为了变卖掉祖屋，在北京八道湾买一个大四合院。

再见，两人的光景已截然不同：

鲁迅在经历家道中落后，又再度成了“老爷”，他自日本留学归国后，在教育部谋了职，卖祖屋前一年他还成了作家。鲁迅卖祖屋是因为发达了，他一个月的收入是当时多数人几年也挣不来的。

闰土却过得非常凄惨，按照母亲的说法，他当时的境况是这样的：“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都苦得他像一个木偶人了。”鲁迅自己亲见的中年闰土则是：“脸上虽然刻着许多皱纹，却全然不动，仿佛石像一般。”他的苦，已经到了无法言说的地步了。鲁迅在《故乡》里这样形容他再见的闰土：

“他大约只是觉得苦，却又形容不出，沉默了片时，便拿起烟管来默默的吸烟了。”

可这样的闰土却给鲁迅带了礼物来，他给鲁迅的礼物是用纸包包着的一点“自家晒在那里的干青豆”。

当年读《故乡》，读到这一幕，并没有太大的感触，现在想想：少年的自己，当真是不懂人间啊！那包干青豆，实际是闰土最珍贵的东西，它代表的也是已贫困到极致的闰土的尊严，和对鲁迅的情谊。他嘴里虽喊的“老爷”，而不是“迅哥儿”，但他在心底深处是把他当成“迅哥儿”的，和当年没有分毫差别。

将这青豆给鲁迅时，他还不忘说明，说：“冬天没有什么东西了”。已经没什么东西甚至吃不上饭了，却还要拿出最珍贵的口粮给鲁迅，可惜，这份情义，当时正处于兴盛中的鲁迅未必能读懂。

更能说明闰土对鲁迅情义的还在于：得知鲁迅将要回来变卖祖屋后，知道这次见面可能是两人最后一次见面的闰土，几次向鲁迅母亲打听鲁迅回乡的时间，而且他刚刚好在鲁迅回来时，赶来了。

看文章，经常要看作者“没写出来的部分”，鲁迅没有写闰土怎么算日子，可闰土分明是算着日子来的，算着日子来见他的“迅哥儿”。

再见的鲁迅和闰土，没有叙旧，求学时读到这里，心里生出无限感慨。可如今再读，却只觉得：闰土不叙旧，恰是他珍视那段情谊的象征。越珍视，就越不忍提及，怕一提及，就打破了它。

相比那些和鲁迅明明没交情，却为了在他搬家时拿点东西而套近乎，诸如说“不认识了么？我还抱过你”的豆腐西施杨二嫂，闰土何其可贵啊！

闰土没有叙旧，可鲁迅母亲懂他的苦，也懂他和迅哥儿的感情，所以主动提出：“凡是不必搬走的东西，尽可以送他，可以听他自己去拣择。”

鲁迅母亲与鲁迅

这话等于开了最大的绿灯，可家里已经揭不开锅的闰土却只拣好了几件东西：“两条长桌，四个椅子，一副香炉和烛台，一杆抬秤，和所有草灰。”

鲁迅满以为，他要了草灰，是去沙地当肥料的，所以写到草灰的时候，他在括号里补充说：“我们这里煮饭是烧稻草的，那灰，可以做沙地的肥料。”

鲁迅全然不知道：闰土拿走草灰，是在帮他们处理麻烦。他知道：草灰是没人要的，可这东西，总得有人处理，他拿走，多少是帮他最后一次处理麻烦。也因为算是处理麻烦，所以他并不急着拿走，非要等鲁迅启程的时候，再用船载去。

闰土挑拣的几样东西，全部是祭祀用的，当年读到这儿，只觉得闰土是旧社会的人：都到了这份上，依旧把希望寄托在鬼神上。如今想想当时的想法，只觉得：太表面了。

如果站在闰土的角度看，他专挑祭祀用的东西，何尝不是因为：他和鲁迅初识，就是因为祭祀。所以，这些祭祀用具，多少是他拿来纪念他们的情谊。

另一方面，拿祭祀用具，而不是别的东西，也更加代表尊严：你看，三十年前，我就看管过你家的祭祀用具，我今天拿走几件，也算是没有占你的便宜，算是理所应当。何况，我来时，还带了自家最珍贵的青豆。

鲁迅是否接收到这些讯号，实际并不重要，对于如闰土这般看重尊严的人来说：他自己心安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到这儿，闰土将鲁迅家十几个碗碟放在草灰下预备带走，在闰土看来：并不算偷，一来，鲁迅早说了：“凡是不必搬走的东西，尽可以送他，可以听他自己去拣择。”二来，他拿这些东西时，是覆在草木灰下的。

闰土在碗碟上盖一层草灰，多少是在对自己说：我拿这几个碗碟，是放在草灰下拿走的，我处理了草灰，拿几个碗碟，算理所应当。

闰土把碗碟放在草木灰下，纯粹是多此一举，这多出来的一举，表现出的是他的“心有所愧”。他明明那么需要这些东西，却依旧觉得自己不该拿……

所以，那层草灰，不是闰土虚伪的象征，而是闰土的是非之心、善恶之心、羞耻之心，更是他作为乱世小民的一丝尊严。

可在临走时，他的这层尊严，被来鲁迅家“捡漏”的杨二嫂揭开了。她不仅掏出了碗碟，还“自以为有功”跑来说给鲁迅母亲听，并顺走了一个狗杀鸡（养鸡的器具）。

拿走狗杀鸡时，杨二嫂飞也似的跑了，鲁迅母亲感叹：“亏伊装着这么高低的小脚，竟跑得这样快。”

比起豆腐西施，闰土再度显得珍贵、可敬。

闰土的另一个可贵在于：他对尊严的看重，超过了常人。闰土再见鲁迅时，带了儿子水生，这个孩子完全是另一个版本的少年闰土。水生和鲁迅的侄儿宏儿玩儿得很好，他们俨然是另一个鲁迅和闰土。

原本，再次前来时，闰土大可以带上水生，周家的另一个少爷不是喜欢水生吗？可闰土偏偏没有，他再来时，却只带着一个五岁的女儿管船只。

闰土的这个动作，说明他对自己和迅哥儿的情谊“无法继续”，是有痛苦的，他不希望这种痛苦，在水生身上重演。不让他们重演的方式，当然是让他们少一些接触，少一些感情了。

也是因为过分看重尊严，1934年，绍兴大旱，闰土家的地里颗粒无收，此时，逼债的、收租的都纷纷上门了。无奈之下的闰土宁可把地卖了，成了失地的农民，也不肯托人向已经大富大贵的“老爷”鲁迅求助。

同样是因为尊严，闰土后来因积劳成疾生了恶疮后，明明可以向鲁迅求助，以医治好恶疮。恶疮是小病，只需要一点小钱就可以医治好，这钱对鲁迅来说自然算不得什么。鲁迅听到口信，一定会出手相助。可他依旧没有开口，他任由伤口化脓发炎，小病拖成大病，最后凄凉离世。

到这里，我们更加能确定：闰土一直是少年时能看管周家昂贵祭祀器具的闰土，他一直保有纯真、善良和自尊自爱。

可惜，真的读懂闰土时，自己已是中年。

中年再读闰土，也通过查阅资料得知了一个好消息：在新时代里，闰土的后人和鲁迅的后人成了真正平等的好友了——

1956年，也就是鲁迅与闰土邂逅近六七十年后，鲁迅的后辈与闰土的后辈跨越时空，成了真正平等的好友了。只是，此时的“闰土”换成了水生的儿子章贵，而鲁迅则换成了鲁迅的儿子周海婴。

原来，当年的周海婴在鲁迅纪念馆邂逅了一个年轻的管理员，两人一见如故、相谈甚欢。后来，周海婴才得知：这个年轻管理员就是《故乡》中水生的儿子章贵。

章贵

章贵幼年丧父、家境贫寒，曾一度靠打零工过活，可活到新中国的他，不仅分得了田地，还被安排到了培训班学习，并通过努力成为了可以在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的作者，他后来还担任了鲁迅纪念馆的副馆长。

1976年，即鲁迅逝世40周年之际，章贵以研究者的身份，和从事无线电工作的周海婴一同前往了日本。行到此，鲁迅后人和闰土后人在身份上终于属于同一阶层了……

闰土后人的结局，大概可以抚慰那些和我一样为闰土的遭遇而伤感的人们吧！

人到中年，越来越觉得：读懂鲁迅，就是读懂人性，读懂世道人心，读懂人情冷暖。

可人的悲哀，不也是始于此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