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5月，香港启德机场，一架来自北京的中国民航飞机降落了。

很显然，这是一架不寻常的专机。为了它的到来，香港方向专门封锁了整个跑道。很快，在医护人员及家属的陪同下，一位白发老者下了飞机。此人姓章，名士钊，当时已经是90多高龄。

虽然，章士钊对外称，他是从大陆来香港探亲访友的，但媒体们还是发现了其此行的真正目的：与台湾方面的代表见面，斡旋台湾问题。而且，很显然，他此行是奉了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指示。

事实上，自1949年全国基本解放到1976年病重，毛主席一直在谋划如何解决台湾问题。周总理更是为此事劳心劳力，他晚年曾交代妻子邓颖超：我的骨灰要放在人民大会堂的台湾厅，让我的最后一夜在“台湾”度过。

应该说，毛主席和周总理一直希望抓住每一个与台湾有效沟通的渠道。而1973年章士钊的赴港斡旋，就是其中很值得讨论的一次。

当时，为了让章先生此行能有良好的效果，在他出发前，毛主席还特意交代：“我们要派一个包机过去，要制造轰动效应。”看得出来，毛主席对章士钊是充满信心的。

这一切，到底怎么回事？自新中国建立后，毛主席和周总理对解决台湾问题的策略，有过哪些变化？章士钊此行结果如何？

且听笔者细细说来。

在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毛主席想过多种解决台湾问题的方式。

一开始，毛主席和周总理都认为，武力解决是最好的方式。为此，毛主席曾在1949年，第一次公开提出了“解放台湾”的口号。在西柏坡接见苏共代表米高扬时，主席也曾颇为感慨地表示：

“目前，还有一半的领土尚未解放，大陆上的事情比较好办，把军队开去就行了。海岛上的事情就比较复杂，必须采取另一种比较灵活的方式去解决……”

由此看来，毛主席当时就已经意识到解放台湾跟解放其它地方，难度是完全不一样的。毕竟，那时候的新中国没有制空权和制海权，这是我们的“致命”弱点。

所以，按照毛主席和周总理当时的想法，解决台湾问题可以分三步走：

1、迅速组建海军、空军，掌握制海权、制空权；

2、尽快解放东南沿海各岛，扫清外围，建立攻台前沿阵地；

3、发起对台全面作战。

要实现这三步走的策略，需要耐下性子。比如，为了走好第一步，毛主席曾特意跟周总理商量，称：“考虑派三四百人去苏联学习空军，同时购买飞机一百架左右……”。1949年，毛主席出访苏联时，更曾当面向斯大林提出帮我们训练空军的事。

而当时的中国海军，条件也是相当困难的。1950年3月份，新上任的海军司令员肖劲光到刘公岛考察时，还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令人无奈的事：

当时，肖将军想登刘公岛，却没有合适的军舰，便向当地渔民租了一条小船。船开到一半时，渔民得知坐的是海军司令员，硬是不敢相信，笑着问：“海军司令还要租我的渔船？”一句话，说得现场众人不知该回什么好。

那时候的条件，真的就难到这样的地步。

条件艰苦，并没有挡住子弟兵解放台湾的决心，1950年5月前线指挥部还是成立了，粟裕将军挑重担。然而，到了6月份，朝鲜战争的爆发，情况一下子变得不一样了。

自朝鲜战争开始时，毛主席就在密切关注着战况的发展。到了7月中旬，战局严重恶化，“联合国军”的介入，让朝鲜人民军腹背受敌。与此同时，敌人的飞机也时不时在我国东北侵扰。

1950年的金秋10月，就在全国人民都在庆祝新中国成立一周年的时候，毛主席则陷入了一生中最艰难的决策中。当时，他手上有两封急信：一封来自斯大林，一封来自金日成。

斯大林的信，是在询问毛主席是否会出兵朝鲜；而金日成那封，则是急切的求援信。

当然，最后让毛主席下定决心出兵的，是新中国的实际情况以及国际客观局势。后来的事实也证明，毛主席的抉择是正确的，抗美援朝是新中国立国之战。

这仗，一打就打到了1953年年中。7月份，不可一世的美国司令克拉克，终于在停战协议上签字了。消息传来，举国欢腾，而此时的毛主席，却谈不上有多轻松。因为到这时候，台湾问题又重新成了毛主席需要处理的“头等大事”。

3个月后，即1953年10月份，毛主席在军委会议上公开指出：

“朝鲜停战了, 我们身上的担子一下轻了很多……我们现在已经可以腾出手来了……”

与此同时，站在宣传层面上，周总理也建设性地提出了：“斗争是复杂的, 因为这个斗争有国际和国内两个方面”。

擅长外交的周总理意识到，在国际上我们也必须积极发声，扩大国际统一战线，不能让国际社会受美国人蒙蔽，不能让他们认为台湾是可以“独立”出去的。

因此，在1955年4月召开的万隆会议上，周总理首次就台湾问题面向世界发声。精彩的演讲、铿锵的措辞，总理的发言引起了国际上的强烈反响，得到了诸多国家的赞誉。

就这样，在形势的不断发展中，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渐渐成了毛主席的一个重点策略。甚至，在这一时期，毛主席和周总理都想到了要尽力争取蒋介石。周总理在1956年5月5日在接见外宾时，还郑重表示：“蒋介石如果愿意将台湾归还祖国，就是一大功劳，中国人民会宽恕他的。”

这样的话，自然传到了蒋介石耳朵里。到这时候，双方都希望能找到实现沟通的“中间人”，能替双方传达想法。

在两岸之间沟通的“中间人”，曾经有好几位。其中，章士钊先生，是与毛主席交往多年、深得主席信任的一位。

章士钊，字行严，湖南籍爱国民主人士，他与毛主席的恩师杨昌济是老朋友了。因为这层关系，章士钊早早地认识了青年毛泽东。

1920年，毛泽东和友人们组织一批青年赴法勤工俭学，曾因经费短缺，求助过章士钊。章士钊立即凭着自己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力，为他们筹集了2万元。

同年1月中旬，杨昌济老先生在临终前，仍放心不下毛泽东等人。杨昌济在给章士钊的信里写道：

“吾郑重语君，二子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另一子，是蔡和森）

当时年轻的毛泽东还谈不上有太大社会影响力，名流圈认识他的人，更是寥寥无几。但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杨昌济老先生却慧眼识英才，当真是令人钦佩。有了杨昌济的这份临终“推荐”，章士钊一直关注着毛泽东的成长。

1945年，毛主席受蒋介石之邀，赴重庆谈判。在诸多民主人士中，他特意会见了章士钊。当时，章老已经年过花甲。毛主席问他：“您对目前形势作何分析？”

章士钊非常担心毛主席的安全，生怕他在重庆会有任何闪失。同时，他也深深地知道蒋介石的和谈并没什么诚意，为防生变，他便在毛主席的手上，写下了一个“走”字，并称：“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应该说，章士钊这样说完全是为毛主席着想。

不管是帮忙凑款2万，还是送一个“走”字的事，毛主席都把章士钊的这份真诚牢记于心。于是，建国后，主席一直想着如何回报。

建国后的一天，毛主席突然对章士钊的女儿章含之说：“行老有没有告诉过你，我欠了他一笔债没有还呢？”章含之深知父亲的个性，还以为毛主席在跟她开玩笑，便说：“要是主席真欠了父亲的债，父亲必定也不会催还的！”

毛主席听完后，便表示：“你回去告诉行老，我从现在开始要还他这笔欠了近50年的债，一年还2000元，10年还完2万！”

于是，从那年开始，每年正月初二这天，毛主席必让秘书送2000元到章家。到1972年这笔钱还完后，毛主席又开始还利息，并称只要章士钊还健在，这笔利息就要一直还下去。

正是因为与这层友好关系，再加上章士钊本人在在民主人士里德高望重，毛主席和周总理才认为，由他出面做一些台湾方面的工作，是再合适不过的。

就这样，1956年春天，在周恩来的具体安排下，章士钊带着一封“密信”前往香港。他当时要见的，是国民党驻香港负责宣传工作的许孝炎。拿到“密信”后，许孝炎迅速由香港飞往台北，亲手把信交给了蒋介石。

对于这封信，蒋介石当时没有做任何表态，但他显然也是看进去了的。第二年，他便派出了台湾“立法委员”宋宜山，以探亲的名义由香港经广州，到达北京。

宋宜山的到来，受到了周总理的欢迎，此后当着宋宜山的面，周总理向台湾方面正式提出了我方和平解决台湾的4条具体政策，即：

1、国共两党通过对等谈判，实现和平统一；

2、台湾作为中国政府统辖下的自治区，实行高度自治；

3、台湾政务仍由蒋介石领导，中央不派人前往干预；

4、美国必须撤离台湾，不允许外国干涉中国内政。

然而，对于这样的具体政策，据岛而观的蒋介石，显然没有下定决心接受。再加上美军对蒋反复“拱火”，以及岛内死硬派的推波，此后的50、60年代，两岸的关系始终没有得到好转。而且，在这段过程中，台湾还时不时在东南沿海地区，闹出一点小动静。

一直到进入20世纪70年代，两件大事的发生，让毛主席又再次把解决台湾问题，提到了日程上。这两件事：

第一件事，是1972年，新中国取代台湾当局，代表中国拥有了联合国席位，这是大陆无数外交人员共同努力的巨大外交胜利。第二件事，是中美关系、中日关系都相继得到改善，中美还共同发布了“联合公报”。

这两件事，都让台湾当局的外境变得异常“艰难”。因此，毛主席和周总理断定，这时候的蒋介石应该是急切地渴望恢复两岸沟通的。

而此时，毛主席想到的两岸“密使”，仍然是章士钊先生。

其实得知毛主席和周总理指示章士钊1973年赴港的事，章士钊的家人是有顾虑的。毕竟，老人家当时已经是90 多岁，身体也一直都不太好。

章士钊接到任务后，女儿章含之曾问他：“你还去得了吗？” 对此，章士钊表示自己一定要去。事实上，早前带着密信和台湾接触，没有达到很好的效果，一直让章士钊颇为难过。此次能再有机会，他自然不想错过。

就这样，便有了本文开头的一幕，章士钊坐着专机飞到了香港。之所以派专机前去，按毛主席的话来说，就是为了“制造轰动”，一方面让美国人看到我们的决心，另一方面也给蒋介石方面一些压力。

5月份的香港，气候十分闷热。为了方便沟通，章士钊住在香港闹市区一幢楼的底层。寓所并不宽敞，也没有院子可以透气，让身边的人都开始担心老人的身体。

而在章士钊到达香港前，台湾方面也已经派出了相关代表：陈立夫和陈果夫兄弟的亲信。他们比章士钊出发更早，到达得也更早。由此可见，此时的台湾当局确实是很想沟通的。

面对这样的情况，章士钊表现得异常冷静，以其好友后来的话来说：“章老似乎意识到，他是在履行他在人世间的最后一次伟大使命！”

于是，到港后的第二天，章老就急匆匆地会见了各方面人士。正如毛主席所料想的，这件事在香港引起了巨大关注，章老每天的会见和工作，也都按计划进行着。

期间，章士钊曾让亲人带话回北京：

“你告诉总理，我已和台湾来的人接上头、开始工作了，工作进行得很顺利。告诉周总理，我很想北京，事情办好我就回去，叫周总理不要忘记派飞机来接我。”

只是，令人遗憾的是，就在毛主席和周总理盼着章老早日归来时，却传来了一个坏消息：老先生因连日操劳，身体欠佳，感染肺炎。

这一消息传到北京是在6月30号夜里，周总理亲自过问，下令迅速组成医疗队，马上前往香港。遗憾的是，医疗队还没有动身，老先生就病逝了。

事业未竟，也没能于生前回到北京，这位可敬的老人，为中国统一大业奋斗到了最后一天。对此，其女章含之曾表示：“他也算为自己最后一个心愿而死吧！”

章老的病逝，让他在香港和台湾等地的友人，都颇为痛心。香港各界为其举行了公祭仪式，包括其在台湾的旧部等在内的1000多人，参加了仪式。

应该说，章老的突然病逝，让两岸之间的对话，又再一次“卡壳”。此后的近两年时间里，两岸沟通都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

直到1975年春节后，已经88岁的蒋介石，开始考虑台湾的未来。一天，他秘密把国民党元老陈立夫，叫到了跟前。其实，在此之前，陈立夫已经“失宠”多年，处于深居简出的状态。

而此次，蒋介石找他来，则是希望通过他在香港的渠道，与大陆取得联系，并发出邀请：请毛泽东来台湾访问。

毛主席在北京得到这一邀请后，颇为重视。遗憾的是，当时他的身体已经非常不好。而另一个赴台人选周总理，也早就被查出患癌，身体也相当虚弱。没办法，他们二位都去不了。

最后，毛主席决定把这一重担，交给他十分信任的邓小平。毛主席告诉邓小平：“你可以代表我去台湾，两岸以此为契机，尽快实现三通。”

听到邓小平将会赴台，陈立夫等人颇为高兴，还特意在香港发文表示欢迎。然而，令人遗憾的是，1975年4月5日，蒋介石却突然病逝。这一突发情况，让两岸的沟通再次中断。历史，终究留下了遗憾。

实现两岸统一，是毛主席、周总理、邓小平等伟人的共同心愿。在这个过程中，像章老先生这样的一大批爱国人士，也都付出了极大的努力。正是因为在这所有人的不懈的努力下，美国人多年的阴谋，才没有得逞。

如今，虽然统一大业的过程可能仍有曲折，但两岸是一家的事实不会改变，祖国统一的历史必然性也不会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