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暮色四合，沈阳西南方向的解放区哨所内，一名浑身湿透的国民党少校瘫坐在地。他的军装已经破烂不堪，脸上还带着几道擦伤，看起来像是经历了一场生死追逐。＂快...快报告首长，我是902...＂他颤抖着说出这句话后便昏了过去。谁能想到，就是这位看似狼狈的国军少校，在接下来的辽沈战役中担任了怎样重要的角色？他又是如何在敌后潜伏多年，甚至将国军最高机密送到解放区的？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个代号为902的情报员，竟然还不是共产党员...
一、命悬一线的生死逃亡
1947年10月初，北平城内一片萧瑟。赵炜按照既定计划抵达北平，准备向蒋介石呈递东北防御作战计划。不料抵达后才得知，蒋介石已经启程前往沈阳。这个意外的消息打乱了赵炜原有的部署。
为了打探近期的军事动向，赵炜决定联系北平的老同学。然而老同学的一番话却让他如坠冰窖——军统最近破获了一个地下情报网，其中就包括他的同窗好友朱建国。这个消息令赵炜意识到情况危急，立即按照王石坚之前的指示，寻找另一位代号为＂黎明＂的地下工作者王啸。
王啸与赵炜的第一次见面很是简短。为了避免引起注意，两人约定第二天晚上再详谈。但当赵炜第二天晚上来到王啸住处时，发现几个形迹可疑的人正在门口徘徊。那一刻，他知道王啸也已暴露。
回到沈阳后，赵炜没有立即返回司令部。他先是去了未婚妻家中，借用电话试探上级单位的情况。接电话的新科长反常的态度和急切的询问，让赵炜察觉到了不对劲。他立即编造了一个生病的理由，并故意告知了未婚妻家的地址。
离开未婚妻家后，赵炜专门跑到十公里外，再次给未婚妻家打电话。科长依旧表现出异常的急切，这更加证实了他的猜测——自己的身份已经暴露。
此时已是深秋时节，通往解放区的道路上布满了国民党的哨卡。赵炜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他知道，如果按常规路线通过，必定会被盘查拦截。在权衡再三后，赵炜作出了一个冒险的决定。
当夜，他找到了一处河段，脱下厚重的军装外套，纵身跃入刺骨的河水中。十月的河水冰凉彻骨，但为了躲避岸边的巡逻，他必须潜泳渡河。当终于爬上对岸时，赵炜已经浑身发抖，但他不敢停歇，立即朝着沈阳西南方向的解放区挺进。
接下来的三天里，赵炜完全靠着野外的花生和野菜充饥。他避开主要道路，走小路穿越荒野。白天藏身于偏僻之处，夜晚则借着月色赶路。这期间，他数次听到远处传来军统搜索的动静，却都凭借着丰富的军事经验和机警的判断力，成功避开了追捕。
就这样，经过九死一生的逃亡，赵炜终于在一个深夜抵达了解放区的哨所。此时的他，已经筋疲力尽，但他随身携带的那份关于国民党东北防御部署的机密情报，却安然无恙地保存着。
二、特殊身份的诞生
1926年，年仅20岁的赵炜从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作为一名成绩优异的毕业生，他被分配到了国民革命军第二军任职。但在军中，赵炜的才能并未得到重用，始终停留在基层职务上。这段时期，他主要负责一些文书工作，偶尔参与军事演习的计划制定。
1937年抗战爆发后，赵炜被调任东北军事参谋部。正是在这个时期，他偶然遇到了多年未见的老同学朱建国。朱建国此时在东北军区担任军需处的文职工作，两人因为工作关系经常见面。
在一次偶然的谈话中，朱建国向赵炜借出了几本进步书籍。这些书籍讲述了许多社会现实问题，其中包括《新青年》等刊物。通过这些读物，赵炜开始接触到一些新的思想理念。
1942年，朱建国成为地下党员。他注意到赵炜在思想上的变化，便开始有意识地向他介绍一些革命道理。两人经常在下班后的茶馆里，讨论当时的时局。朱建国向赵炜讲述了许多共产党在抗日战场上的英勇事迹，也谈到了国民党军队中存在的贪污腐败现象。
1946年初春，朱建国认为时机成熟，便向上级组织汇报了赵炜的情况。在得到批准后，他安排赵炜与负责北方情报工作的王石坚见面。第一次会面发生在沈阳城外的一处茶园，为了避免引起怀疑，两人假装是在谈生意。
第二次见面是在一个月后，地点选在了火车站附近的一家小饭馆。王石坚仔细询问了赵炜对时局的看法，以及他在军中的具体工作。第三次会面则选在了一个更为隐蔽的地点，王石坚正式向赵炜提出了合作的邀请。
让人意外的是，赵炜并未立即同意。他提出要亲眼看看共产党的解放区。于是在王石坚的安排下，赵炜以考察民生为由，到辽南的解放区进行了为期三天的参观。在那里，他看到了截然不同的景象：减租减息政策让农民真正得到了实惠，干部清正廉洁，军民关系融洽。
这次考察之行让赵炜下定决心。回到沈阳后，他主动找到王石坚，表示愿意为共产党工作。王石坚将情况上报给了中央的李克农。考虑到赵炜在军中的特殊位置，李克农破例同意让他以非党员的身份担任情报工作，并为他分配了代号＂902＂。
从此，这位看似普通的国民党少校，开始了他不为人知的地下工作。他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搜集东北军区的军事部署信息。为了完成这项任务，赵炜主动请缨担任了一些额外的文书工作，以获取更多接触核心机密的机会。
三、情报站中的特殊贡献
1946年冬，赵炜接到了一项特殊任务：在沈阳建立一个秘密电台。这个任务的难度不仅在于设备的搬运和安装，更在于如何避开国民党的无线电监测网。为此，赵炜利用其军官身份，在沈阳城外租下了一处废弃的仓库，对外宣称要建立一个军需物资储存点。
电台设备被分散在多个箱子里，伪装成普通军需物资运入仓库。赵炜特意挑选深夜时分进行安装，并在仓库的地下室建立了一个秘密隔间。为了掩护电台的工作，他还在仓库明面上堆放了大量的军用物资，并安排了正常的出入登记制度。
1947年初，杜聿明制定了一项重要的军事部署计划，准备对辽南地区的解放区发动进攻。这个计划涉及三个主力师的调动，一旦实施将对解放区造成重大威胁。赵炜通过参与作战会议，获取了这一重要情报。他利用职务之便，将计划的具体细节抄录下来，并通过电台及时传递给了解放区。
根据这份情报，解放军提前调整了防御部署，不仅化解了这次进攻，还给予国民党军队重创。杜聿明的这次行动损失惨重，不得不暂时放弃了对辽南的进攻计划。这次成功让赵炜赢得了上级的信任，他的情报工作也逐渐扩大到更广的范围。
在执行任务期间，赵炜发现不少国民党军官对时局都有自己的看法。他开始有意识地接触这些军官，通过各种方式了解他们的思想动态。其中，第七军团的张副团长就对国民党的腐败现象深感不满。赵炜经过多次接触和引导，最终说服张副团长为解放区提供情报。
随后的几个月里，赵炜又陆续发展了多名军官成为地下情报员。这些人分布在不同的部门，形成了一个初具规模的情报网络。为了确保安全，这些情报员之间互不相识，所有信息都通过赵炜一人汇总后传递给解放区。
1947年中期，赵炜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得知，军统正在沈阳城内布置一个专门的无线电监测站。这个监测站配备了最先进的设备，能够准确定位可疑的无线电信号。为了应对这一威胁，赵炜立即调整了电台的工作方式，改用多个地点轮流发报，每次发报时间都严格控制在最短范围内。
同时，赵炜还建立了一个由普通百姓组成的情报传递网。他利用在军中的关系，为这些普通百姓办理了各种通行证件，使他们能够自由出入城区。这些人表面上从事着各种普通职业，实际上却承担着传递情报的重要任务。
这个地下情报网络的建立，不仅确保了信息传递的安全性，还大大提高了情报工作的效率。即便在最危险的时期，解放区依然能够及时获得敌方的重要军事情报。这些情报为后来的辽沈战役取得胜利打下了重要基础。
四、最后的重要情报
1948年9月初，东北国民党军区总部内一片忙碌。由于辽沈战役即将打响，各项军事部署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赵炜作为参谋部的重要成员，参与了多次高层军事会议。在这些会议中，他获知了一个重要信息：卫立煌正在制定一份详细的东北防御计划。
这份计划不同于以往的任何军事部署，它包含了国民党在东北的所有军事力量分布、防御工事位置、后勤补给线路等核心机密。如果能够获得这份计划，将对解放军的战役部署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赵炜通过在参谋部的关系网，打听到这份计划被锁在卫立煌办公室的保险柜里。要接近这份文件，必须找到一个合适的机会。很快，这个机会就出现了。卫立煌计划亲自前往长春视察，临行前，他需要有人整理相关的军事文件。
赵炜主动请缨承担这项工作。在整理文件的过程中，他发现保险柜的钥匙就放在办公桌的抽屉里。趁着没人注意的间隙，他迅速打开保险柜，将计划书拍照。为了不引起怀疑，他还特意保持了文件的原有顺序和位置。
然而，就在赵炜准备离开办公室时，卫立煌的警卫员突然回来取东西。情急之下，赵炜只能假装在查找其他文件。警卫员检查了办公室后才离开。这个惊险的时刻让赵炜意识到，自己的处境已经变得极其危险。
第二天，赵炜按照惯例去电台发报。但这一次，他发现周围的环境有些异常。街道上多了几个可疑的人，他们的举止明显不像普通路人。这时，赵炜想起前几天军统抓捕了几名地下党员的消息，立即意识到自己可能已经暴露。
为了确保情报能够安全送达，赵炜决定改变计划。他将底片藏在一个特制的钢笔内，准备亲自送往解放区。但此时，军统已经开始对他进行秘密监视。每天都有人跟踪他的行踪，就连他的住所也被人监视着。
在这种情况下，赵炜不得不采取一个冒险的办法。他假装接到家中急电，向上级请了三天假。这个请假理由虽然简单，但却给了他一个合理的外出机会。同时，他还特意在街上用现金买了一张去北平的火车票，以此误导跟踪者。
接下来的事情，就是那场惊心动魄的逃亡。赵炜放弃了所有随身物品，只带着那支装有底片的钢笔，在夜色的掩护下开始了向解放区的突围。这份情报最终安全送达，为辽沈战役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而这支看似普通的钢笔，也成为了后来军事博物馆中的一件重要展品，静静地诉说着那段惊心动魄的历史。对于当时的具体情况，赵炜在多年后的一份档案材料中写道：＂当时最重要的，就是要确保这份情报能够安全送达。＂
五、战后的特殊任务
1949年初，当辽沈战役的硝烟散去，赵炜并没有像其他同志一样立即走上新的工作岗位。组织上给他安排了一项特殊的任务：寻找和接收那些仍然隐藏在社会各个角落的情报档案和设备。
在国民党撤离东北时，大量的机密文件和设备被匆忙藏匿。这些材料中包含了许多重要的军事情报和社会信息，对新政权的建设具有重要价值。由于赵炜熟悉国民党军方的运作方式，这项工作自然落在了他的身上。
1949年3月，赵炜在沈阳城郊的一处废弃军营中，发现了一批被掩埋的电台设备。这批设备是国民党特务机关用来监听解放区电台的专业装置。在现场，他们还找到了一本密码本，记录着当时使用的各种暗号和联络方式。
同年5月，通过一位曾经的情报员提供的线索，赵炜在长春市的一家照相馆地下室里，找到了一批被密封的档案材料。这些档案详细记录了国民党在东北地区的特务网络布局，对肃清残余势力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清理这些档案的过程中，赵炜发现了一个意外情况：有部分特务成员并未随国民党撤离，而是改换身份留了下来。他们中有的混入了工厂，有的进入了机关，甚至有人潜伏在了学校里。针对这种情况，赵炜立即向组织汇报，并着手制定了一套甄别方案。
1949年下半年，赵炜在一次整理档案时，意外发现了一份标注着＂绝密＂的文件。这份文件记录了国民党在东北地区埋藏军火的具体位置。根据这份文件提供的信息，专案组先后在辽宁、吉林等地找到了多处隐藏的军火库，缴获了大量武器弹药。
1950年初，一位自首的原国民党情报员提供了一个重要信息：在沈阳城内的某处地下室里，藏有一批用于特务活动的黄金和外币。赵炜带领专案组对这处地下室进行了细致搜查，最终在一个假墙后面找到了这批价值连城的财物。这些财物后来全部上缴给了国家。
到1950年底，赵炜和他的专案组共清理了二十三处秘密据点，找到了大量重要档案和器材。这些材料不仅帮助新政权了解了敌特势力的活动情况，也为后续的社会治理提供了重要参考。
1951年春，当这项特殊任务基本完成后，组织上考虑到赵炜的特殊经历和专业能力，建议他继续留在情报部门工作。就这样，这位曾经的地下工作者，开始了他新的使命。在随后的岁月里，他参与了多起重要案件的侦破工作，为新中国的情报事业继续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