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与杨开慧的第三个儿子毛岸龙＂现身＂
上世纪90年代初，一本名为《毛泽东之子——毛岸龙》的书籍在香港和内地同时出版，引起轩然大波。一位浙江老者自称是毛主席与杨开慧的第三个儿子毛岸龙，声称自己在1930年被认定死亡时实则幸存。这本书详细记述了＂毛岸龙＂的成长经历，包括对其兄长毛岸英、毛岸青的模糊记忆，以及三十余名知情者的证词。一时间，坊间传言四起，有人认为这是一个＂认祖归宗＂的故事，也有人怀疑当年上海地下党是否忽略了某些重要细节。这个突如其来的＂认亲＂事件，到底是真相大白，还是另有隐情？历史的迷雾中，真实的毛岸龙究竟经历了什么？
一、毛岸龙的出生背景
1927年初春，武昌城内正值北伐军进驻后的调整时期。都府堤41号，一处具有典型江汉风格的三进院落建筑里，杨开慧正在为即将临盆做准备。这座院落位于汉口租界边缘，是当时中共湖北省委为党内重要干部安排的秘密住所之一。
这一年的2月，杨开慧携带着两个年幼的儿子毛岸英、毛岸青，在保姆陈玉英和母亲向振熙的陪同下，从长沙辗转来到武汉。当时杨开慧已经怀胎八月，一路上需要频繁更换交通工具，走走停停，历时十多天才抵达武汉。
都府堤41号的院落格局别具特色。外院用作接待往来党员，中院是家庭起居之处，内院则设有地下印刷室，专门用于印制党的文件。院落外围种植着高大的梧桐树，树荫遮盖了大部分院落，既遮挡了外人的视线，也为炎热的武汉夏季提供了难得的清凉。
4月的一个雨夜，毛岸龙在这座院落中出生。当时毛泽东正在外地参加重要会议，接到电报后立即返回武汉。为这个新生儿取名时，毛泽东特意选用了＂岸＂字作为辈分字，与兄长毛岸英、毛岸青一脉相承，＂龙＂字则寄托了对孩子的期望。
都府堤41号的日子虽然短暂，却是一家人最后的团聚时光。这段时间里，毛泽东白天处理党务，晚上回到院落，便会抱着襁褓中的岸龙，看着岸英、岸青在院子里玩耍。岸英已经会背诵革命歌谣，常常骑着竹竿在院子里跑来跑去。有时，几个孩子会聚在一起听母亲讲故事，或者看父亲练习毛笔字。
院落里还住着几户党内同志的家庭，孩子们经常一起玩耍。为了安全起见，大人们特意教导孩子们在外人面前不能提及父母的真实身份。他们还在院落的角落里挖了防空洞，以备不时之需。每到夜深人静时，地下印刷室的机器声会轻轻响起，印制着党的文件和宣传品。
然而，这段平静的日子并未持续太久。随着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全国形势急转直下。到了7月，汪精卫在武汉也公开叛变。革命形势的急剧恶化，使得都府堤41号也不再安全。
院落里的住户开始陆续转移，杨开慧带着三个孩子也不得不准备离开。临行前，他们将院落里的地下印刷设备全部转移，并销毁了可能暴露身份的文件。就这样，毛岸龙在出生仅三个月后，便离开了这个出生地，踏上了充满未知的逃亡之路。
二、动荡岁月中的幼年时光
1927年夏末，武汉形势急转直下，杨开慧带着三个孩子离开都府堤41号，辗转返回长沙。当时毛岸龙尚在襁褓之中，毛岸英六岁，毛岸青四岁。一家人先是暂住在长沙营盘街的杨家老宅，后因形势所迫，又转移到浏阳文家市的乡下。
在文家市的日子异常艰难。为了掩护身份，杨开慧将自己打扮成普通农妇，白天帮助乡亲们干农活，晚上则继续从事地下工作。三个孩子也都穿着粗布衣服，与乡下孩子一起玩耍。当地的地下党组织安排了几位党员轮流在暗处保护这一家人的安全。
1928年春，毛岸龙染上了重症肺炎。当时正值白色恐怖最严重的时期，不敢贸然去城里的大医院。杨开慧只得请来乡村医生，用土方子给孩子医治。幸运的是，在一位姓周的老中医的精心照料下，毛岸龙的病情逐渐好转。这位老中医后来被证实是地下党派来的联络员，他每次来看病，都会带来一些党组织的消息。
同年秋天，形势稍有缓和，杨开慧决定带着孩子们回到长沙。这时的毛岸龙已经会走路，常常跟着两个哥哥在院子里玩耍。1928年底的一天，毛泽东冒着极大的危险，秘密回到长沙看望妻儿。这是全家人的最后一次团聚。当时毛岸龙才一岁多，对父亲的印象仅限于这短暂的相聚。
1929年秋，国民党当局加紧搜捕共产党人。一天深夜，杨开慧接到地下党的紧急通知，说敌人已经掌握了他们的行踪。她立即安排三个孩子分散转移：毛岸英和毛岸青由地下党员护送前往上海，而年幼的毛岸龙则交给了可靠的农民党员照顾。
转移途中，护送毛岸龙的党员遭遇敌人搜查。为了转移敌人注意力，他们不得不将孩子暂时安置在湘潭一个平民家庭中。这户人家姓李，是地下党的外围关系，以开杂货铺为生。他们将毛岸龙当作自己的孩子抚养，并给他取了个新名字叫＂李小狗＂，意在让他显得更像普通农家子弟。
1930年10月，杨开慧被捕入狱。此时的毛岸龙被转移到了长沙城郊的一个天主教堂。这座教堂由一位德籍神父主持，暗中帮助过不少革命者。然而好景不长，11月初的一个雨夜，敌人突然包围了教堂。在混乱中，照顾毛岸龙的修女试图将他送出教堂，却在翻越围墙时不慎跌落。毛岸龙受到严重惊吓，加上淋雨受凉，很快发起高烧，被送往附近诊所救治。
1930年11月14日，就在杨开慧即将被敌人杀害的前夕，三岁的毛岸龙因病重不治，在长沙城郊的一家诊所中离世。当这个消息传到狱中的杨开慧耳中时，距离她自己被害仅有短短数日。
三、上海大同幼稚园的秘密生活
1929年深秋，毛岸英和毛岸青在地下党的安排下，抵达上海法租界。为了确保安全，两个孩子被安置在位于法租界霞飞路上的大同幼稚园。这所幼稚园由著名的基督教传教士董健吾创办，表面上是一所普通的教会幼儿园，实则是地下党的一个重要联络点。
董健吾牧师与中共地下党有着密切联系。他利用教会人士的身份，在幼稚园中专门开设了一个特殊班级，专门安置革命者的子女。这个班级采取全日制寄宿方式，由经过严格审查的教职工专门照料。为了掩护身份，这些革命后代都使用化名，毛岸英和毛岸青分别被改名为＂李永寿＂和＂李远征＂。
幼稚园内部设有一套完整的地下联络系统。园内的几位教师都是地下党员，他们借助教职工的身份在各个班级之间传递信息。一位姓张的女教师专门负责与外界联络，她每周都会以采购食材为由外出，与上级组织见面。厨房的水房工人则在送餐时观察园内情况，一旦发现可疑人员就会及时示警。
法国公园是幼稚园孩子们经常活动的地方。1930年初的一天，周恩来同志借探访幼儿园的机会，在公园里与毛岸英、毛岸青相见。当时周恩来化装成一位普通的家长，带着糖果来看望孩子们。这次见面被一位园内的摄影师拍下，这张照片后来成为历史的见证。
园内还有其他革命烈士的子女。李大钊的女儿李星华、瞿秋白的女儿瞿独伊都曾在这里生活。孩子们虽然年幼，但都接受过基本的安全教育。他们约定在外人面前互称表亲，且从不谈论各自的家庭背景。每个孩子都有一个暗号，用于确认接头人的身份。
为了便于管理，幼稚园将这些特殊的孩子安排在二楼的几间宿舍。宿舍的窗户都安装了特制的木栅栏，既能保证通风，又能防止意外。走廊尽头的储藏室里设有一个秘密的紧急出口，通向后院的围墙。围墙外的小巷子里，始终有地下党员轮流值守。
孩子们之间形成了互帮互助的生活方式。年龄大的帮助年龄小的穿衣洗漱，生病时相互照顾。董健吾牧师还特意安排了一些文艺活动，让孩子们在诗歌朗诵和歌唱中培养感情。一位从苏联回来的女教师教他们唱《国际歌》，但要求必须用俄语唱，以免引起注意。
每到节假日，幼稚园都会组织一些特殊活动。端午节包粽子，中秋节赏月，这些看似普通的节日活动，实则是地下党接头的最佳时机。一些同志会借探望孩子的机会，将重要信息传递给园内的地下党员。
1930年夏天，上海局势逐渐紧张。国民党特务开始对各个教会学校进行排查。为了确保安全，地下党决定将部分孩子转移到其他地方。然而就在这时，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打乱了原定计划。
四、跨越重洋的求学路
1930年8月，经过周密安排，毛岸英和毛岸青被护送到上海港口。他们与其他革命者的子女一起，登上了一艘开往符拉迪沃斯托克的货轮。为了避人耳目，这些孩子被安排在船舱底层的一个货仓改造的临时居室内。负责护送的是一位精通俄语的女党员，她以照料华侨子女回国求学为名，办理了一批集体护照。
经过五天的海上航行，货轮抵达符拉迪沃斯托克。当地的共产党组织派人接应，将这批孩子暂时安置在郊区的一所疗养院。这里原本是沙皇时期的一处行宫，十月革命后改造成儿童疗养院。在这里，孩子们开始学习基础俄语，为即将开始的求学生活做准备。
1930年9月中旬，一支由十几辆马车组成的队伍，载着这批中国儿童向西伯利亚进发。他们要穿越广袤的西伯利亚平原，前往莫斯科。沿途经过赤塔、伊尔库茨克等城市，每到一处都受到当地苏维埃政府的照顾。在新西伯利亚停留期间，当地的儿童团组织了一次联欢会，用歌舞表演欢迎这些远道而来的中国小客人。
1930年10月初，车队抵达莫斯科。苏联的教育部门为这些中国儿童安排了专门的学习计划。毛岸英和毛岸青被分配到国际儿童院，这是一所专门接收各国革命者子女的寄宿学校。学校采用全俄语教学，但特别为中国学生开设了中文课程，以保持他们的母语能力。
在国际儿童院里，课程安排非常严格。除了文化课程，学校还特别重视体育锻炼。每天清晨，不论寒暑，学生们都要在操场上列队做早操。冬季，他们还要学习滑冰和越野滑雪。学校的老师大多具有丰富的教学经验，其中不乏参加过十月革命的老布尔什维克。
1931年春，一场突如其来的肺炎袭击了国际儿童院。为了防止疫情扩散，学校决定将部分学生转移到莫斯科近郊的伊万诺沃疗养院。毛岸英和毛岸青也在转移之列。在疗养院的日子里，他们开始接触农业劳动，参与春耕和种植蔬菜。一位老园丁教会他们辨认各种植物，这段经历对他们后来的学习产生了深远影响。
1932年9月，两兄弟被转送到莫斯科郊外的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这所学校规模较小，但教学设施更为完善。这里的图书馆藏书丰富，其中不乏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俄语版。学校还设有木工房和金工房，让学生们在实践中掌握基本的劳动技能。
1933年初，为了适应苏联的教育体制改革，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并入了莫斯科市第一实验学校。这是一所面向普通苏联学生的学校，中国学生由此开始了与苏联学生共同学习的新阶段。在这里，他们不仅完全掌握了俄语，还结识了许多苏联朋友。学校的一位历史教师特别关照这些中国学生，经常利用课余时间为他们补习功课。
在莫斯科的求学生活持续到1935年夏天。这一年，根据组织安排，一批年龄较大的中国学生被集中到位于莫斯科近郊的卢金诺中学。这所学校采用全封闭式管理，教学计划更加系统，为学生将来接受高等教育做准备。在这里，毛岸英和毛岸青开始系统学习高等数学、物理、化学等课程。
五、延安重逢时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在莫斯科学习的中国革命者子女纷纷要求回国参加抗日。毛岸英和毛岸青随即向组织提出申请。经过慎重考虑，组织决定让他们先完成学业，为今后工作打下基础。
1946年初，解放战争全面爆发。此时，已在莫斯科航空学院就读的毛岸英再次提出回国请求。3月，组织同意了他的申请。临行前，他专门去莫斯科红场参观了列宁墓，并在克里姆林宫前留影。4月，毛岸英从莫斯科出发，经过外蒙古，最终抵达延安。
在延安机场，迎接毛岸英的是中央警卫团的一个小分队。当时正值延安整风运动后期，城内戒备森严。警卫员们驾驶一辆吉普车，将他送到杨家岭。路过延河时，车队特意停下来让他看看这条流经延安城的母亲河。
杨家岭的窑洞里，毛泽东正在处理文件。17年未见的父子在这间光线昏暗的窑洞里重逢。当晚，杨家岭的食堂特意准备了一顿简单的晚餐。饭桌上，除了父子二人，还有几位中央领导同志。他们询问了苏联的情况，特别关心苏联在战后重建方面的经验。
随后的日子里，毛岸英开始在中央办公厅工作。他的第一个任务是整理一批俄文资料，这些都是关于苏联经济建设的重要文献。他还被安排到中央党校旁听马列主义基础理论课程，重温这些在苏联已经学过的内容。
1947年春，国民党军队对延安发起进攻。3月18日，中央机关开始转移。毛岸英随部队向北撤离，途经清涧、米脂等地。在撤退途中，他一直担任俄文翻译工作，负责翻译来自苏联的电报和文件。
转战陕北期间，毛岸英跟随部队辗转于榆林、绥德一带。他经常需要徒步行军，有时一天要走几十里山路。虽然从小在苏联生活，但他很快就适应了这种艰苦的环境。在一次宿营时，他用随身携带的笔记本记录下了陕北高原的地形特点。
1948年初，中共中央机关转移到西柏坡。毛岸英也随之来到这个位于河北省平山县的小山村。在西柏坡期间，他除了继续做翻译工作，还参与了一些基层调查。他走访了附近的农村，了解当地的土地改革情况，并将调查报告翻译成俄文，供中央领导参考。
1949年3月，中共中央决定离开西柏坡向北平进发。毛岸英作为中央办公厅的工作人员，参与了迁移前的准备工作。他和其他同志一起，将大量文件装箱打包，确保安全运送到北平。
在进入北平之前，部队在河北西部的一个小镇短暂休整。这时，毛岸青也从莫斯科回到祖国，兄弟二人在这里相聚。他们谈起了在苏联的求学岁月，也谈到了即将到来的新中国。两天后，毛岸英随中央机关进入北平，开始了他人生的新篇章。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当天，毛岸英站在天安门城楼上，见证了这一历史性时刻。当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他用流利的俄语向身边的苏联来宾解释着国旗上五颗星的含义。这个曾经在莫斯科度过童年的中国青年，此刻正见证着自己祖国的新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