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日科夫：苏联最清醒的总理，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联手才将其击败
引言：
1990年的莫斯科，寒风凛冽。数万名示威者涌上街头，高呼着＂雷日科夫下台＂的口号。在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里，这位身材高大的苏联总理静静凝视着窗外的景象，陷入沉思。作为苏联改革派中最理性的声音，他曾多次警告：激进改革将导致国家解体。然而在这个风雨飘摇的时代，他的谨慎与理性反而成为了他的＂罪责＂。为什么一个主张稳健改革的总理会成为众矢之的？为什么一个坚持维护国家统一的领导人最终会被迫离开权力中心？在苏联解体的历史进程中，这位被称为＂最后的红旗守护者＂的总理，究竟经历了怎样的政治博弈？他的失败，是个人的悲剧，还是一个时代的必然？
一、雷日科夫的政治生涯与改革立场
1929年，雷日科夫出生在顿涅茨克州的一个工人家庭。17岁时，年轻的雷日科夫进入乌拉尔重型机械制造厂工作，开始了他的技术生涯。在工厂里，他从一名普通的技术员做起，凭借着过人的天赋和勤奋，很快成为了工程师。
1950年，雷日科夫进入乌拉尔理工学院深造。在校期间，他表现出了卓越的技术才能和组织能力。1954年毕业后，他重返乌拉尔重型机械制造厂，并在短短几年内就从车间主任升任为总工程师。这段经历让他对苏联的工业体系有了深入的了解，也为他日后制定经济政策奠定了实践基础。
1970年代初，雷日科夫调任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在这个职位上，他亲身经历了苏联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同时也目睹了计划经济体制的种种弊端。特别是在1978年访问日本后，他对市场经济有了新的认识。这次考察让他意识到，苏联的经济体制需要改革，但改革必须建立在保持社会稳定的基础之上。
1983年，雷日科夫访问中国，亲眼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初期成果。中国的渐进式改革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认为，中国在保持政治稳定的同时推进经济改革的做法，很值得苏联借鉴。这次访问极大地影响了他后来的改革思路。
1985年，随着戈尔巴乔夫上台，雷日科夫被任命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即总理）。上任伊始，他就提出了一个务实的改革方案：首先在企业层面进行试点改革，允许企业拥有更多自主权；其次逐步放开价格管制，但保留关键领域的价格管控；最后才考虑全面市场化。
这种渐进式改革思路源于他的工程师背景。作为一个技术专家出身的政治家，他习惯用系统工程的方法处理问题：先进行小范围试验，总结经验教训，再逐步推广。在他看来，经济体制改革就像维修一台复杂的机器，必须小心谨慎，不能贸然大拆大改。
1986年，雷日科夫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明确表示：＂改革是必要的，但不能操之过急。我们必须考虑到苏联庞大的经济体量和复杂的民族构成。任何激进的改革都可能引发难以预料的连锁反应。＂这番话充分体现了他作为技术专家的思维方式。
在具体政策上，雷日科夫主张首先改革最具活力的轻工业和服务业，待积累经验后再逐步扩大到重工业领域。他认为，这样既能避免改革失控，又能让民众尽快感受到改革红利。同时，他坚持保留国家对战略产业的控制权，以确保经济命脉不会落入少数人手中。
二、总理任期内的经济政策主张
1985年10月，雷日科夫正式就任苏联总理时，苏联经济已经出现严重问题。国民经济增长率持续下滑，商品短缺现象普遍，国家财政赤字不断扩大。面对这种局面，雷日科夫提出了一套系统的经济改革方案。
在1985年至1987年期间，雷日科夫实施了一系列温和的改革措施。首先是在工业领域，他推行＂完全经济核算制＂，赋予企业更多自主权。这项政策允许企业在完成国家计划后，可以自主决定剩余产品的生产和销售。例如，在列宁格勒的基洛夫工厂，企业开始尝试自主研发新产品，并将部分产品直接销售给市场客户。
在农业领域，雷日科夫支持发展家庭承包制。1986年初，他亲自到白俄罗斯的集体农庄考察，并在一次农业工作会议上表示：＂我们应该允许农民在完成国家任务后，自主经营自己的土地。＂这一政策在波罗的海三国取得了明显效果，农业生产效率显著提高。
然而，在价格改革问题上，雷日科夫采取了更为谨慎的态度。1987年，当戈尔巴乔夫提出全面放开物价时，雷日科夫提出了不同意见。他主张采取＂双轨制＂：保留基本生活必需品的计划价格，同时允许其他商品逐步市场化。在莫斯科的一家百货商店，人们可以看到这种双轨制的实际运作：面包、牛奶等基本食品仍然维持低价，而服装、电器等商品则采用市场定价。
1988年，雷日科夫提出了国有企业改革的新构想。他反对采取＂休克疗法＂式的私有化，而是主张通过股份制改造，逐步引入市场机制。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今叶卡捷琳堡）的机械制造厂，雷日科夫亲自指导了这项改革试点。工厂部分股权向职工出售，但国家仍保持控股地位。
在金融领域，雷日科夫支持建立商业银行体系，但坚持保持国家银行的主导地位。1989年，在他的推动下，苏联首次允许设立商业银行。莫斯科的工商银行就是在这一政策下成立的第一批商业银行之一。
对外贸易方面，雷日科夫提倡扩大对外开放，但反对完全自由化。他支持在部分城市设立经济特区，如在爱沙尼亚的塔林港。这些特区可以试行更加开放的贸易政策，但关键产业的进出口仍需要国家严格管控。
1990年初，面对日益严重的经济危机，雷日科夫提出了＂反危机计划＂。这个计划包括稳定卢布汇率、控制通货膨胀、整顿国家财政等措施。在列宁格勒造船厂的一次座谈会上，雷日科夫强调：＂我们必须在保持社会稳定的前提下推进改革，而不是为了改革而改革。＂
这种稳健的改革路线，与当时苏联国内日益高涨的激进改革呼声形成了鲜明对比。在莫斯科、列宁格勒等大城市，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支持更为激进的市场化改革方案。
三、与戈尔巴乔夫的分歧与冲突
1987年底，雷日科夫与戈尔巴乔夫之间的矛盾开始公开化。在一次重要的政治局会议上，两人就改革速度问题展开了激烈辩论。戈尔巴乔夫主张加快改革步伐，推动价格全面市场化。雷日科夫则提出警告：＂贸然放开物价将引发社会动荡。＂这次会议持续了整整七个小时，最终不欢而散。
1988年春，在莫斯科近郊的一个军工企业视察时，两人的分歧进一步加深。戈尔巴乔夫提出要大规模裁减军工生产，将资源转向民用工业。雷日科夫则指出：＂军工企业关系到数百万工人的生计，更是苏联工业技术的核心。应该采取逐步转产的方式，而不是一刀切。＂
私有化问题成为两人冲突的另一个焦点。1988年底，戈尔巴乔夫支持的激进派提出了快速私有化方案。在克里姆林宫的一次内阁会议上，雷日科夫提出反对意见：＂匈牙利的经验表明，过快私有化会导致国有资产流失，形成新的特权阶层。＂这番话引发了戈尔巴乔夫的不满。
1989年初，两人在外交政策上的分歧也日益明显。在一次关于对东欧政策的会议上，戈尔巴乔夫主张放手让东欧国家自行选择发展道路。雷日科夫则提醒：＂应该考虑华沙条约组织的稳定性，过快的政治变革可能危及苏联的战略安全。＂
军工产业改革成为双方争执的重要战场。1989年夏，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的一个军工厂，雷日科夫提出了＂军转民＂的渐进方案：保留核心军工能力，同时利用军工技术发展民用产品。但戈尔巴乔夫坚持快速裁军和军工改革，认为这是获得西方支持的必要条件。
1990年初的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成为两人关系的转折点。会议讨论经济改革方案时，戈尔巴乔夫突然指责雷日科夫＂阻碍改革进程＂。雷日科夫当场反驳：＂改革不是放任自流，而是要有序推进。现在的问题不是改革太慢，而是某些改革措施太过激进。＂
在对外政策方面，两人的分歧更加明显。当戈尔巴乔夫积极寻求与西方接触时，雷日科夫在一次外交部的会议上提出：＂我们不能过分迷信西方模式，更不能为了讨好西方而放弃自己的根本利益。＂这句话在外交部引起了不小的震动。
1990年夏天，戈尔巴乔夫开始在公开场合批评雷日科夫的经济政策。在一次电视讲话中，他暗示雷日科夫的保守态度阻碍了改革进程。雷日科夫则在《真理报》发表文章回应：＂改革不是表演，而是关系到亿万人民生活的重大事业。＂
随着分歧的加深，戈尔巴乔夫开始在政治上孤立雷日科夫。在多次重要会议上，戈尔巴乔夫都刻意忽视雷日科夫的建议。同时，他还默许了叶利钦对雷日科夫的公开批评，使得雷日科夫在政坛上的处境愈发艰难。
四、叶利钦崛起与雷日科夫的政治困境
1990年初，叶利钦在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选举中获胜，这标志着雷日科夫面临的政治压力进一步加大。3月，在莫斯科市中心举行的一场群众集会上，叶利钦公开抨击雷日科夫的经济政策：＂雷日科夫同志的渐进改革已经证明是失败的。＂
在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的一次会议上，叶利钦提出了＂500天计划＂，主张通过快速私有化和价格自由化实现向市场经济的过渡。这个激进的改革方案得到了戈尔巴乔夫的默许，使雷日科夫陷入了两面受敌的局面。
1990年5月，叶利钦开始在各地巡回演讲，公开批评中央政府的经济政策。在新西伯利亚的一次演讲中，他指责雷日科夫＂无能应对经济危机＂。雷日科夫则在当地工厂视察时回应：＂某些政客为了一己私利，不惜破坏国家经济秩序。＂
6月，俄罗斯联邦宣布主权，这让雷日科夫的处境更加困难。在一次部长会议上，他指出：＂如果各加盟共和国都片面追求主权，整个苏联的经济体系将陷入瘫痪。＂然而，这种警告在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面前显得苍白无力。
夏季，叶利钦开始在俄罗斯境内推行独立的经济政策。他下令俄罗斯企业停止向联邦政府上缴利润，这直接打击了雷日科夫主持的中央政府财政。在莫斯科州的一个工业区，当地官员公开表示只执行俄罗斯政府的命令，这种情况在全国各地不断出现。
9月，叶利钦在电视讲话中要求雷日科夫辞职。他说：＂苏联政府的经济政策已经完全破产。＂同一时期，莫斯科街头出现了大规模示威，示威者高举＂雷日科夫下台＂的标语。
面对这种局面，雷日科夫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表态：＂我们确实犯了错误，但现在最重要的是维护国家的统一和经济秩序。＂然而，这种呼吁已经无法阻止政治局势的恶化。
10月，叶利钦在俄罗斯最高苏维埃发表演说，宣布俄罗斯将实行独立的经济改革。他说：＂我们不能再等待中央政府的无效改革了。＂这番话得到了众多代表的热烈掌声。
11月，雷日科夫在一次内阁会议上透露，由于各加盟共和国拒绝执行中央政府的经济政策，联邦预算已经出现严重赤字。同时，物价上涨、商品短缺的情况愈发严重，这更加动摇了雷日科夫的政治地位。
12月，叶利钦在俄罗斯政府大楼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将停止向联邦政府支付全部税收。这一决定实际上切断了中央政府的经济命脉。雷日科夫在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里，面对着一份份显示经济持续恶化的报告，却已经无力改变局势。
到1990年底，雷日科夫的政治处境已经十分危险。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虽然在其他问题上存在分歧，但在反对雷日科夫的立场上却达成了某种默契。全国各地的示威活动此起彼伏，要求雷日科夫下台的声音越来越大。
五、辞职与晚年生活
1991年1月14日，在一个寒冷的莫斯科冬日，雷日科夫向最高苏维埃提交了辞呈。当天的会议厅内座无虚席，雷日科夫发表了最后的讲话：＂五年来，我们为了国家的改革付出了努力，但显然这些努力未能满足人民的期望。＂
辞职后的第一周，雷日科夫仍在整理政府文件。在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里，他将五年任期内的重要文件分类归档。其中包括了1989年的反危机计划草案、1990年的经济改革方案等重要文献。这些文件后来被转交给了国家档案馆。
2月初，雷日科夫搬离了位于莫斯科库图佐夫大街的政府公寓。在搬家时，他特意将一些重要的工作笔记和私人文件带走，这些资料后来成为他回忆录的重要素材。
1991年8月，当莫斯科发生政变时，雷日科夫正在疗养院休养。他拒绝了紧急委员会成员的邀请，没有参与任何政治活动。在疗养院的日记中，他记录了对这一事件的观察，这些记录后来被收入他的回忆录。
1992年，在苏联解体后，雷日科夫开始撰写回忆录。他在莫斯科郊外的别墅中，每天坚持写作。这部回忆录详细记录了他担任总理期间的重要决策和历史细节，成为研究这段历史的重要资料。
1995年，雷日科夫重返政坛，当选为俄罗斯国家杜马议员。在议会中，他主要关注经济和工业政策问题。在一次关于工业发展的辩论中，他指出：＂我们不能忘记苏联时期积累的工业技术经验。＂
2000年代初，雷日科夫开始频繁出席各种学术研讨会。在莫斯科国立大学的一次经济论坛上，他分享了对转轨时期经济改革的思考。他的发言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2008年，雷日科夫在一次采访中首次详细谈到了他与戈尔巴乔夫的分歧。他说：＂我们的分歧不仅仅是改革速度的问题，更是关于如何理解改革本质的问题。＂这次采访为研究苏联解体提供了重要的一手资料。
2010年，在莫斯科出版社的支持下，雷日科夫开始整理他保存的政府文件和个人档案。这些材料后来被编辑成书，为研究苏联末期的经济政策提供了重要参考。
2015年，已经年过八旬的雷日科夫仍然保持着对国际事务的关注。在一次国际经济论坛上，他分析了全球经济形势，引用了自己作为苏联总理时的经验教训。
晚年的雷日科夫经常在家中会见学者和记者，回答他们关于苏联改革时期的问题。他的书房里保存着大量文件和照片，这些资料记录了苏联最后岁月的重要历史细节。他还定期在莫斯科大学为研究生讲授苏联经济史，将自己的亲身经历转化为宝贵的教学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