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9月，宋侃夫和徐以新奉命潜赴鄂豫皖苏区，来到新集中央分局所在地。蔡威、王子纲，已先他们一步到达。
宋侃夫等人到苏区是筹备建立电台的。可是苏区的通讯器材奇缺，电台暂时建立不起来。于是，比他先期到达苏区的蔡威、王子纲首先办了一个无线电训练班，培养通讯人才，宋侃夫和徐以新来后也参加了这个训练班的工作。
在没有正式建立电台前，宋侃夫参加了苏区的文化活动。在苏区搞文化活动的人很少，宋侃夫还成了省苏维埃文化教育委员会的成员，主任是中央分局宣传部长成仿吾兼。宋侃夫还和一个同志编了一个油印小报《军事通讯》，他又当编辑又写稿，那名同志管油印校对。
他还在新集列宁小学兼过音乐教员，教小孩子唱歌。他还曾做过红场运动大会的总指挥，经常性组织球队赛球，他是“红星”篮球队的队员，另一个是“红旗”队。而负责演剧活动的则是李春林（柯伯年之弟，后任张国焘秘书）。
在未建立电台前，组织上要宋侃夫临时在军委参谋部工作，主管谍报和机要方面的事。而电台方面的工作，只能一方面训练人才，一方面积极收集电讯器材进行筹备。
在1931年活捉岳维俊的战役中，曾缴获到不少电讯器材，军委特务队也通过红安界河口的商人，到武汉为购买一些。电池、变压器、电子管等重要器材，还是可以买到的。
电台虽然建立不起来，但宋侃夫他们还是在军委机关找了一间房子，组装了收音机，架起天线，装好各种设备，进行收集情报的工作。开始只收点国民党中央社的新闻，由于苏区消息闭塞，这在当时也是新鲜的，再经过大家分析，就可以了解到其他苏区的红军在什么地方打了什么样的仗，然后作为消息在小报上登出来。
后来宋侃夫他们又搞了一台发报机，但试叫几次，均未叫通。到1932年上半年，红军占领了黄安县城，活捉了师长赵冠英，才缴获了一部不完整的电台，但还是缺东少西，红四方面军的电台还是建立不起来。
1932年3月间，红军在新集北的潢川打了一仗，缴获了一部完整的电台，这真是雪中送炭，宋侃夫急忙跑到前线去接收。在潢川前线他见到了徐向前。
有了这部电台，加上充电机，手摇马达，设备就比较完整齐全了。这时，宋侃夫等人也离开了参谋部，在钟家畈找了几间破房，修整一新，安装好设备，架设好天线，开始了工作。
从此，四方面军正式建立了电台。电台由宋侃夫、徐以新、蔡威、王子纲负责，还有几个训练班的学员，几个管充电机的机务人员，并派有一个班的战士进行保卫。大约在三、四月间，点头开始正式呼叫，首先呼叫的是中央苏区。
与中央苏区一叫通，宋侃夫他们就判断出和这边通报的是很熟识的老康（即曾三）。中央苏区电台的其他同志，由于大部分是被俘的解放战士，如王铮（原张辉瓒的报务队长）、刘寅（原张辉瓒报务队的见习报务员），过去从未接触和联系过，宋侃夫他们当然不可能知道。
通报密码是宋侃夫从上海带到苏区来的，译电工作一直就落在他身上。开始通报，报文极其简单，因为张国焘还是怕敌人听到，不大放心。
第一封电报是向中央苏区汇报了黄安大捷的情况。中央苏区回电也比较简单，基本上是向宋侃夫们祝贺，并通报了中央苏区的胜利消息。
随后这边电台陆续收到一些政策性文件，如土地政策、工商业政策、俘虏政策、地富政策等。紧接着电台与湘鄂西、赣东北苏区也相继叫通。自从苏区有了电台，尽管各个苏区被敌人分割在各地，但政策可以随时统一，全国苏区形成一家。
1932年在皖西北苏家埠一带打了一仗，这是四方面军在鄂豫皖打得最漂亮的一仗。这一战役开始前，由于敌情有些变化，张国焘决心动摇，想撤出战斗，由于徐向前的正确判断和亲自指挥，坚持采取围点打援的运动战，终于给敌人以歼灭性的打击，消灭敌军3万余人，活捉敌军总指挥厉世鼎及不少师长、旅长，缴获机步枪两万余支，山炮数门。四方面军从此以两门山炮组建了山炮营，营长为何再香。
战役结束后，宋侃夫和钱钧及兵工厂丁厂长急忙赶到前方收缴战利品。几人途经商城、青山寨、金家寨，到达麻埠街。在一间大房子里堆满了无线电电台的器材，宋侃夫喜出望外，感到真是天上掉了馅饼。
他和同志们粗略地估计了一下，至少缴获了3部电台。他们用了四五天的时间，把所有的机器设备检查了一遍，进行了清点，准备把所有的器材拉回本部。
行前，领导还交给他两个被俘人员，让他带回。一个是马文波，原是陈调元电台的报务主任，报务技术纯熟，比较精明，也懂一些机务，另外一个是机务员。和他们一起回来的，还有几个新参军的学生，其中有两个女生，陶方荣（苏枫）就是其中之一。
这批器材运回以后，电台的装备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但人手仍感缺乏，训练班的学员不能当班，对马文波还不敢大胆使用，只能让他收译新闻。由于需要，又建立了一部电台。一台由宋侃夫和王子纲负责，跟随指挥部行动；二台由蔡威、马文波负责，跟随二十五军行动。
一台与二台的通报不很顺利，有时只好派骑兵联络，或者用电话联系，此时电话线已有两三百里长。此后，两个台又合并在一起。电台行动异常困难，比山炮营还麻烦，有些机件不能用牲口驮，要用人背。到四川后，才专门为电台成立了一个运输营，约六百多人。
1932年9月初，部队从皖西北回到黄麻地区。这时，蒋介石集中30余万兵力，对鄂豫皖苏区进行第四次“围剿”。新集的大沙河发大水，国民党的飞机开始集中轰炸新集，主力部队在七里坪、冯寿二打了一仗，这是一场极为激烈的战斗。
蒋介石集中了嫡系部队胡宗南、上官云相等五个主力师，武器好，火力强，装备完整优良，并配有十几个团的杂牌军。这场战斗虽然红军也消灭了敌军几千人，缴获机步枪五千余支，特别是缴获了很多蒋军主力部队的自动步枪，装配到红军军每连二支，火力得到了加强。可红军的伤亡也非常惨重，付出的代价太大，仅师团级干部就死伤不少。
十一师政委、一位威信很高的领导甘济时光荣牺牲了（后为李先念接任），全师指战员都为之流泪。十一师师长刘英，头骨被打碎，脑浆溢出，不省人事。十二师师长陈赓、副师长何畏均身负重伤，都是用担架从火线上抬下来的。副总指挥蔡申熙在河口战斗中，身负重伤，抢救无效，光荣牺牲。蔡申熙是黄浦二期的学生，是一个非常有才干的领导人。
干部死伤，兵员也大大减少，士气受到了影响。情况紧急，鄂豫皖的领导通过电台向中央做了报告。不久，中央回电，内容是：望你们避开内线作战，即不在敌人包围圈里防御打仗，无论如何要摆脱在内线作战处处设防的被动局面，跳到外线去与敌人兜圈子，寻找敌军弱点，集中几倍于敌的优势兵力，打击敌军一部，以打破敌人的围剿。
根据中央的指示，红四方面军的领导召开了黄柴畈会议。研究的结果，认为平汉路的敌军兵力较弱，决定跳到平汉路西进行外线作战。四方面军 及时电告中央，中央回电同意了这个作战方针。
王子纲的报务在红军中是屈指可数的，蔡威在机务方面非常钻研，译电、机要方面宋侃夫搞得比较多。为了对付敌人的围攻，四方面军电台开始建立对敌人的情报工作，宋侃夫和蔡威集中搞破译。
先是敌人用英语符号通报（如长官的名字、地点等），慢慢积累摸索，就把敌人的番号、驻地、电台符号都搞清楚了，这对我方的破译工作是十分重要的。第二步，把所有的收音机都打开，收听记录敌报，然后整理破译。
要摸清敌人密码的路子，必须对敌情有所了解，对社会情况、社会知识也要知道一些，对敌人电报的形式、行文规律也要搞清楚。敌人的电报有一定的公文程式，这套程式非常严格，熟悉了就可以掌握它的规律。这样，猜出其中一个字，按其行文规律，可以把全部猜出来。
同时，也要懂得敌报的番号、月日的代号，如果这些方面的知识一点都没有，是很难猜译出来的。另外，对明码本子要非常熟。宋侃夫就可以把明码本子完全背下来，有时接到密电，不用翻本子，直接在电话上念给领导听，向领导汇报。
经过大家的努力，不到两个星期，宋侃夫他们就把敌人的密码全部弄清楚了。虽然有时敌人也更换密码，但因有前面的基础，还是比较容易猜破的，因为敌人的老本子是始终不丢的。反田颂尧的三路围攻计划，就是根据宋侃夫他们提供的敌情制定的，从而把田打垮。后来敌人可能怀疑他们的密码被我方破译，频繁地改变密码，成了乱码，但四方面军电台仍然可以破译。
1934年，中央红军长征到湖南。从收到的情报中，四方面军深知他们的处境十分困难。为了给中央红军提供情报，宋侃夫等人抓住贺国光行营电台为中心，加紧破译蒋介石的密码。
蒋的密码非常难猜，破译的任务主要由宋侃夫和蔡威担任。开始他们只能猜出几个字，以后发展到一部分字，一个电报一个电报地猜，逐步积累，摸索规律，终于破译了蒋介石的密码。
当时只有一个电台，于是把所有的收音机打开收听敌报，训练班学员也值班收报，每人守收一个敌台为中心，抓住其通报的电台，日夜不停，非常紧张。大家在菜油灯下，正襟危坐，精神高度集中，两耳认真地辨别敌台发出的滴答声，手中的笔不停地在纸上写着。
由于学员的能力较差，宋侃夫等人还要亲自动手，有病也要坚持工作，然后将收录的大量敌报和掌握的中央红军周围的大量敌情，送给军委及总指挥部，经过分析、整理，再发给中央红军。中央红军的电台在约定的时间内就要向四方面军电台呼叫。
多年后，宋侃夫和曹祥仁曾深谈过破译敌人的密码问题，曹说，中央红军到达湘川黔地区时相当困难，行军中很难收听到敌台的情报，四方面军电告的敌情起了重要作用。
毛尔盖会议后，红军分成左右两路，总部随左路军行动。总部下设四个局，一局是作战局，原局长调回一方面军，周子坤任局长，过草地后换成曹礼怀。由于张对曹不满，不久，又换了没打过仗的黄超。蔡威的电台变成总部的二局，但不随总部活动，由右路军的徐向前、陈昌浩领导，以便随时和四方面军的电台通报，这也可以看出张国焘的心计。
四局是总部的供应管理部门，局长黄正平，不久换成杜文德。过岷山后又成立了五局，（调查局），王维舟任局长，实际上是为了把他调离三十三军。
宋侃夫他们变成了总部的三局，宋侃夫任局长，伍云甫任副局长兼政委，辖下十二个台，一至五台是原四方面军的电台，六至十二台是一方面军并过来的，六台台长刘寅，七台台长荆忠昌（原五军团的），八台台长汪名震，十台台长岳夏，九台、十一台、十二台台长的姓名忘记了。
原第三局局长王铮则带一部电台随一方面军活动。由于六台熟悉一方面军情况，所以和一方面军各军的联系主要靠六台。十台专门收发新闻，收中央社的，发新华社的的消息，呼号CSR。十二个台一起活动，哪个军需要就派一个台随军活动。
这时，三局又搞了个通讯训练班，有无线电、旗语通讯、电话队，还有个号兵连。无线电由宋侃夫和王子纲负责，号兵连由徐向前的总号官徐英武和一方面军的号长刘正堂管，旗语通讯有伍云甫直接抓。
学无线电的只有三十多人，都是从部队上有点文化的同志中抽出来的和首长的通讯员。总工程师刘光辅则教电台和机务。曾任邮电部副部长的李玉奎就是当时负责电话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