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年我退伍回家路上帮女孩挑粪,过后才知道她是右派,却改写命运

名著茶话会 2025-01-06 07:15:49

72年8月,我不得已脱下绿军装退伍,告别生活了四年的军营,也告别了四年来朝夕与共的战友。

其实我原本有机会提干的,只是一次偶然的事故,让我在冰雪中冻伤了右脚,从而失去了三根脚趾。于是走路都有点失去平衡,甚至还有点一瘸一拐的样子,所以才与提干失之交臂。

含着泪告别战友,踏上了我的南下返乡之旅。

所谓近乡情更怯,越是离家近一点,我的心里就更多一份忐忑。既有对家乡那种陌生而熟悉的亲切,也有对亲人的无限思念,更有一种自愧形惭的心理。

毕竟,谁不想着衣锦还乡?如果没有那次偶然的事故,我得以提干后同样是回到家乡,但心情肯定是截然不同的吧。

因为火车晚点的缘故,我未能赶上从省城回老家的早班车,只好在车站附近逛了一圈,等到十二点才坐上回家的中班车。

从省城到我们老家有三四个小时的车程,这一路的颠簸,我其实已经相当疲惫了,却又半点睡意也没有,眼睛一直盯着窗外,舍不得放过任何一个我那似曾相识的景象。

班车停在我们村对岸的公路上,我提着背包下了车,天色已经有点开始黑了,我便加快了脚步朝家里走去。

我想要回到家,还需要过一条大河。

幸好正是夏天,我也用不着去两里地的下游过桥,而是卷起裤腿在村口直接趟水过河。这样不但能早十来分钟到家,清凉的河水还能洗去我满身的风尘,同时也让我的精神一振。

可惜,上岸穿回鞋子的时候,低头看到自己失去三个脚趾的右脚,我的心情一下子又低落起来。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我才失去了提干的机会,如今回到农村老家,也算是有点残疾的人了,等待我的会是什么呢?

这种心情,也影响了我即将见到阔别多年的父母家人的兴奋,三下两下穿好鞋袜,背好背包,勉强收拾了一下心情,大步朝家里走去。

没走多远,前面就是村口的那片菜地,那是我们村里很多人的自留地。在入伍前,我也曾经常在那里翻地浇肥,现在看上去依旧是苍翠盎然。

我心里还在感叹,虽然我离开四年了,但老家的这一切都还和以前一样,人们依旧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依旧还是耕种着这里的田土。

又走了几十米,迎面走来一个挑粪水的人。瞧那架势,应该有点不堪重负的模样。反正在我眼里,这个挑粪水的人不但弱小,而且还佝偻着后背,甚至走一步都会摇晃一下。

在农村,挑粪水虽然不是太重的活计,却又需要一定的技巧。装满粪水的粪桶,你走得不平稳,粪水就会溅出来弄到你身上,臭烘烘的不但难闻也很恶心。

走近了才看清楚,挑粪水的人竟然是个女的,而且还是个年轻女的,准确说还是个年轻的美丽女孩。难怪她挑着粪桶走得那么难看。

她尽管穿着补丁衣服,脸色也显得有点憔悴,但丝毫掩饰不住她美丽的容颜。

从这里到菜地大概还有一两百米的样子,女孩应该已经不堪重负了,直接就放下了肩上的粪水担子,人还朝旁边走开了一点,嘴里大口地喘着气。

我刚好走到她身旁,随意打量了一阵,竟然不认识她,心里很纳闷:我才离开四年,村里竟然有了我不认识的人?

但心里没有多想,看着她实在太辛苦,便开口说了一句:姑娘,你这挑粪水的架势不对,腰要挺直,走的时候落脚要稳又要轻点,那样粪水才不会溅起来。

女孩不好意思地朝我笑了笑,但没有说话。我怀疑她是不是累坏了,只忙着喘气无法说话。

看着人家那么辛苦,一个大姑娘的竟然做起了大男人的粗活,就有点同情她了,于是便指着那片菜地问她:你这是挑去那里浇菜吗?

女孩点了点头,但还是没有说话。

我便把背上的背包解下来放在路旁,一边说:瞧你挑得这么辛苦,实在不是干这些活的人,我帮你挑过去吧。

女孩终于说话了:不用了,就这么点远,我歇口气就能挑过去,你还得赶路吧?不耽搁你了,谢谢你啊。

我不由得有点吃惊,因为在我们当地,即使别人帮了你的忙,也就是说句“费哒力”,并不会说“谢谢”这样的字眼。

眼前的女孩竟然说“谢谢”,再加上又是外地口音,难不成是哪家的客人?可也没有让客人挑粪水的做法啊?这可不是什么待客之道。

我也不善于说多话,也不管对方拒绝了,直接就把粪水担子放到了肩上,挑着大踏步朝菜地走去。

女孩见我“来真的”,只好跟了上来,但嘴里不停在说谢谢。

一两百米的距离转眼就到,按照她的指引,我把粪水担子放到了地头,这才开口问道:你是哪家的客人啊?怎么让你来挑粪水,我得去找他说道说道。

女孩也很惊讶地说:难道你是这里的人?我可不认识你啊。

就这样一来二去,女孩知道了我是本地人,刚从部队退伍回来。我也知道她叫美霞,是下放到我们村来的人。

得知是下放来的外地人,我便以为她是知青,还以主人的身份和她说了几句。但不知道为什么,美霞显得兴致寥寥,似乎不愿意多说什么。

见她不愿多说,所谓交浅言深乃是大忌,我也没有再说什么,说了句不客气就走了,还着急着回家见家人呢。

回到家,自然是悲喜交加。父母和哥哥姐姐都在家里等我,四年不见了,幸好家里一切平安,父母虽然更老了,但精神头还很不错。

哥哥和姐姐已经成家,孩子都能打酱油了,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小侄子和小外甥,连忙从背包里拿出一包糖果分给他们。

在那个年代,糖果可还是“奢侈品”,我还是退伍的时候得以买一包的。

两个小家伙吃着糖,很快就和我亲热起来。父母看着我倒没有说多话,但眼神里满满的都是怜爱。孩子不管有多大,在父母心里眼里,永远是那个需要他们照看的人。

又和哥哥姐姐嫂子姐夫说起部队的事,我也没有隐瞒,老老实实告诉了他们自己的遭遇。

他们都为我失去提干的机会而惋惜,但看得出来,他们并没有多少我不能提干、他们少一棵乘凉的大树的缘故,完全就是为我个人的前途惋惜。

父母都没有想得更深,也没有深究我为什么失去提干的机会,但得知我右脚失去了三个脚趾,母亲的眼泪马上就出来了,一定要我脱下鞋袜瞧瞧。

屋里都是自家人也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而且还只有我一个人穿着鞋袜,大家都穿着塑料拖鞋,父亲甚至还光着脚。

看到我少了三根脚趾的右脚,母亲的眼泪都忍不住滴到了我的脚背上,我赶紧穿好鞋袜。

这段时间来,我已经习惯了不再打光脚了,任何时候都穿着鞋袜,别人就看不到我的“短处”。

为了转移大家的注意力,我突然想起刚才那个挑粪水的女孩,于是便问父亲说:刚才回来的路上,看到一个女孩在挑大粪,我便帮她挑了一程,据她自己说是下放来这里的知青?

父亲愣了一下,随即就叹了口气说:那个美霞啊,确实是从省城下放来的,可她不是知青的身份,而是另有隐情呢。

我并不觉得特别奇怪,在那个年代,下放到农村来的人还真有很多种,有的是主动申请上山下乡的知青,也有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被动“发配”来的。既然那个美霞不是知青,那就只可能是因为家人的缘故了。

我没有详细问,对我来说,顺手帮一下妇孺,已经是深入骨髓的部队传统。至于对方是什么人,谁还在帮助别人之前先问清楚对方的身份不成?

吃过饭,我们一家人坐在一起聊着,说的就是这几年来的变化,告诉我家里有些什么变化。我也“汇报”了一些自己在部队的事情,反正就是挑好的说。

应该是我回来了缘故,一家人竟然都坐在屋子里,母亲还点上了“压线灯”煤油灯,并没有坐到地坪里去。

一家人此时也算是其乐融融,母亲还炒了点黄豆泡茶,正当我们说得很开心的时候,家里来了一个不速之客,来人是大队的支书明叔。

那个年代,大队的支书可真算得上“贵客”,乡亲们的日食住行几乎全在他手里过。尽管明叔和我家的关系还很不错,但我也不敢怠慢,赶紧起身给他让座,还特意从包里拿了一包大前门香烟塞给他。

明叔客套了几句,点上一支烟草深深地吸了一口,嘴里还赞叹说:果然是好烟,味道就是不一样。上次还是在公社开会的时候,从书记手里抢了一支的。

客套了几句,也问了我回来的打算,得知我在部队入了党,只是因为某些原因失去了提干的机会,明叔也觉得很惋惜。

他随即又安慰我,说你在外面涨了见识,回来也会有用武之地的,要不他就把支书的位子让给我,让我带着乡亲们搞建设。

这些自然都只是说说而已,就算明叔真的看好我,也不是一天两天就能落实的。一碗茶喝完,明叔就直奔主题,说出了今晚的来意……

明叔问我,回来的路上是不是帮过别人?

我想了一下,除了帮美霞挑了一段粪水之外就没有其他事了,就小心翼翼地说了那件事。

明叔叹了口气说:你刚回来不知道情况,今天的事就不怪你了。但我要提醒你,你今后要离那个美霞远点,尽管人家只是个小姑娘,但他父母的身上可是有帽子的,你可别一不小心把自己搭进去。

明叔说的“头上有帽子”,那年代的人都懂,能够被下放的人,不是右派就是五类了。

他的说的话我并不是特别认同,但也不至于说出来反驳,也知道他是一片好心,当然只能说几句感谢的话

我回到老家,短暂的休整之后,就得和乡亲们一起干活了。因为右脚的缘故,我干起农活来不是特别方便,一开始大家还以为我是“丢生”了,顶多也就是说几句玩笑。

但时间一长,我右脚少了三根脚趾的事,还是传了开来,于是便不乏一些说闲话的人。虽然不至于挖苦,但话里话外多少掩盖不了嘲笑之意。

尤其是到了我这年龄,刚好是娶妻成家的时节,有了这个“残疾”,不管从外貌到本事,我都算是湾里数一数二的人,却没有一个给我说亲的上门。

父母心里也急了,我自己虽然不急,却也很是恼火。谁不要面子?被人冷落瞧不起,正是我受伤以来最大的心病,想不到怕什么反倒来什么。

我回家的半年里,湾里陆续有三几个同龄青年成家了。相比起来,我一点也不比他们差,可就连给我说媒的人也没有,甚至在干活出工的时候,隐隐还有点被大家排挤的味道。

只有那个叫红梅的,因为我当时帮过她的缘故吧,也许是她自己就没有身份,所以经常能不着痕迹地“帮”我一把,至少能让我心里好受一点。

投桃报李,在一些体力活上,我也不避讳地帮一下她。即使明叔又说过很多次,说我不要和她走得近,以免惹火烧身。

但我却固执地说:就算她父母是死刑犯,我们总不能看着人家活活饿死吧,帮她弄一口吃的,更利于她改造思想,不就更符合“治病救人”得思想吗?

这话没有人能搬得动,明叔也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更不能直接阻拦,看到我帮红梅的时候,也只是远远地摇头走开。

一转眼到了年底,我们当地下起了大雪。眼见得就要过年了,俗话说得好“穷过年,富也过年”,乡亲们也尽可能地准备起过年场面了。

我家也陆续准备了一些东西,尤其是姐夫连夜送来了两条大草鱼,养在水缸里,母亲每天都要揭开看几次,说过年那天没个人都能吃几块鱼肉。

吃过早饭,因为小溪里结冰了,我就挑着水桶去水井里挑水。路过红梅的“家”,也就是大队的公屋,刚好看到她也挑着水桶出来,看样子也是去挑水。

我和她打了个招呼,她只是轻轻地嗯了一声,转头的时候,还看到她脸上似乎有点泪痕。

我心里一动,便对她说:这么大的雪地上也滑,你还是回去吧,等一下我给你挑一担过来就行。

红梅竟然破天荒地没有拒绝,挑着水桶就回身进了屋。我虽然有点纳闷,却也没有多想,没多久就挑了一担水来到她家,给她倒在水缸里。看着水缸还没满,干脆再挑了一担给她装满,大概就能用一两天了。

整个过程里,红梅都没有怎么说话。我要离开时,发现屋子里冷冷清清的,根本不像有人住的样子,于是便随口问了一句:

红梅,不是就要过年了么,你还真一点东西都没有准备啊。

红梅这才叹了口气说:我每天都是“过年”,也不差这一天……

我听懂了她说的“每天都在过年”,不就是所谓的“度日如年”吗?

心里突然一阵揪,想着一个城里的年轻姑娘,竟然离开父母一个人来到我们这样的穷乡僻壤,连过年都没有半点喜庆的气氛,实在太凄凉了。

我尽量用一种平静地的口气说:我们都不要绝望,这情况一定会改变的。算起来,你我也可以说是“同病相怜”吧。

我说的“同病相怜”红梅是懂的,毕竟,我右脚掌不完整的事已经传开了,没人给我说亲也是谁都知道的事。

红梅脸上反倒露出一丝笑意,不过那笑比哭还难看,分明只是为了安慰我而勉强挤出来的。

我心里突然一动,转头又对她说:你这样自暴自弃不行,这样吧,等一下我给你拿点吃的来,今天就陪你先过个年,算是我这个主人款待一下你这个客人吧。

红梅没有听明白,我也没有纠缠,径自出来挑水回家。

回到家,我和母亲说了几句刚才遇到红梅的事,还说她一点东西也没有准备,我们水缸里的鱼,能不能给她一条。

母亲有点不情愿,但最后还是叹着气说:她也是个苦命的姑娘,能帮一把就帮一把吧,反正不是“没良心”。

我抓起一条草鱼,找了个破麻袋卷着,又回到了红梅家里。看到我真的来了,红梅显得有点手足无措,我把麻袋解开,草鱼在地上活蹦乱跳起来。

我不顾红梅的推辞,让她准备好做菜的工具,然后就开始整理那条鱼了。看劝不退我,她也只好烧火刷锅,可惜柜子里只剩下两颗干瘪瘪的红辣椒。

我反倒笑着说:不错,想要做的鱼好吃,缺啥也不能缺辣椒,有了这个就行了。

一条鱼很快就被我煎好炖汤,期间我有偷偷回家拿了点粉丝过来,红梅的饭也煮好了,我俩就围着火塘吃起了“吊锅菜”。

因为我的插科打诨,红梅显得开心了不少,偶尔还会发出一阵笑声,这,或许就是我最希望看到的。

我们边吃边聊,说起了很多自己的事,我向她说了自己在部队的很多事情,还说自己是开大卡车的,可惜回到老家就只能开“板车”了。

红梅告诉我,自己的父亲是大学的教授,因为“右派”而去外省改造去了,自己已经两年多没见过他们,连写信都不知道往哪里寄。

我安慰她不要多想,尽可能把自己照顾好,才能有机会再见到父母。

一顿饭吃完,我们俩的“距离”拉近了不少,她也不再和我客套,甚至还蹲在一旁看我洗碗,也没有说不合适的话。

过完年,还没来得及开工,湾里突然传出来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绰号“蛮八经”的单身汉提出来要娶红梅。还说自己根正苗红,刚好可以帮着她改造思想。

蛮八经的真实意图谁看不出来?可就是没有人帮红梅说一句话。等我知道这个消息时,已经是闹得满城风雨了。据说,蛮八经甚至已经在家里开始张罗起来。

那天晚上,我从邻村走亲戚回来,刚到家不久,红梅竟然来了我家,也不背着我父母,直接就问我说:

小关,你愿不愿意娶我?如果你愿意,我就嫁给你,明天我们就成亲。

我被她这话给弄糊涂了,但随即就明白,肯定是蛮八经那个传说把她逼的。

要知道,蛮八经不但是蛮不讲理的人,四十出头了还是单身一人,竟然恬不知耻想娶红梅,真的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可在那个年代,“根正苗红”的蛮八经的“梦想”还真有很大机会实现。

如果有人帮红梅说句话还好,她一个外地人,别人都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想法不出头,红梅就想砧板上的肉认人宰割了。

但我怎么能落井下石?就算我想娶她也不能在这个时候吧,实在有点非大丈夫所为。

这时候,我母亲竟然说话了,拉着红梅的手说:闺女,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可不能反悔啊。

在母亲心里,我右脚有残疾的问题已经让别人瞧不起了,正揪心着我娶不到媳妇。好不容易有红梅这个主动送上门来的,哪里会往外推?兼简直恨不得当晚就把她迎进来。

红梅非常肯定地回答我母亲:当然不会反悔,我们第一次见面,小关就帮了我,这半年多来,也只有他一直给我支持。只要他愿意娶我,今后不管怎么变化,我们都不离不弃。

于是,在母亲的催促下,父亲不得已只好去把明叔请了回来。得知我要娶红梅的事,明叔只是说明了利害关系,却也没有直接阻止我们。

毕竟在他心里,我是他看好的人,却又有个残疾在身,如果不是“帽子”的问题,哪里能娶到红梅这样的女孩?

第二天,在明叔的张罗下,红梅就进了我家,我们正式成了夫妻。蛮八经那个令人愤恨的主意,自然就落了空。

我们结婚后,红梅的心情明显开阔了不少,到年底,我们的孩子就出生了。

都说好事成双,果然不假。我们孩子满月的当天,红梅竟然收到了父亲寄来的信。,告诉她自己的问题已经查清楚了,头上的帽子很快就要摘掉了,还让她好好保重自己。

看完信的那一刻,红梅像个孩子一般搂着我跳了起来。

我却很平静地对她说:你父母要回来了,你可能也能回城,如果你想回去,我不会拖你后腿的。

红梅却斩钉截铁地告诉我:就算她真的要回去,也是我们一家三口一起走,绝对不会丢下我和孩子不管。

果然,74年年中,红梅的父母回到了省城,第一件事就是来看望红梅。看到我们一家三口,两位老人只是短暂的错愕,随即就平静地接纳了我们。

在岳父母的安排下,我们一家三口也跟着到了省城。因为我在部队有开车的技术,被安排在客运公司上班,红梅则回了大学继续深造。

几十年过去了,尽管我们夫妻的文化水平差距很大,可我们之间从来没有发生过任何的矛盾。

对我们来说,我们是在困难中结识并走到一起的,尽管最初可能没有太多的爱情,但彼此绝对相信,对方是可以永远信赖和依靠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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