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琳几万块几万块地寄回家，给老家的父母盖房子，却不落好，父母非但不感激她的付出，反而在沈磊出走时给她劈头盖脸一顿骂。

那伟想换车，沈琳不同意，一来没必要，二来家中开销已经很大了，那伟却先斩后奏，一下子花出去50w，沈琳支撑这个家太不容易了。

看到这里，隔着屏幕我都替沈琳心累，也终于明白了，为什么大部分像沈琳一样的女人都过得这么累。

她是家中长女，靠自己的力量走出了农村，尽最大努力回报父母，却又被父母要求照顾弟弟，同时，她又要做丈夫的贤内助。

沈琳的人生，似乎都在为别人让步，当初生孩子，那伟让她辞职，她就辞职回家做了全职太太，放弃了税后月薪20000的工作。

后来，当那伟被前老板坑了80万，家里捉襟见肘的时候，她放下身段，到原来的属下手底下任职，工资也从20000断崖式跌到6000，后面更是愿意放下面子，去做月嫂，到街上摆摊卖卤味，和那伟一起打拼，撑起这个家。

可是说沈琳是为了这个家好吧，她又在不停地补贴娘家，十多年算下来，不说有100万，也得有50万，这笔钱留着当小金库不好吗？

直到我听到了“花木兰困境”这个概念，我突然就理解了沈琳。这个概念由法国哲学家、思想家、女性主义者朱莉娅·克里斯蒂娃在《中国妇女》中提出，现代的女性承载了父母的期待，希望她们参与到男性竞争中，去拼搏，同时又被要求像个女孩子，要结婚生子，回归家庭，不然人生不圆满。

就像花木兰一样，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所以木兰替父从军，得胜归来后，可汗问所欲，木兰不要做那尚书郎，反而脱去战时袍，著起旧时装，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恢复女儿身，故事才算“圆满”。

千鹤子也在《厌女》中表达了类似的观点，男性与女性都在进行角色扮演，共同的模板是“男性”生存模板。现代的女性不仅要承担起女性的角色，还要扮演好男性，不能只赚钱，不结婚。

所以沈琳才会在老同学聚会时，面对田意萌的灵魂拷问，破大防了。沈琳自己也是不甘心的吧，明明自己是月入2万的总监，凭什么就要她辞职，放弃大好职场生涯，回家当全职主妇，价值也无法被看到。

田意萌也觉得扎心，没想到自己事业有成，竟然还不如结婚生娃的。身边男同学油腻到不行，还一个劲贬低自己，挣得再多，混得再好，都不如嫁得好。

这就是赤裸裸的女性困境，被要求回归家庭，但是回归后女性没有生存能力，全家都只能靠丈夫，把自己的命运放到别人手里，怎么想都没有安全感；不肯结婚生子的，事业再好也被看不起，不被世俗认可，不算成功，也不知道不嫁人能判几年？

沈琳从小就被这个困境套牢了，被教育着要好好努力，给父母养老，还要照顾弟弟，父母是实实在在从她这得到好处的，大几十万换来的就是行情不好的黄瓜，沈磊什么都不用做，就已经备受宠爱了，父母给他寄的是2箱猕猴桃。

弟弟不应该成为姐姐的责任，都是父母的孩子，而沈琳的父母把责任外包给了姐姐，沈磊离家出走，他们打电话骂沈琳，沈琳那一句“我是她姐，我不是她妈”，短短九个字，道尽了无数心酸。

多少个沈琳，承担了父母的希望，却不被偏爱，想通过钱来证明自己的“成功”，但也在无形中给自己套上了枷锁。

“花木兰困境”太大了，我们依旧活在一个男权话语为主的社会，平等路漫漫，不论是回归家庭做主妇，还是留在职场当精英，只要遵从本心而活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