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再次就职之际，美国国内学者就如何应对中俄建言，比如把军事援助当作筹码施压俄乌让步；以及加大国内投资和同盟邦、伙伴的合作，推进对华技术竞争等。无论是自由派学者，还是保守派学者，都认为美国外交政策又到了一个分水岭。美国《外交事务》最新文章“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合理评估中国挑战”（Know Your Rival, Know Yourself，Rightsizing the China Challenge）就提到，特朗普2.0时期，美国要想转变和调整政策，就首先要对中美实力对比有更清晰的认识。文章作者是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唐氏中国政策讲席研究员白明（Jude Blanchette）和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何瑞安（Ryan Hass）。其中，何瑞安曾在2013年至2017年担任美国国安会中国大陆、台湾和蒙古事务主任。
文章写到，中国常提及的“东升西降”似乎也不可避免地被一些美国领导人接受，由于符合这种预测的证据很多，今天许多美国人担心中国会超越美国。比如，从高超音速导弹，到造船业，中国在多个关键领域的实力不断增加。尽管中国尚未达到主导地位，但这种情况似乎说明，中国政府驱动下的发展模式似乎仍然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但是，美国人要是这么想将是一个严重错误，因为中国也有自己的“短板”，如果不考虑这一点，美国就无法真正评估自己的实际处境，并做出明智的决策。
“即便是最强大的地缘政治对手，也有隐秘的脆弱点，这要求美国领导者不仅要敏锐地察觉对手的优势，还要洞察其弱点”。文章认为，美国拥有独特且持久的战略优势：经济韧性、创新能力、盟邦体系以及开放的社会。而中国经济发展则面临结构性挑战和政策机制的制约。
美国高估、低估对手的习惯
文章称，上个世纪的美国总是高估竞争对手的实力，低估自己的优势。这种习惯在美苏冷战中最为明显，那时美国官员和分析人士恐惧感强烈，认为苏联在军事力量、科技进步和全球政治影响力方面已经超越美国。例如， 1950年代末的美国官员曾认为苏联拥有远超美国的、更先进的洲际导弹库存。然而，后来通过美军U-2侦察机等资源收集的情报显示，所谓的“导弹实力差距”大多是虚构的。随着冷战的结束，大家越来越清楚地看到，苏联经济在军费开支的重压下最终走向崩溃，许多所谓的苏联优势都是被夸大或基于误解。
文章也提到，这种低估对手的倾向也和体制因素有关。西式民主体制存在对自身缺陷的更多公开辩论，可能导致国内短板被过度聚焦，使得弱点看来其比实际情况更为严重。而苏联那样的专制体制则相反。倾向于呈现出比实际情况更光鲜的一面。比如，苏联通过阅兵来维持一种战无不胜的表象。苏联掩盖经济停滞、政治内斗和创新失败的尝试，也误导了美国决策者；与此同时，美国的自我批评倾向则掩盖了自身的实际优势。
文章提到美国的这种倾向或习惯也有积极的一面：让美国有危机意识，刺激美国加大在卫星技术、科研和人才领域的投资。文章列举了美国在冷战时期的“意外成果”。如苏联在早期太空竞赛中取得成功后，美国害怕在这一关键领域落后苏联，因此成立了NASA，加大了科研和教育领域的投资。但美国低估对手也有可能让美国付出沉重代价，比如一战后德国纳粹的崛起、上世纪90年代基地组织的滋长、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等。
“但在许多情况下，对竞争对手的过度恐惧导致美国错误地分配政府资源，忽视了培育自身实力的必要性，分散了注意力去应对边缘性威胁，甚至陷入了不必要的战争”。
例如，美国在越南战争中财政和人力的巨大投入，部分源自所谓的“多米诺理论”，该理论认为如果美国允许苏联支持的共产主义在东南亚扎根，全球最终将不可避免地被共产主义主导。这种信念促使美国专注于赢得一场代价高昂、旷日持久的战争，最终耗尽了资源，损害了其全球声誉，并侵蚀了美国人对自身政府的信任。几十年后，类似的对夸大威胁的动员——对伊拉克萨达姆·侯赛因政权的反应——导致了灾难性的、旷日持久的冲突、国内动荡，以及美国国际信誉的进一步下滑。
因此，美国倾向于通过指认对手的实力（优势）来促使国内行动，这种做法实际上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感知到的威胁可以动员资源、推动创新，并在面对潜在挑战时促进团结，这一点在冷战期间的太空竞赛和军事进展中得到了体现。一个有益的高估是能够激发建设性行动，而不会导致偏执或无法持续的承诺。然而，当高估显著扭曲政府的优先事项，并使领导者的有限关注力从其他紧迫问题上分散时，过度高估就变得有害。认识到这种差异需要对对手能力的细致理解，并制定出一种经过精准调整且可持续的应对措施。
怎么平衡性地评估中国
文章认为，过于悲观的宿命论或者过于自信的胜利主义都可能使人忽视一个更加细致、全面的视角。这种视角既看到中国在全球舞台上的影响力日益增强，同时也承认美国依然拥有一些独特的战略优势，诸如其经济的韧性、强大的创新能力、牢固的联盟体系以及开放的社会体制。
比如在经济层面，人民币还无法取代美元。创新层面，根据斯坦福大学的全球人工智能（AI）实力排名，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处于全球领先地位，尤其在AI研究、私人部门融资和前沿AI技术发展等领域，相对于中国具有显著的领先优势；能源安全方面，中国严重依赖进口，而美国已经实现能源独立。
就盟邦体系而言，文章提到，中国目前尚未能与美国匹敌其最强大的“力量倍增器”：全球联盟体系。美国与北约、日韩澳的合作，不仅仅是象征性的，它们使得美国能够进行实时协调，从而将部队部署到远离美国本土的地区，增强了美国的军事效能和战备能力。超级大国是能够在全球每个角落投射力量和行使影响力的国家。美国符合这一标准，而中国目前尚未达到。
军事方面，中国缺乏实战经验，使得它是否能够在现代战争的压力下执行复杂的作战任务尚不确定。而且，任何发生在中国或其邻近海域的冲突，都可能对中国经济产生不成比例的影响，因为中国的经济严重依赖海上贸易及与周边地区的贸易。相比之下，美国军队在全球范围内投射力量的能力仍然无可匹敌，得到了广泛的作战经验、庞大的联盟网络以及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前沿部署部队的支持。
美国落后是因“自我投资”不足？
文章认为，美国在关键领域缺乏竞争力，并非美国能力不足，而是因为美国的“缺席”，在国内替代品的投资上反应迟缓，不愿调动资源以与中国的速度相匹配。比如，在5G通信领域，中国在非洲、亚洲和部分欧洲市场占据了主导地位，而美国过去在这些领域的资金投入速度较慢。这一成功得益于政府在战略领域高度定位和聚焦，以及政府补贴、资源配置和长期经济项目的推动，包括社保体系的改革和国内消费刺激。
文章称，随着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增加，美国应当利用好自己的优势。为此，美国政策制定者必须在自己强项领域进行大量投资，增加研发和尖端产业的资金支持，通过有针对性的移民改革吸引全球人才，强化亚太和欧洲的联盟关系，重建美国的国防工业基础。
“如果美国领导人继续对中国崛起感到焦虑，而不是采取这些至关重要的措施，华盛顿的战略优势可能很快就会消失”。文章最后说，美中竞争将是未来几十年的决定性特征。尽管中国可以在关键领域取得快速进展，但取得的成果依然脆弱。对美国来说，真正的危险可能并非是中国这一新对手不可匹敌崛起，而是在于美国自身不愿承认并发挥其无与伦比的潜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