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那个卖烟卷的妇女是前清格格？”1954年冬的政协会议上，有位干部指着档案里的名字发问。这句话传到毛泽东耳中时，他正在中南海菊香书屋批阅文件。窗外积雪压弯了松枝，钢笔尖在信纸上停留许久，最终在韫颖的自述信空白处写下：“走进人民中去，真是个有骨气的同志。”

爱新觉罗·韫颖的人生轨迹，恰似一面被打碎的铜镜，每块碎片都折射着时代巨变的光影。宣统三年隆裕太后颁布退位诏书时，紫禁城里的奶嬷嬷们还在用貂绒包裹刚满月的十七格格。这个生逢末世的皇族女婴，自小在钟鸣鼎食中成长，却不知自己将亲历三个时代的跌宕。

1924年11月的寒风中，十一岁的韫颖跟着兄长溥仪仓皇出宫。天津张园的雕花铁门后，前清遗老们仍执着地行三跪九叩大礼。但租界里的西洋钟声已悄然改变着这位格格的认知，她开始发现，“主子”这个称呼在租界巡捕面前毫无分量。有意思的是，当兄长沉溺于复辟美梦时，她竟偷偷跟着家庭教师学会了用钢笔写字。

1932年的春天来得格外早。长春伪满“皇宫”里的樱花树下，十九岁的韫颖被迫接受兄长安排的婚姻。她的新婚丈夫润麒，这个本应在牛津研习法学的青年，此刻却要作为人质远赴东瀛。“咱们这是往火坑里跳啊。”临别时丈夫的耳语，成了她此后十年最清晰的记忆。

东京赤坂的寓所里，妇女会的和服贵妇们总爱围着这位“满洲国公主”打转。她们教她说日语，却不准她独自上街；给她送来京都的绸缎，却扣下所有家书。某日暴雨倾盆，韫颖裹着湿透的旗袍冲进邮局，硬是把写给溥仪的求救信塞进邮筒。邮差惊讶地发现，信封上的汉字竟比很多日本人写得还要工整。

1945年的哈尔滨街头，三十二岁的落魄妇人挎着藤篮叫卖烟卷。曾经的翡翠戒指换了五斤高粱米，绣着金线的旗袍改成了粗布棉袄。最艰难时，她带着三个孩子挤在八平方米的板房里，生火做饭都要跟邻居借洋火。但街坊们发现，这位自称“金女士”的寡妇，总能把破旧的蓝布衫浆洗得干干净净。

命运的转折往往藏在最平凡的日常里。1954年深秋，担任居民组长的韫颖正在调解邻里纠纷，忽然看见载涛叔父带着位穿中山装的老者站在巷口。章士钊先生翻着那本《满宫残照记》，目光在泛黄的照片与眼前妇人之间来回游移。“您就是...”“我现在是街道治保主任。”她抢着回答，手指不自觉地绞着工作证的挂绳。

当这封用钢笔誊写的自述信摆在毛泽东案头时，窗外的腊梅正吐出第一缕幽香。信纸边缘的批注墨迹未干，周恩来已经着手安排政协会议的列席名单。最令人动容的细节藏在档案深处：成为政协委员后，韫颖第一次领到工资，竟给街道托儿所买了整箱的图画本。

1956年的战犯管理所会面室，溥仪听到那声久违的“大哥”时，手里的茶缸险些跌落。玻璃窗后的润麒看着妻子眼角新添的皱纹，突然想起东京寓所里那盆始终没开花的君子兰。而此时的韫颖，正在笔记本上认真记录着：“下周要组织学习第一个五年计划......”

晚年的韫颖常坐在四合院的海棠树下纳鞋底。有记者问起卖烟卷的往事，她总笑着摆摆手：“那会儿的'大生产'牌烟，可比现在的带劲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