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商汤采铜铸币之处应为昆仑瓦屋山
众多文献记载的“商汤采铜铸币”的地方就在现今四川眉山洪雅与雅安荥经交织的昆仑瓦屋山区域，这里还是汉代邓通铸币以及卓王孙采铜的地方。不仅有文献佐证，更有近一百平方公里的国内迄今最大的冶铜遗址与成千上万吨铜渣实物为证。我们从商汤采铜的庄山开始推论。
春秋时期管仲的《管子》与汉代桓宽的《盐铁论》等古籍对商汤命人在庄山冶铜铸币都有明确记载：“汤以庄山之铜铸币”。那么这出铜的庄山到底在哪里呢？
清代的《御批历代通鉴辑览》中给出了非常明确的答案：“伊尹言于王发庄山之金铸币以赈民...蜀严道有铜山，后汉避讳改庄为严,此庄山盖即严道之铜山也”大意就是商汤之相伊尹向商汤进言将庄山的铜开采出来铸成币用来赈济灾民。其后，在注释中，还专门解释了这里提到的商汤采铜的庄山其实就是古蜀严道地区的铜山。而严道，原来本为庄道，是因为避讳汉代帝王名讳才改“庄”为“严”。
这里还有一个同时期因避讳改庄姓为严姓的案例，大家熟悉的汉代著名易学算卜大师，扬雄的老师，成都郫县人严君平，原名其实是叫庄君平。
严道铜山就是商汤采铜的庄山，不仅从名字上吻合，从众多正史记载上，也能体现严道作为历代大型重要产铜冶铜基地的事实。其中，发生在这里最为有名的故事就是汉代“邓通铸币”。
2.邓通、卓王孙采铜铸币之处应为昆仑瓦屋山
文献记载“邓通，南安人（乐山），今蒙山近青衣水南，青衣在侧并是故秦之严道地。青衣县又改名汉嘉（今乐山）”。
《史记·佞幸列传：“（汉文帝）於是赐邓通蜀严道铜山，得自铸钱”。汉文帝时期派其宠臣邓通回老家严道铜山采铜铸币，“富可敌国”的成语典故就出自这里。
严道铜山不仅造就了富可敌国的邓通，同样造就了后来全国首富司马相如他老丈人，也就是卓文君他爹卓王孙。《华阳国志》记载：“ 汉文帝时，以铁铜赐侍郎邓通。通假民卓王孙，岁取千匹。故王孙货累巨万亿，邓通钱亦尽天下。”也就是说，邓通借卓王孙之名，共同发财致富，以致双双富可敌国。
直到三国时期，诸葛亮与西南羌王会盟，留下了“铸剑为犁”与“化干戈为玉帛”的经典故事流传至今，“止戈”地名到现今都在当地留存。
那么，这个富产铜铁矿的严道在哪里呢？
3.严道铜山就在雅安荥经眉山洪雅区域瓦屋山附近
《洪雅县志建置》有“洪雅西南皆为秦汉严道县地”，“铜山，县西南一百二十里，即汉文帝邓通铸钱处”。
《雅州志》称：“严道废城在州西郊大江之岸，今荥经县界。
《寰宇记》：废严道县，在瓦屋冈，址犹存。
综上文献所属，严道铜山就在雅安荥经与眉山洪雅之间，更准确的说，就在我推论的昆仑瓦屋山区域。
清代时期四川学政何绍基曾游瓦屋山，他写过很多有关瓦屋山的游记，其中在《双洞溪左右铜厂不见一人》一诗中就对“瓦屋山区域产铜、铅”等金属矿做了详细的描述：“四邑环治瓦屋山，山场唯有洪雅宽。铜铅铁炭山力富，地不爱宝人樸完。荥经商民有心计，始以采铜媚长官。私开几年渐登税，毛矿易竭财力殚。双溪寺前新矿出，天为官商補澀难。豈知滋发未三载，铜苗渐少人夫闲。铜归荥经地洪雅，累年官牍争端烦。利不易兴亥易积，巧不可恃拙可安。军兴未已帑藏绌，京师郡国添铸钱。瑩经之苦方未已，有言利者尚慎旃”。这首诗涵盖很大的信息量，何绍基不仅提到洪雅双洞溪有铜矿，还有一处叫“双溪寺”的也有铜矿，历来这两地为资源争夺不断，两地也是秦汉京城铸造钱币的铜矿来源。瓦屋昆仑区域的矿产丰富可见一斑。
光有文献还不够，非常巧合的是，通过实地考察也印证了这个结论。眉山学者李永政经过多年实地考察，发现了在瓦屋山区域一处以铜渣堆集点为标志的冶铜遗址。这片遗址方圆辐射近两百平方公里范围，东起洪雅县高庙镇丛林岗，西至瓦屋山东麓，分布在洪雅县高庙镇的丛林村、瓦屋山镇的张村、石溪村、罐坪村、孔雀村、王村、复兴村、燕远村等区域。
眉山学者王仿生在《严道铜山考异》提到50年代末在瓦屋山复兴村曾办过“复兴铜厂”，在这里开矿炼铜的工人有数百人之多。当时工人在废弃的矿坑中曾发现一个重达几十公斤的大铜锭，上面的文字就是“大汉官铜”。“大汉官铜”铜锭的出土，再次证实了《史记》对邓通的记载完全真实，而且邓通冶铜之地就在瓦屋山。
4.三星堆部分青铜器矿源应为昆仑瓦屋山
好，我们回到商汤采铜。以上信息通过历史现存遗迹与文献记载相结合，明白无误证明了商汤采铜的庄山，就是瓦屋山区域的严道铜山。这都不能说明问题还有什么可以？这片区域，不仅有巨量铜渣残余，在《洪雅县志》等文献里甚至还提到了这里的铅、锡、铁等其它矿产资源。
问题来了，谁说三星堆区域除了彭州，其它地方没有矿源？
如果昆仑瓦屋山区域是重要的同矿源地，这也可以解释《山海经》中记载昆仑之上的西王母“铸铜镜”与黄帝“采铜铸鼎”在瓦屋山区域的合理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