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德朝以后，王府官员的素质每况愈下，他们阿谀取容，才学浅薄，不能尽心辅导，致王有过，乃至诱导为非。

面对王府官队伍的恶劣品行，明政府在宗室与大臣的一再要求下，出台法令规范王府官的选拔制度，加强对王府官队伍的管理。

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规定：“长史有缺，于进士、举贡内慎择学行老成者升除；教授等缺，于各府州县学训导内推选升补。”

二十五年规定：“长史非科目出身，纪善至典宝等官非监生不许升除，以重府僚

之选。”

到了万历朝，明神宗下旨，各府长史有缺，“择守才兼优”者任之，并将此载

入《要例》。

此后越来越多的修身廉洁的贤能之士担任王府官员，王府官队伍的整体素质有了很大的提高。

其次，明廷打破“王府官旧不考察”的惯例，建立对长史、审理、纪善等官的考察机制。

嘉靖元年题准：“除典仪、典膳、奉祠、教授等官照旧不考外，其长史、审理、

纪善，若拨置妄为及不能铃束府中官属旗校人等者，许各该抚按官于考察京官之年开具实迹，奏请定夺。”

每六年一次考察，考察内容为是否履行职责、遵守朝廷法度。

但执行效果并不理想，依旧是“王府官例不考核，其给授与否，取自上裁”。

嘉靖八年（1529年），大学士杨一清上奏“今后长史、纪善等官务选有学者任之，每九年一考绩如例，黜陟有差，庶人知自重以图进取而王国可保无事矣。”

自此王府官的考察制度重新恢复，考察事宜依然由地方巡抚、巡按具体负责。隆、万时期加大考察力度，对于不称职的王府官员，巡抚、巡按等人可随时上奏弹劾。

对各王府差人到京，朝廷也做了明文规定。

正德十一年武宗下旨：各王府差来人员，止许安歇于朝廷指定的会同馆内，不许潜住于外，事情办完即刻回府，违反者发配充军。

京师内各处人员若擅自允许王府人员居住，事发后按律处置。嘉靖元年规定，各府差来人员挟带空本，在京填写者，京城有司严行缉拿。

万历时，礼部尚书沈鲤奏：

“敢有安歇王府员役。及寄顿财物者，问拟边卫充军，仍照近例枷号本部门首，其有指称衙门吏书，交通王府人役，夤缘为奸者，除臣等访实参奏外，许诸人提获。各王府员役敢有营求差遣，潜赴京师者，许五城御史及厂卫缉事衙门访拿。”

明中期后，一旦为官王府，即“禁锢终身，不升有司”，仕进之路被完全堵塞。

王府官绝望至极，失去了他们的先辈所具有的责任心和使命感，他们尸位素餐，碌碌无为，在狭小的王府中虚耗生命，固守着年老致仕的宿命，出现“例不考满，又无黜陟，至七十以上者犹不隐退”的尴尬局面。

万历时，杨一清上奏，王府官员凡“其有才堪大任者，破格优处，或知府运使蕃臬等官与同外官一体升转；

其另城教授职任亦繁，亦应选择升授，如取业克修，量擢审理等官，以激其进”得到神宗的恩准。

从此，王府官可以按照程序，升任朝廷大臣或地方有司。

洪武初年，朱元璋命人编纂《昭鉴录》，颁赐诸王，希望诸王能以史为鉴，“上尊天子，下抚百姓，为国家藩辅，以无挠天下公法”。

后世诸帝为激励宗室成员上进，对表现突出的宗室子弟给予奖励，将其树立成宗室的榜样。

明朝以“以孝为治”，所以明廷对孝道的宣扬不遗余力，很多宗藩以孝敬闻于朝

廷，被朝廷降敕褒奖。

如景泰时，代王薨逝，襄垣王“水浆不入口三日，寝苦枕块，哀毁逾礼。及葬，庐于墓侧，春祭悲号逾十日方回”。

王府教授张斌上奏朝廷，景泰帝“嘉之，降载奖谕”。

下层宗室有孝敬长辈者，朝廷也同样给予表彰、奖赏，如晋府奉国将军朱讳奇，这么一个识仁义、行忠孝的宗室子弟，明廷自然大是褒赏。

在他逝世后，命地方大员为其题写墓志铭，赞其“道德有成”，并向各地藩王宣传他的事迹。

对于宗室读书好礼者，明廷也给予积极鼓励的政策。

如永乐元年肃王朱楧请乞书籍，成祖立即下旨，“今有者悉送去，暂时短缺者辄令有司加紧刊印”。

又如万历时，郑府世子朱载堉，舍弃爵位和贵族生活，把毕生精力献身于科学文化事业，他“辑名历五十家，倾心考证”，结合百余年的天象实践，编定《黄钟历》和《圣寿万年历》、《万年历备考》；

还重新推算了回归年长度，以日影测极，测得北京的维度和地磁偏角。

礼部以其“不以崇高逸豫，而以留心历学，博通令古”，上请神宗“赐敕奖谕，以示褒崇”，神宗立即下旨，对朱载堉大加褒奖。

明中后期，政治腐败、农民起义、外族入侵、战争频繁，财政日益吃紧，部分宗室看到明王朝内忧外患的局面，纷纷主动捐助钱粮、上疏陈诉救国良策。

朝廷对这样的宗室也大力表扬宣传。

如万历三十八年，德王朱常清“捐米千石赈饥，全活者众”。

明神宗予以嘉奖：“王谦恭孝义，遵训守礼，兹又捐米赈荒，益征忠爱克撰。敕遣官奖励，有诃备彩币羊酒，并立记扁以示表异。”

崇祯十六年，瑞王朱常浩与福世子朱由菘上疏奏兵备事宜，为朝廷征剿农民起义军出谋划策，受到崇祯帝的嘉奖。

虽然明代确实出现孝亲敬长、乐善好学的宗室成员，在朝廷危难之际也建言献策、

慷慨解囊，但这样的“贤王”在宗室中屈指可数，比起庞大的胸无大志、碌碌无为的宗室群体来，简直是太仓一粟、微不足道。

“在诸王之中，乐善好书者固百不得一。而即有好饮醇酒，近妇人便称贤王，遂加奖励矣”。

由于宗藩条例约束多，宗室早已成了坐糜宗禄、啖民脂膏、被软禁于封地内的典型寄生阶层，他们整日游手好闲，直接结果就是犯罪现象的加剧，朝廷即使树立再多的“贤王”典范，也无济于事。

明代中央为减少宗室犯罪，通过裁减宗室禄粮来资助贫宗；通过限封来控制宗室人口的膨胀；

通过开宗学给宗室科举之途；通过整顿王府官来提高藩王身边人员的整体素质；

通过树立宗室榜样来激励劝谕宗室成员。朝廷所做的这些努力，收效甚微。

宗禄问题依然没解决好，宗室的整体素质依然低下。造成这一局面，是因为被朱元璋定为明代统治根本的《皇明祖训》，尽管其规定的宗室爵制缺陷已经显露，但后世诸帝不敢对朝

规典章进行修正，只能作一些枝节方面的修补，治标不治本。

有明一代，宗室犯罪问题始终未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