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11月的一天，公安部派专人来到了上海市公安局。
来人向上海市公安局的负责人出示了由康生亲笔签字，时任公安部部长谢富治批准的一则“处决命令”。另外，来人还特别叮嘱，在处决此人前一定要防止他胡言乱语，甚至还提出可以采用封嘴的方法。
但上海市公安局考虑到此人已经是一位年近八旬的老人，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问题，所以就没有同意。但鉴于上级已有明确的指示，于是便采取折中的办法，即在行刑前“请”老人喝了一顿酒，而后执行枪决。
那么，这位老人究竟是何来头，为何会受到康生、谢富治这两位大人物的特殊关照呢？此外，康生又为何急于亲自签署处决这位老人的命令呢？
这位老人名叫‘卢福坦’，他是我党早期的领导人之一，曾担任过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后来叛变投敌，并在国民党的特务机关任职，建国后被公安机关逮捕，在被处决时，他已经被关押了近30年之久。
事实上，‘卢福坦’这个名字，对于现在的很多读者来说，都太过陌生了，但不可否认的是，此人在我党早期历史上，的确称得上是一个人物。
卢福坦，1890年出生于山东泰安一户贫苦农民家庭。尽管家境贫寒，但父亲却很重视他的学业，硬是从牙缝里挤出几滴血汗钱，将他送进私塾念书。
然而，年幼的卢福坦却不能明白父亲的苦心，反而觉得一天到晚的“之乎者也”没什么意思，于是索性撂下书包，跟着一个同乡到外面做生意去了。但残酷的现实很快就改变了他的想法，于是又转而去做了工人。
时势能造出英雄，也能给那些投机取巧的人出人头地的机会，卢福坦就是最好的例子。
1919年5月，由于中国外交在“巴黎和会”上的失败，国内爆发了轰轰烈烈的爱国运动。学生、工人等纷纷走上街头，高喊着“誓死力争，还我青岛”“收回山东权利”“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废除二十一条”等爱国口号。
很快，“五四运动”的浪潮便席卷了山东半岛，卢福坦对此也是激情澎湃，大为触动。
1921年后，王尽美、邓恩铭在山东建立了共产党组织。此时，作为山东淄川县鲁大公司工人的卢福坦也开始积极响应我党领导的各种革命活动，带领一批工人在淄川、博山等地闹开来，成为一位积极进步工人运动带头人。
1926年，时年36岁的卢福坦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入党后的卢福坦仕途竟一片平坦。
入党后的第二年，卢福坦就被任命为青岛市委书记。
当时，山东区委将他视作一棵革命的“好苗子”，但同时也感觉到他胸无大志，缺乏真才实学，如果想要有所作为，还得经过一番历练才行。
不过，在当时革命形势如此严峻的情况下，一个人目前的水平和能力并不是主要的，因为这可以在后面的工作中得到锻炼和提高；出身好、立场坚定、革命劲头足、不顾个人利益得失才是当前形势下所考虑的重点。而毫无疑问，卢福坦非常符合这些标准。因此，这也成了他步步高升的一大原因。
入党仅四年时间，卢福坦就先后担任过山东省委书记、河北省委书记、河南省书记等职。但这仅仅只是卢福坦仕途生涯的“开端”而已。
1931年1月，由共产国际代表米夫一手策划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秘密召开，该会议意在扶持王明等人上台。
尽管在会议选举时有不少代表反对王明任政治局委员，但在米夫的精心安排和大力支持下，原本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王明，不仅成了中央候补委员，还成了中央政治局委员。
而与此同时，被王明看中的卢福坦也迎来了个人仕途生涯的“巅峰”，由“后补”转“正”。一个月后，卢福坦奉命接替罗章龙担任全国总工会委员长，并参与中央书记处的工作。
然而就在这时，革命形势却发生了突变。
这年4月，顾顺章被敌人逮捕后叛变，并供出了其所知道的一切党的秘密，并出卖了恽代英、蔡和森等人，从而导致我党的这几位优秀人才被敌人残忍杀害。
此外，顾顺章还供出了向忠发，但此人也是个软骨头，被捕后当即叛变，结果第三天就被蒋介石下令枪决了。
眼看着党的领导人一个接一个落入敌人之手，刚刚掌权的王明不由得感到惊恐万分，只好带着妻子躲进上海郊区的一个疗养所，惶惶不可终日。而这也就意味着，党中央在上海恐怕是难以立足了。于是，各领导人开始秘密转移到各地去。
当时，在上海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有三人，即周恩来、王明和卢福坦。这也就是说，新总书记的人选只能在他们三人中选择，而毫无疑问，由周恩来担任总书记一职是非常合适的，但当时中央已经决定让周恩来转移到中央苏区去，而王明则考虑到留在上海随时都有可能遭遇不测，于是便主动提出要去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
那么，这样一来，总书记一职又该由谁来担任呢？
恐怕只有卢福坦“合适”了！但当时中央并未明确让他担任总书记一职。卢福坦心想：既然山不向我走来，那我便向它走去。于是，卢福坦特地找到王明毛遂自荐。但王明只是比较看好卢福坦，本身与他并无太深的关系，况且总书记一职非常重要，所以就没有同意，而是让他去找周恩来谈一谈。
接着，卢福坦找到了周恩来，但周恩来也没有明确同意。但在之后新拟定的政治局名单中，卢福坦还是被指定为了常委，秦邦宪（即博古）则为总负责。
不久后，张闻天、秦邦宪先后转移到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去以后，留在上海的卢福坦便接替秦邦宪成为了中共临时中央的“总负责”。这样一来，卢福坦的“总书记”梦，也就算实现了。
然而，卢福坦还没来得及在新的岗位上“大展身手”，就被敌人逮捕了。
1932年12月的一天，卢福坦被英国巡捕房的警察抓获。但卢福坦没有被送进英国巡捕房，而是被递解到了上海警察局。
由于南京国民党特工早已探知卢福坦的身份，所以就没有将他关进监狱，而是直接把他送到了南京，临时关押在南京小东门的东方旅馆内。这里环境很好，而且吃喝不愁。
很明显，敌人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有意想策反他。然而，令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还没等特务动用手段，卢福坦便乖乖“招供”了，其叛变速度甚至连敌人都不由得大吃一惊。
由于卢福坦的“积极配合”，敌人自然也没有“亏待”他，不久便任命他为中统调查统计室候补特务，之后又担任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京赣铁路调查统计室南昌区区长。
卢福坦叛变后，供出了我党的很多秘密，同时交待了我党很多重要人员的情况，其中就包括“康生在1930年被捕叛变”一事，而这也成了康生后来签署命令处决他的导火索。
据记载，康生在1930年被捕后，是通过时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丁惟汾’的疏通才得以释放出狱的。不过，这并非是丁惟汾刻意救他出狱，而是因为当时丁惟汾的一个亲属也同时被捕了，所以这是巧合。
不过，这件事在当时知道的人很少。至于说康生在狱中有没有叛变，一直以来都没有准确的定论，因为知道这件事情的无外乎四个人，一个是卢福坦，另一个是陈赓，再一个就是饶漱石和谢富治。
康生被捕叛变一事，是卢福坦向国民党特务交待的，而陈赓始终没有提及过此事，至于饶漱石和谢富治，则是在后来才知道的。
当时，饶漱石曾专门派人到上海公安局调查过康生在上海的背景，从而看到了卢福坦向敌人交待的内容，于是饶漱石便将其拿去给主席汇报，但主席没有给予答复。
到了六十年代初，谢富治曾奉命到上海调阅这份档案的原件，并做了相关记录。
事实上，上海解放后，一部分的原始资料就已经被损坏了，一部分则被国民党带到了台湾，留存下来的资料很少，信息也不够全面。所以，对于康生是否在被捕后叛变，这件事并未有明确的答案。
然而，无论是卢福坦交代的情况也好，还是饶漱石、谢富治去上海调查资料案件也好，康生都不知道。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已经毫无利用价值的卢福坦被国民党彻底遗弃.1950年5月，卢福坦被公安机关逮捕，从此受到长期关押。
1968年，台湾情报局抛出了一份关于30年代康生被捕叛变的资料，并通过海外渠道进入北京。红卫兵“五大领袖”之一的蒯大富等人首先拿到了这份资料，并立即报给了江青和康生。而也正是这个时候，康生才知道了整件事情。
康生看到资料后大为恼怒和紧张，他一边极力公开宣扬自己从来没有被敌人逮捕，还信誓旦旦地说：“如果我被捕了，我就成为烈士了，也活不到今天。”另一方面，他又找谢富治质问这件事的来由。谢富治对此作了回答后，便要康生签字处决卢福坦，于是便有了我们开头那一幕，卢福坦也由此成了我党历史上第一个被处决的前政治局常委。
但康生不知道的是，谢富治手里还留有影印件，以至于在后来拨乱反正时，这份影印件还被中纪委负责人之一的王鹤寿看到。
当时，还有人准备据此定论康生为叛徒，但考虑到主要当事人已经不在，且缺乏大量有效地证据，所以最终就没有形成结论。
然而，尽管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康生被捕后叛变的事实，但这次康生如此急于处决卢福坦，又不得不让人对其意图产生怀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