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称为红卫兵“五大领袖”之首的聂元梓，一生曾经历过两段婚姻，而值得一提的是，她的两任丈夫都姓吴，且两段婚姻持续的时间都不长。
第一段婚姻是在延安学习和工作期间，聂元梓结识了一名青年干部吴某，两人于1945年结婚，婚后育有一儿一女。抗战胜利后，聂元梓被组织上派往东北工作，一家人在这里度过了一段幸福的时光。
然而，她的丈夫吴某却是个不安分守己的人，不久便出现了生活作风问题，最终两人的婚姻也因此走到了尽头。1959年冬，两人正式离婚。这年，聂元梓38岁。
1963年后，聂元梓奉调进京，任北大经济系副主任，次年又被调到了哲学系，任系党总支部书记。之后，聂元梓在一位老战友的介绍下，结识了时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党组书记吴溉之，两人在战友的撮合下，于1965年结婚。
相比于前一段婚姻来说，聂元梓与吴溉之的这段婚姻更加短暂，且更加令人唏嘘。
吴溉之，湖南岳阳人，1898年3月出生。由于家境比较优渥，吴溉之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教育，而且他思想进步，早在学生时代，他就积极参加反帝爱国斗争。
1927年4月，正在国民革命军第二军任职的吴溉之，奉组织之命调往上海总工会任政治宣传干事、工人纠察队大队长等职。
怎料，吴溉之刚到上海仅3个月时间，蒋介石就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
期间，吴溉之积极带领工人纠察队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结果不幸被捕入狱，直到一个月后，他才被保释出狱，而后被派往武汉担任武汉总工会工人纠察队队副。
同年七月，吴溉之被调到了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警卫营任排长。而当时第二十军的军长，正是大名鼎鼎的贺老总。
一个月后，贺老总率部参加并领导了著名的“八一”南昌起义，吴溉之则奉命担负起了起义指挥部的安全警卫工作，成功保卫了时任前敌委员会书记周恩来、起义军总指挥贺龙、前敌委员会参谋团参谋长刘伯承等起义领导人的安全，其出色的表现受到了周恩来、贺老总的表扬。
南昌起义失败后，起义军不得不撤出南昌，沿抚河南下广州。这时，吴溉之并未继续跟随部队南下，而是奉命潜入程潜的第六军，任第十九师第五十六团排长，秘密开展党的工作。
1928年1月，程潜向湖南进军，下岳阳、占长沙，一路势如破竹，仅一个多月的时间就连克湖南各地，后正式担任湖南省主席。就在程潜占据湖南后不久，吴溉之毅然脱离程部回到了家乡，找到我党平江县委相关负责同志一起组建游击队，并担任游击大队副大队长，积极策应彭德怀、滕代远和黄公略于这年七月发动的“平江起义”。
平江起义成功后，起义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下辖第十三师，由彭德怀任军长兼师长，滕代远任军党代表兼师党代表，下辖三个团和一个特务连、一个迫击炮连和一个重机枪连，共计2500余人。
按照预定计划，红五军将利用平江周围有利地形继续坚持作战，争取歼敌一两个团后，便撤出平江，向江西、鄂南发展。怎料，到月底，国民党军便调集八个团的兵力向平江县城攻击而来，企图一举全歼我红五军。
在敌我兵力和武器装备悬殊的情况下，经过一天的激战，红五军不得不主动退出平江县城，向湘鄂赣边区转移。但敌军依旧不肯善罢甘休，继续追歼红五军。
同年10月，红五军因在转移途中遭到数倍于己敌人的围攻，损失惨重，不得不重新整编，取消团、营番号，与平江、浏阳、铜鼓赤卫队混合改编为五个纵队，吴溉之被任命为第三纵队纵队长，奉命在平江、铜鼓、修水一带坚持游击战争，为保卫和发展湘鄂赣苏区作出了重要贡献。
1929年9月，红五军进行重组，由彭德怀任军长，滕代远任政治委员，黄公略任副军长兼第二纵队纵队长，吴溉之任政治部主任兼第三纵队纵队长。1933年，红五军和红八军合编为红三军团第四师后，吴溉之任红三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部长。
1935年红军胜利抵达陕北后，吴溉之便离开了红三军团，调任中央党务委员会秘书、中央局秘书长、军委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等职。
抗日战争爆发后，吴溉之调任八路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兼军法处处长，在任期间，他认真贯彻党中央、毛主席制订的正确路线，坚持任人唯贤的用人标准，注意团结和选拔来自五湖四海的干部，尽力做到人尽其才，事尽其功，为各机关、部队等输送了大量的人才。
除此之外，他还将从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延安大学等学校毕业的数万名学员安排到了合适的岗位上。
要知道，这些学员的水平有高有低、能力有大有小，因此想要合理安排好每一个人是非常不容易的，但吴溉之做到，在他的不懈努力下，绝大部分学员都被安排到了合适的岗位，为革命做工作，以至于这些学员们都亲切地称呼他为“老大哥”，还称他所领导的组织部为“娘家”。
不久后，吴溉之又被任命为中央军委锄奸部部长。而吴溉之担任这一职务，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临危受命”。
众所周知，在抗日战争时期，我军不仅要应付日伪的进攻，还要应付随时都有可能反水的国民党顽固派，各种大大小小的摩擦不断，其中比较出名的，就当属从1939年春至1943年夏的三次“反共高潮”了。
吴溉之被任命为军委锄奸部部长之时，正值蒋介石连续发动两次“反共”高潮，而在此情况下，国民党和日伪的间谍、特务便趁机潜入我军和各抗日根据地，进行策反和刺探。对此，吴溉之进行周密部署，率领锄奸部全体工作人员与李克农领导的中央社会部取得密切联系，相互配合，沉重打击了国民党、日伪等敌特分子的嚣张气焰。
吴溉之自参加革命以来，立下了不少功勋，但要说起比较出名的一次，当属1946年初平息了“通化二·三暴乱”。
熟悉历史的读者都知道，吉林通化在光复以前是伪满洲国的“首都”，也是日本关东军司令部的驻地。由于日伪在此地统治长达十四年，各种反动势力盘根错节，所以即便日本已经宣布无条件投降，通化光复，但驻扎在此的日本法西斯分子仍是一颗极易引爆的“定时炸弹”。
果不其然，1946年2月初，时任国民党通化县党部书记孙耕尧在国民党辽宁省党部执行委员会主任李光忱的策划下，秘密勾结日本战犯——原关东军第一二五师团参谋长藤田实彦大佐等人，成立了所谓的“暂编东北道地区军政委员会”，准备发动暴乱。
很快，我军便获悉了敌人的阴谋，并及时向时任通化省委书记吴溉之作了汇报。吴溉之听完汇报后，赶紧组织召开紧急会议，对即将发生的暴乱行动进行了周密部署。
事实上，这是一场敌我力量悬殊的战斗。
据相关史料记载，当时参加暴乱的日伪分子高达5000余人，如果再加上外围策应暴乱的分子则多达六七千人，而我军主力通化支队的三个团，当时均在外地进行剿匪工作，驻扎在市区的党政机关干部和部队等，却只有区区500多人。
在十余倍于己敌人的严峻形势的情况下，想要打胜确实不太容易，但吴溉之做到了。在他的周密部署下，这场反革命暴乱很快就被平息了，而且还取得了毙敌500余人、俘虏3000余人，并抓获了敌军事部长兼暴乱总指挥藤田实彦等要犯的战绩。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吴溉之被任命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党组书记。
上任伊始，他还顾不上安家，就立即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吃住都在办公室，不分昼夜的连轴转，与院长沈钧儒、副院长张志让等同志，共同研究起草了《最高人民法院试行组织条例》，使最高人民法院机构设置有章可循。
但这仅仅只是开始。当时最高人民法院需要在各大行政区设立分院，作为该行政区的最高审判机关。为了落实好这项工作，吴溉之可谓殚精竭虑，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从分院的选址、建设，再到人员的配备、经费的筹集等，吴溉之都亲自运筹，逐项落实。
上世纪六十年代，已经丧偶的吴溉之经人介绍，结识了北大的聂元梓，两人于1965年正式结婚。
我们在前文说过，在遇到吴溉之前，聂元梓就已经有过一段婚姻。按理说，已经有过一段失败婚姻经历的她，应该更加珍惜现在这段婚姻才对，但有着一定政治野心，且一心扑在政治斗争中的聂元梓，并没有这样做。
所以，即便两人已经结婚，但也是聚少离多，加上聂元梓本就是个特立独行、性格怪异之人，所以更加与吴溉之合不来。
特殊时期开始后，吴溉之便受到了冲击，造反派更是扬言要抄他的家。而当时，正在高喊着革命的聂元梓，根本不可能替她丈夫发声，反而还做出了所谓的“革命表率”，不仅同意造反派去抄她丈夫的家，还亲自带着红卫兵去抄。
对于这样一个“有问题”的人，聂元梓自然不会跟他长此以往的生活下去。于是，不久后，两人就离婚了。然而，离婚后的两人，命运却截然相反。
1968年7月2日，吴溉之因病离世，享年70岁。1979年8月，中央正式为他平反昭雪、恢复了名誉。
而反观聂元梓，她则一直活跃到了1971年初，而后便受到了隔离审查，其人生命运也由此发生巨大转折。1978年4月，聂元梓被逮捕入狱，判处有期徒刑17年。那时，她已经57岁了。
1984年，聂元梓获准保外就医，后于1986年10月正式获得假释。其实，按她之前的级别，出狱后理应获得一定的照顾，但事实却是，出狱后的聂元梓生活非常惨淡，一没有生活费、二没有医药费，三没有住房，原来的单位也都拒绝接收她……
2019年8月28日，聂元梓去世，终年98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