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 世纪中叶，美国的铁路建设正如火如荼地开展。菲尼亚斯・盖奇，一位在铁路施工现场备受尊敬的领班，凭借着聪明才智与和蔼的性格，深受工友们的爱戴。

1848 年 9 月 13 日，命运无情地给盖奇开了个残酷的玩笑。施工现场，突然一颗火星引发了炸药爆炸。巨大的冲击力让铁棍如炮弹般从他左脸刺入，贯穿脑部后从头顶穿出。

工友们被这突如其来的惨祸吓得惊慌失措，赶忙将重伤的盖奇送往医院。幸运的是，盖奇顽强地活了下来，除了失去一只眼睛，语言、记忆和运动能力看似未受太大影响。

但不久后人们惊恐地发现，他完全变了一个人。曾经温和谦逊的他，变得傲慢专横，行为举止变得让人难以理解。两年后，盖奇因创伤引发的癫痫离世。

医学家解剖他的大脑后，发现其前额叶脑区遭受了毁灭性损伤。可当时的医学水平有限，人们并未意识到这一发现的重大意义，只是将盖奇的案例当作一个罕见病例搁置一旁。

1895 年，沃尔特・杰克森・弗里曼二世出生于美国费城的一个医生世家。他的外公小威廉・基恩是美国著名的脑外科医生，在南北战争期间完成了美国首例脑外科手术，还确立了脑肿瘤切除与脑室引流手术的国际标准，为多位美国总统诊疗过。

弗里曼自幼被家族寄予厚望，在家族的高压下他形成了对认可极度渴望的性格，一心想要超越外公的成就。

从耶鲁大学毕业后，他怀着治愈精神病、改变精神病院混乱状况的理想，开展过类似深部脑刺激疗法的早期工作。他就职的第一家医院 —— 圣伊丽莎白精神病院，环境极为恶劣。医院管理混乱，官方记录混乱不堪。医院周边的公墓和乱葬岗，见证了无数病人的悲惨命运。在这样的环境中，弗里曼逐渐迷失自我，不顾辐射危害给患者大量拍摄 X 光片，做手术也不严格消毒。在医院外，他却热衷于在学术会议上用病人展示所谓的神奇医术，吸引记者围观。

1935 年，葡萄牙医生安东尼奥・埃加斯・莫尼斯发明了脑白质切除术。他们在精神病人颅骨上开口，向大脑前额叶注射乙醇损毁神经纤维。

尽管效果存疑且有副作用，如患者出现反应迟钝等症状，但因能让狂暴患者变得温顺，在精神病院逐渐流行起来。

莫尼斯后来还设计了脑白质切断器，通过在颅骨前端钻孔搅动来精确损毁前额叶神经纤维。

弗里曼看到了这一手术的 “商机”，高调宣称脑白质切除术是治疗一切精神疾病的 “万灵药”，并在圣伊丽莎白精神病院对大量病人进行试验，发表了诸多研究成果。

手术过程中失误频发，有女患者因手术引发脑部大出血导致半侧偏瘫，面对患者家属的愤怒，弗里曼巧舌如簧化解了危机，还额外收取了高额医疗费。

红色区域为大脑额叶

1941 年，约翰・肯尼迪的姐姐，罗斯玛丽因为精神出现问题，非常容易暴怒，他的父亲将听说了这个白切术后将其送来治疗，希望能得到好转。

弗里曼认为这是一个提升自己声誉的绝佳机会，他谨慎地实施手术，结果却适得其反，肯尼迪小姐术后智力进一步下降，变成了呆滞的状态，罗斯玛丽四肢基本瘫痪、大小便失禁。但弗里曼却利用肯尼迪家族的名声大肆宣传，吸引了更多患者前来。

随着病人数量的急剧增加，为提高手术效率，1945 年弗里曼发明了冰锥疗法。这种手术极其残忍，先用电击将患者电晕，拨开患者的眼皮，将一个细长的工具（外形像冰锥的锥子）从眼眶插入，搅动钢针损毁前额叶。

这一疗法因操作简单、对消毒要求低，迅速在世界各地的精神病院传播开来。手术范围也从精神病扩展到各种疾病，甚至一些被认为行为异常的健康人也可能被实施手术。

据统计，1939 年到 1951 年间，美国有超过 18000 人接受了脑白质切除术。

脑白质切除术的严重副作用逐渐显现。手术死亡率超过 10%，多数患者术后情况并未好转，反而出现偏瘫、狂躁、抑郁或变得麻木呆滞，如同行尸走肉。

科学界率先发出质疑，1944 年、1947 年先后有杂志和专家指出手术的危险性。1950 年，苏联率先全面禁止脑白质切除术，日本和德国随后跟进。

尽管以弗里曼为首的利益集团极力游说国会，试图维持手术的合法性，但随着神经科学研究的深入，人们逐渐认识到前额叶的重要功能，简单损毁前额叶与大脑其他部分的联系会对人格造成不可逆且不可知的损害。

手术前后对比

同时，许多治疗精神分裂症的有效药物被开发出来，脑白质切除术最终被彻底摒弃。

晚年的弗里曼众叛亲离，助手与他决裂，莫尼斯也公开谴责他。

1967 年，在又一次导致患者脑出血死亡后，弗里曼停止了手术。在他的职业生涯中，共实施了约 3500 次脑白质切除术，导致 490 人死亡，可他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仍坚信自己所做的一切是正确的。

他的两个儿子继承了他的职业，在他去世后，仍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捍卫着父亲的 “荣誉”。脑白质切除术这段黑暗的历史，时刻警示着我们，医学的进步必须建立在严谨的理论基础和恪守伦理道德之上，否则，将会给人类带来难以估量的灾难。



文字来源芳斯塔芙的视频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