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员潮下鸡娃群变失业群!那些掏空家底去留学的人已经清醒了

社说趣料 2024-09-13 15:14:52

全球大型企业的裁员潮愈演愈烈!

就在前两天,全球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的普华永道美国分所突然宣布,将在10月裁员约1800人,占分所员工总数的2.5%。上一次普华永道在美裁员,还是在金融危机后的2009年。

8月底,“蓝色巨人”IBM关闭中国研发部门,涉及员工数量超过1000人,甚至连“老板”也在裁员名单中。与此同时,IBM宣布,公司将在未来5年内,用AI取代8000个工作岗位!

这几年,一波波不停息的裁员潮让海外留学生们的心哇凉哇凉,难道注定逃不过“毕业就失业”的结局?!

而有的想要送孩子出国留学的家长,最近发现自己所在的鸡娃群,突然变成了失业群,讨论鸡娃的那波家长,现在在讨论如何“再就业”。

这种情况下,是否要掏空家底,换来一纸海外大学文凭?

这让我想起前几天,我和一个朋友的讨论。他跟我说起,他认识的一个孩子去杜克大学读研究生了。杜克可是“南方哈佛”、USNEWS排名#7的大学啊!不过,这也意味着得花上百来万,几乎掏空了爸妈的家底,学生自己也背负了很大的压力。

那为什么非得去留学呢?原来这个孩子本科在一所国内985,考研特别难……

但我忍不住吐槽:

这样的决策是不是有点问题?以前形势好的时候,去美国读个名校硕士,再进科技大厂工作,这笔投入还算划算,几年就能赚回成本。可现在,他在杜克读完硕士后,万一在美国找不到工作(这概率还不小),留不下来,回国工作可能又赚不了多少,但家里的积蓄已经花光了。这样的家庭,本来是通过努力培养出一个成绩优秀的孩子,却可能因此陷入困境。

朋友听后笑着反驳我:

“你觉得这个决定不明智?可你家老大今年不也要去读美本吗?你家老二以后也走这条路吗?”

我听后挠了挠头,毕竟我还没想好。

后来我反思了一下,我家老大的教育路线是“高欲望时代”的产物,而比她小九岁的老二,却可能面临一个“低欲望时代”。是否要让老二复制姐姐的路径?这确实是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从高欲望时代到低欲望时代,

“长期主义”破产了?

过去,我们都说教育需要“长期主义”,因为孩子的教育过程和人生很漫长,家长的教育决策通常都是基于长远预期的,可以视为一种“乐观偏见”。许多情况下,这种心理习惯能激励人们突破困难,取得成功,然而,当经济环境不佳时,也可能会变成一个陷阱。

比如现在回头细看,我们过去几十年来在教育上的一些“高欲望”行为,是不太合理的。比如中产阶级为了让孩子出国留学不惜倾家荡产,卖房去留学,工薪阶层拼尽全力让孩子考研……或许再过十年,我们会对这些行为感到更加不可思议。

我觉得这些“高欲望”行为背后有三个原因:

01

中国传统上的家庭期望一直很高,几代人都愿意在孩子的教育上投入大量资源;

02

长期的独生子女政策,使得家庭的教育投资可以高度集中在一个孩子身上;

03

则是一种独属于70后和80后的“习得性信心”。

我曾在网上看到一篇名为“70后是否最幸福”的文章:70后、75后成年后,正赶上一个经济增长迅猛的时代,新事物层出不穷。站在这个角度看,70后确实感受到了更大的获得感。

我有个朋友曾感叹,小时候最大的愿望就是单位能分套公房,没想到后来她不仅能买房,还买了好几套。她也是我朋友圈里比较早送孩子去读美高和美本的人之一。后来我意识到,“房产”和“教育”两者之间其实是有联系的。

过去的年代,大家都纷纷买房,房价也不断上涨,因为大家普遍认为未来的房价肯定比现在高,房子是值得投资的,然后就是所谓的“长期主义”,相信只要咬牙坚持按揭十几年,最终会有丰厚的回报。

在教育领域,大家也普遍认为,孩子的教育水平和事业发展一定会超过父母一代(虽然事实并非如此),孩子必须通过教育这条路才能成功(但实际上很多孩子并不适合走学术型的道路),家长们会倾尽所有,甚至不惜砸锅卖铁地投入教育,哪怕这与家庭收入不成正比。

现在,“高欲望行为”的三个因素都在消失。

独生子女政策已经结束,传统的家庭期望也不再那么强烈,过去一个孩子有出息就能光宗耀祖、甚至照顾整个家族,但现在城市家庭已逐渐缩小为核心家庭,孩子的成就与家长的关系也不再那么紧密,最多是不啃老而已。

至于70后的“习得性信心”,注定要受到挫折,因为过去这种高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起点太低,因此它是不可能长时间持续的。

70后在家乡省会城市买了房以后,下一代并不一定都能在一线城市市中心买房;70后父母进入本科后,下一代并不一定都能进入985大学。

如今,许多年轻人和孩子选择“躺平”,或许正是因为面对社会和父母的高要求,在无法达到这些预期时,做出了一种自我保护。

■ 截图自电视剧《逃避可耻但有用》

那么,是否随着经济发展放缓,就一定要进入“低欲望社会”呢?那倒也未必。

“低欲望”这一概念是日本著名经济学家大前研一提出的。他说低欲望社会并不等同于经济发展低迷,它的最大可怕之处,在于年轻人偏向“保守”——许多原本可以实现的人生发展机会,因为低预期而被主动放弃。

一旦放弃了努力和探索,生活状况自然不会好转,年轻人可能会自我安慰:“我早就知道会这样。”形成了一种自我证实的恶性循环,就像经济陷入通缩一样,很难走出来。

而大洋彼岸的美国,尽管在过去一两百年中经历了多次起落,但即使在各种混乱和骚动中,也从未进入“低欲望社会”。

大前研一指出,“低欲望”的根源或许在于日本的教育模式,即典型的东亚式教育。

■ 截图自电视剧《逃避可耻但有用》

东亚式教育是低欲望社会的罪魁祸首?

大前研一说,东亚式教育旨在培养整齐划一的人才,以适应大量生产、大量消费的时代需求。学生们被要求记住老师给出的“标准答案”,而这些答案往往来自上级部门的指导方针。

这种教育虽然能提供传统产业所需的基础劳动力,却无法培养出思维独特的“杰出人才”,也难以催生高度专业的新兴产业。

观察孩子们,我们会发现他们有两种本能:

一种是追求强大的竞争本能;另一种是追求新奇与变化的探索本能。

在高欲望时代,竞争本能可能被教育体系过度引导,专注于学业和成绩的单一竞争,而探索本能则被压抑。

随着经济增长放缓,单纯努力的回报率大幅降低,失败率提高,导致了努力愿望的减弱;而探索本能早已被削弱。在这种情况下,既不愿竞争又不愿探索,年轻人就逐渐走向低欲望状态。

■ 截图自电视剧《无法成为野兽的我们》

与日本不同,美国的教育体系以多样化和创新为特点,这使得美国在经济放缓的背景下,依然保持着高欲望和高活力。多样化的教育体系能够培养出奇人异才,不断催生高度专业的新兴产业。在这样充满刺激和挑战的社会环境中,上进心成为推动个人奋发向上的动力。

如果年轻人能够通过接受新鲜的刺激,在保持竞争本能的同时发挥探索本能,就有望获得追求人生成就的高欲望,为他们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上周我送女儿去美国上大学,最直观的感受就是美国大学生群体的多元性。

比如,校园里有很多印度裔学生,但他们当中既有不少在美国本土长大的印度裔学生(他们看起来高大健壮),也有不少从印度直接过来的学生(他们看起来比较腼腆,但很聪明)。

另一方面,华裔学生也彼此不同。第一天,女儿就跟我说她跟一个意大利女生交上了朋友,让我很惊讶,后来一问,原来是个温州籍的女生,不过从小在意大利长大。

每个不同背景的大学生,背后都有着独特的成长环境和知识结构。比如--

从印度来的学生,可能带来了南亚的文化视角;在意大利长大的华裔学生融合了中欧文化的双重背景;而ABC学生,则兼具了中国血统和美国文化的双重视角。

这些不同的成长轨迹和多元的知识积累,让他们能够从不同的角度观察世界,理解问题。在与同学的交流中,可塑性更强的年轻人能够接触到不同的思维方式,了解不同的社会现实,从而拓宽自己的认知边界。

这种主动接触多元环境和视角的过程,本身就会激发孩子的竞争本能和探索本能。这样一来,即使他们衣食无忧,也不必担心会陷入低欲望的状态。

因此,大前研一为日本社会提出了一个有趣的建议,就是让学生从初三起就利用假期去海外短期留学或参与义工活动。他说:

我估计,或许在被送往海外的学生当中,大多数会在恋家哭泣中度过最初的三个月。如果无法与他人交流沟通,不仅不能表达自己的所思所想,或许还得体验到总是饿肚子的感觉或懊悔的心情吧。然而,这正是为了能够‘长大成人’的重要体验。亲身体验与自己不同的价值观,人就会以惊人的速度茁壮成长。”

相较于长期陷入停滞、难以摆脱的日本,刚开始面临发展放缓的中国在英语教育和留学准备方面本来就有一定的优势,或许能够帮助学生更好地应对未来的挑战。

我们甚至可以借鉴大前研一的建议,让学生在更早的阶段接触不同文化和思维方式,激发他们的潜力。这不仅有助于避免低欲望的陷阱,也能为他们未来的发展注入更多的动力。

如何应对低欲望社会?

“为了将来好好学习”不再有用了

积极心理学家马丁·塞利格曼提出过一个PERMA模型,说人想要幸福,有五个关键要素:

积极情绪(Positive Emotion)

投入(Engagement)

人际关系(Relationships)

意义(Meaning)

成就(Accomplishment)

我国的70后,以及日本的团块世代(即二战后出生的婴儿潮一代),特别重视“成就”和“积极情绪”这两个目标。

“成就”

指的是达成既定目标或完成别人无法做到的事情时带来的幸福感;

“积极情绪”

则是简单的快乐,比如吃汉堡时多巴胺分泌增多所带来的愉悦感。

对于过去的人们来说,这种积极乐观的感觉往往与“成就”密切相关。

因此,一旦达成目标,美酒佳肴等物质享受就成了理所当然的奖赏。

■ 截图自电视剧《无法成为野兽的我们》

对于我们这一代,经历了从贫穷到富裕的社会变迁,亲身参与了这一建设过程,买了房子,从乘公交变成了开车族。我们的幸福感来自于个人目标的实现与对社会贡献的联动。

如果在工作中取得了优异成绩,达成了某个目标,就可以尝试以前不敢想象的事情,比如海外旅游、酒店消费等。这些奖励是许多人工作的动力。

然而,现在的年轻人生活在一个物质条件相对丰富、但社会结构也更加固化的时代,幸福感可能更多地来源于PERMA模型的另外三个方面,即“意义”、“良好的人际关系”和“投入”。

这是因为年轻人很难像父母当初一样,通过努力获得高分,进入大公司拿高薪,从而获得快乐。家长可能会觉得孩子怕吃苦、不努力、没有长性,但这对孩子们是不公平的,因为现在孩子的求学之路虽然物质条件更好了,但取得“成就”却比以前困难得多。竞争开始得太早,强度也太大,学生们很难获得正反馈。

■ 截图自电视剧《无法成为野兽的我们》

我自己作为70后,读中学的时候,经常会听到有同学平时成绩一般,但到了高中突然进步,考上名校的故事,然而现在这样的故事几乎不存在了。

因为那时没有太多补习班、课外练习册,做完作业后学生有更多自由支配的时间,在这种低烈度的竞争环境下,如果有孩子努力,就能取得突飞猛进的进步。

我自己曾经因为课外阅读多而在高中“逆袭”,但多年后,我辅导侄女高中文科时,却发现现在的历史、地理等学科考试所需的知识量比过去大了很多,要想提高成绩确实需要大量的复习时间,依靠课外积累而逆袭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了。

这样下来,除了成绩拔尖的少数学生,大部分孩子在学习中感受到的都是沮丧和无意义,因此,他们不得不把对幸福感的追求从“成就”转移到其他方面。这种现象在他们工作后可能会更加明显,从而形成一种“低欲望”的表象。

■ 截图自电视剧《无法成为野兽的我们》

那么,如何才能克服这种“低欲望”呢?我个人有一个想法,就是把关注的重心,从孩子的“竞争本能”转移到“探索本能”上来,在孩子的培养过程中,尽量做到“规模和多样性”,满足孩子的探索本能。

也就是说--

不仅要多读书,而且要注意阅读内容的多样性;不仅要多运动,而且要增加运动项目的多样性。

不断接触不同的新内容,会持续强化孩子们的探索本能,而这种探索本能,在未来可能比竞争本能更加重要。

过去这些年,东亚式教育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问题是,中国的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世界也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二战后,日本之所以能在短期内实现快速发展,是因为人们愿意像“机器人”一样工作。然而,未来这些工作逐渐被高性能的AI或机器人所取代,曾经像机器人一样工作的人们将面临失业的风险。

■ 截图自电视剧《无法成为野兽的我们》

对于那些通过大脑思考能够找到答案的问题,人工智能可以给出更优的解决方案。人工智能无法取代的,是人类的“喜好”。

简单来说,就是那种“无论别人怎么说,我就是喜欢”的偏好。而且,人的喜好常常是非常多样性的,因为它们往往由许多无关紧要的因素组成。

比如时尚,可以说是人类喜好的典型代表,但其中充斥着大量无谓的因素。如果完全理性地只考虑御寒的功能,其实一件优衣库的自发热内衣就足够了。

因此,充分发挥孩子的探索本能,帮助他们形成独特的知识结构和兴趣爱好,才能让他们在多样化的未来世界中不断找到自己的位置。这样,他们不仅不会因为能力和个性的趋同而在同质化的竞争中落败,成功后也不会因为害怕内卷加剧而时刻担心被挤出赛道。

培养孩子的多样性兴趣和探索本能,实际上是在为他们在未来的世界中找到独特的位置做准备。

王献之曾这样描述自己的旅行体验:

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

如果孩子能够以足够开放和好奇的心态,在人生道路上不断发现自相映发的各种惊喜,欣赏沿途的风景,即使路途崎岖,也会因为内心的充盈而不觉得疲惫。

我相信,这样培养出来的孩子,无论从事什么工作,无论世俗成就高低,都不会陷入家长们所担心的“低欲望”状态,反而会在这个复杂多变的世界中找到属于自己的精彩旅程。

0 阅读:576

社说趣料

简介:感谢大家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