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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前夕，毛主席的一句话定下了新政府的基调：“有一点可以确定，周恩来必须参加政府工作，他的角色，相当于内阁总理。”这话没有商量的余地，也没有任何反对的声音。

那时，解放战争胜利在即，全国即将迎来新生，党内人才济济，为什么总理非周恩来不可？

这不是毛主席的个人偏好，而是历史的必然选择。

西柏坡的那个夜晚

1949年春天，河北西柏坡的小会议室里，灯光映在桌上的地图上，几位中央领导围坐，空气中满是即将执掌全国的紧迫感。

毛主席沉思片刻，说出了那个决定——周恩来必须主持政府工作。

没人反对，也没人质疑。

这个决定，不是临时起意，而是几十年风雨后的水到渠成。

周恩来不仅是党内最早的一批革命者，还是最懂如何“执政”的人。

他在国内外的历练，让他成为共产党里最擅长处理复杂局势的人物。

从南昌起义到长征，从抗战到重庆谈判，再到解放战争的总指挥之一，他几乎参与了中国革命每一个关键节点。

而此刻，革命胜利已近，他的角色也进入了新的阶段。

稳定政局，非他不可

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上下百废待兴，政权更替，社会动荡，国际形势更是紧张得像一根随时可能断裂的弦。

在这种时候，政府的首要任务不是发展经济，而是稳住局势，让国家机器快速运转起来。

而在党内，能把这盘棋下好的人，只有周恩来。

他最擅长的，就是把看似无法调和的矛盾捏合在一起。

党内有各种派别，社会上有各种势力，新政府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而不是四处树敌。

周恩来不仅在党内有威望，在知识分子、民主党派、国际社会中也有极高的认可度。

他处理问题的方式，不是简单地“对抗”，而是讲究策略，能让不同的人心甘情愿地走到一起。

1949年，他主持筹备新政协，邀请各界代表参与建国大业，制定《共同纲领》，既保持了共产党对新政权的领导地位，又让各方势力在政治上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有人说，如果换个人，或许新中国的政治格局不会这么快稳定下来。

外交战场，他是最强谈判者

新中国成立时，国际环境并不友好。

西方国家对这个新生政权充满敌意，苏联虽然支持，但也有自己的考量。

这个时候，中国需要一个能在国际舞台上“能说会道”、又能坚持原则的外交家，而这个人，还是周恩来。

早在抗战时期，他就在重庆和国民党周旋，既不让步，也不撕破脸，硬是撑到了最后。

新中国成立后，他主导的外交政策迅速打开了局面。1950年，他代表中国访问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为新中国争取到了宝贵的国际支持。

1954年，日内瓦会议上，他提出“求同存异”的外交原则，让中国的声音第一次在国际舞台上被认真对待。1955年，他在万隆会议上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奠定了新中国的外交基调。

这一系列操作下来，国际社会不得不承认，新中国不是孤立的，也不是可以被随意欺负的。

内政改革，只有他能搞定

新政府成立后，国家机器需要重新搭建，财政、经济、社会管理，一切都要从零开始。

战争刚结束，物资短缺，通货膨胀，市场混乱，百姓的基本生活都难以保障。

周恩来接手后，第一件事就是稳定经济。

他果断推进人民币统一流通，整顿金融秩序，严控投机倒把，让市场迅速恢复正常。

他推动土地改革，解决农民的生计问题，为国家的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

他还大力发展工业，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集中力量建设重工业，为新中国的现代化打下了骨架。

而在政府体系建设上，他更是亲力亲为，建立了一整套行政管理制度，让新政府迅速从革命组织转变为国家治理机构。

他不是完人，但他是最合适的人

周恩来并不是没有缺点，他的性格有时候太温和，容易顾及太多人的感受，甚至因此承受了很多误解和委屈。

但从执政的角度来看，他是那个时代最合适的总理。

毛主席需要一个能执行他方针，同时能处理复杂事务，平衡各方利益的人，而这个人，非周恩来莫属。

有人评价他：“周恩来是中国历史上最好的‘二号人物’。”他不是最具革命性的那一个，却是最能把革命成果变成现实的那一个。

没有他，新中国的建立或许不会这么顺利，而新中国的治理，更不会这么快步入正轨。

有人说，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决定了它的方向，而总理，决定了它能走多远。

周恩来的存在，确保了新中国不仅站起来了，而且能稳稳地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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